张卓元：一辈子与“价值规律”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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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卓元：一辈子与“价值规律”打交道
  2014年03月03日13:3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传统体制下，他精研价值规律，探幽发微，求索匡正体制弊端之正道；改革开放后，凭借精深学术积淀，他徜徉于价格改革、控制通胀、宏观调控等诸多领域，弘扬发展市场经济之大法。他主编 《中国经济学60年》、《新中国经济学史纲》两部鸿篇巨制，为历史存留经典；22年中13次参加国家改革路线图之设计，尽显翰林本色。”这是在2013年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上，主办方给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的评价。

        为拜访中国经济学界的这棵“长青树”，冒着初春的微寒，记者敲开了北京月坛北小街2号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古朴的木门。年过八旬的张卓元矍铄而健谈，热情地接待记者。

        17岁，与经济学不期而遇

        张卓元的口音中隐约带有南方人特有的韵味，一问才知，他是客家人。1933年，他出生于广东梅县的一个金银匠铺家。张卓元说，客家人有个传统，“再穷也要送孩子到学堂念书”。5岁那年，他开始接受规范的启蒙教育。良好的早期教育让他养成了勤于思考、善于动笔的好习惯；而严谨、克勤、进取的客家家风，也在他的性格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与经济学的不期而遇，缘自一次偶然。17岁那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张卓元还在梅州中学读高三。“有一天，我无意中读到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尽管对书中的基本原理一知半解，但那些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帝国主义经济的分析与描述使我入了迷，于是我开始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张卓元缓缓回忆道。

        兴趣是最好的导师。这本在今天仍令不少专业学者感到枯燥的书，在当时却引领着这位17岁的少年，走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大门。

        高考后，张卓元面对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山大学经济学系两张令人艳羡的录取通知单，毅然选择了后者。1954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被选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身）工作。这之后，在于光远、骆耕漠、孙冶方等经济学前辈的影响与熏陶下，张卓元在经济学研究道路上越走越远，并开启了他与“价值规律”的不解之缘。

        60年，对价值规律一路执着

        徜徉于经济学浩瀚之海60余年，张卓元以见事于“未萌”的视野，提出了不少颇具开创性的理论。由此，他被贴上越来越多的标签：“马克思生产价格谜局”的破译者、孙冶方经济理论遗产的继承者和发掘者、“稳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等等。

        拨开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标签，在张卓元看来，无论是早年执笔著文，卷入几次著名学术论战，还是后来跻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立的队列，再到直接献策国家改革路线图……“这其中，我对‘价值规律’的关注是一脉相承的。”张卓元坦言。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前期，“价值规律”尚未在中国经济学界获得“名正言顺”的地位，张卓元顶住压力，陆续写就多篇文章，层层叩问“价值规律”，积极为其正名。

        20世纪80—90年代，适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创的关键时期，张卓元接连提出“价格改革”、“稳中求进”、“国企改革”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转型的重要思考。“大部分观点的核心思想，也是要‘让价值规律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张卓元说。

        从1991年至今，张卓元参加了十几次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虽然改革的问题五花八门，但张卓元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建议，却无不旨在匡正发展过程中常被扭曲的“价值规律”地位。

        80岁，“可以少写，不能停笔”

        张卓元的办公室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当属堆满四壁的书。记者不禁好奇，张老究竟有多少书？张卓元想了想，叹道“我也数不清”。

        张卓元告诉记者，自己有两套房子，一套和老伴住，另一套几乎全用来放书了，“客厅、卧室和阳台……差不多10个书柜的书”。而在张卓元自己居住的家中，阳台也被改造成 “书柜”——“在阳台搭一溜台子，下边用来放书，上边就种些花花草草。”提到这个创意，他有些得意。

        张卓元的藏书几乎全是经济学类著作。“我基本只看专业书。”尽管在学问上如此专注，但每天下午听新闻，是他多年来不变的习惯。“我是 ‘中国之声’的忠实听众。”张卓元笑道。

        除了读书、听新闻，张卓元最大的业余爱好便是听音乐。“因为有轻微的神经衰弱，听瑜伽音乐、古典音乐，尤其是中国古典音乐，可以帮我缓解疲劳和紧张。”

        晚年的张卓元，由于频繁受邀上“玉泉山”参与起草中央重要文件，被好友戏封以“玉泉山人”的雅号。

        “笔耕不辍，著述等身”，或许是张卓元60余年学术生涯的最好写照。对于未来，“可以少写，不能停笔，停笔意味着不再从事研究工作”，张卓元自我期许。（记者 邓之湄 吕家佐/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