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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振宇|2015年中国苏区史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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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2 02:20: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5年中国苏区史研究综述




2015年中国苏区史研究在论著出版、专题论文发表等方面又取得诸多新的成就。以中国大陆地区公开出版物为评介对象,苏区史研究专题论文在革命史视野下的叙事与阐述、局部执政视野下的经验与启示、会通民国史的“大历史”、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小历史”以及苏区时期历史人物研究等五个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呈现出热点集中、亮点纷呈的特点,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作者:庞振宇,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载《苏区研究》2016年第3期.




2015年,从事苏区史研究的科研工作者秉承求真、求实、求解、求是的理念,在论著出版、专题论文发表等方面又取得诸多新的成就。本文以中国大陆地区公开出版物为评价对象,回顾一年来苏区史研究的概况,以有助于学界对于研究进展的了解。本年度出版的苏区史研究专著有何友良著《打土豪,分田地——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河北人民出版社),易凤林著《革命文化制度探索:中国苏区教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叶美兰等著《中华民国专题史·中共农村道路探索》(南京大学出版社),李根寿著《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人民出版社),钟日兴著《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动员:以中央苏区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游海华著《市场·革命·战争——近代赣闽粤边区的变动与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本年度的苏区史研究专题论文,从选题旨趣的角度大略可分为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之间当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融通、互补的,特别在研究方法上是相互借鉴的,因此对每篇论文归类仅仅是相对而言。
一、叙事与阐释:革命史视野下的苏区史研究


党性与科学性、政治性与学术性高度统一,是苏区史研究的特点。就科学性、学术性而言,苏区史研究首先要回答为什么革命、革谁的命、谁来革命、如何革命等问题,深入研究苏区的根基、创建、发展、历史地位,讲好诸如革命如何兴起、如何展开、进程如何、结局如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等苏区故事。


共产国际是影响中国革命的重要因素。随着共产国际解密档案的陆续出版,共产国际与苏维埃革命的关系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本年度又有了研究新进展。余伯流《共产国际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关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共产国际、联共(布)和斯大林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朱毛红军是热情关注和高度重视的,进行了客观的报道,作出了中肯的指点,给予了正确的评价,是指导有功的。王才友《成败的双相:共产国际与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关系研究(1929-1931)》(《苏区研究》第4期)认为,从以城市为中心的盲动主义错误到在纠正错误中探索建立苏维埃政权,再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相继建立,共产国际有错误指导和瞎指挥的成分,也有在错误中逐渐调整靶心的正确面向。吴明刚《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发展指导述评》(《党政研究》第2期)把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发展的指导大致划分为冷眼旁观、关注重视、规划蓝图、加强“活的指导”和强化领导机制五个阶段。要求中共成立苏区中央局和成立一个管辖所有苏区的临时革命政权机关,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战略发生转变的重要环节,凌步机《共产国际与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第2期)和《共产国际与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苏区研究》第3期)对此问题有详细的考证,认为共产国际从提出到督促,自始至终都给予了关心、支持和帮助。孙伟《共产国际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党史研究与教学》第5期)认为,共产国际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34年5月到1934年9月,给中共中央以较为明确的指示,为留守人数、基本任务及斗争方式等都定下了基调;1934年10月到1937年9月,没有给以直接指导,完全是由中共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成功典范;1937年10月到1938年6月,通过对新四军的充分肯定,间接地予以了高度的评价。


苏区军事斗争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是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王盛泽《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红军建设》(《党政研究》第2期)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创建和发展,对红军政治思想上的建设,以及战略战术方面都给予了许多好的指导意见,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失误,这是探索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肖甡《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有许多是正确的,推动了苏区军事斗争的发展,但也有诸多建议不符合实际,严重干扰了苏区的军事行动。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担任中共军事顾问的李德,对“福建事变”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军事战略与军事指挥又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凌步机《共产国际与“左”倾“进攻路线”在中央苏区的推行》(《军事历史研究》第3期)认为,共产国际在制止和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时,没有完全否定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可能性。米夫致信斯大林,强烈要求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敦促中共将夺取中心城市的任务提上日程。博古等为在苏区推行“进攻路线”,开展了反“罗明路线”斗争。共产国际远东局也从幕后走上前台,直接推行“进攻路线”。


中央苏区专题研究。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其相关问题》(《苏区研究》第1期)针对闽西革命根据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之间的相互衔接,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分期,闽西苏区与中央苏区的关系,闽西苏区的地位和作用以及闽西苏区的创立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王盛泽《中共福建省委与朱毛红军开创闽西中央苏区》(《苏区研究》第4期)考察了中共福建省委在中央苏区开创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中共福建省委领导闽西革命斗争为中央苏区的创建奠定了扎实基础,为朱毛红军建立了信息沟通,对其军事行动提出了指导性建议,与朱毛红军形成互动并提供助力。杨会清《革命与秩序:中央苏区的打“土围子”》(《长白学刊》第1期)认为,“土围子”在中央苏区的大量存在,不仅严重影响到苏区的革命动员,也对苏区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中央苏区对“土围子”的持续打击,虽然在当时党内受到非议,但从革命与秩序的角度看,打“土围子”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庞振宇《“做模范的苏维埃公民”——中央苏区模范红军家属运动的历史考察》(《苏区研究》第3期)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扩红、筹款任务的艰巨,中央苏区开展模范红军家属运动,由红军家属自己解决劳动力问题并支持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以推进扩红运动和战争的后勤供给工作。模范红军家属运动反映了中央苏区在人力、财力动员上已达到极点。王连花《中央苏区后期革命动员的困境与对策》(《中南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中央苏区后期,由于人力、财力和物力有限,加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中央无视苏区的实际困难,提出不切实际的动员目标,运用过于形式化的动员方式,采用“关门主义”的动员策略,致使中央苏区的革命动员工作陷入困境。为满足革命战争的需要,党和政府不得不启用更为强硬的高压政策和更为有力的激励政策,对民众实行再动员。


西北苏区专题研究。张化民、拓宏伟《陕甘游击队与西北红军》(《党史研究与教学》第1期)认为,陕甘游击队是西北地区中共直接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陕甘边根据地及红二十六军的主要领导人和陕北根据地及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前身的陕北红一、二、三支队的主要领导人都曾经是陕甘游击队的指战员。陕甘游击队对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陕甘游击队是由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而成,西北反帝同盟军的领导人谢子长、阎红彦和刘志丹等围绕是否立即打出红旗,开展游击战争以及由此衍生的是否立即对部队进行“整顿”发生了分歧,最终激化为“三甲塬缴枪事件”。“三甲塬缴枪事件”是中共西北党史上长期存在争议且影响深远的敏感事件。魏德平《“三甲塬缴枪事件”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第2期)认为,谢子长、阎红彦等关于立即“打红旗”,进而开展游击战争的主张与中共中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基本一致,是贯彻落实上级领导机关要求的具体措施,符合中共党内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要求。但是,在当时情况下,刘志丹根据陕甘地区特殊的政治、军事环境,对开展武装斗争时机和策略的探索也应该充分肯定。杜敏《陕甘根据地何以成为红军长征落脚地》(《学海》第6期)认为,切实可行的土地政策、讲求实效的统战策略以及因地制宜的战略战术造就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后发优势”,同时这些因素的具备又离不开有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较少的“左”的错误的干扰以及领导人的务实作风等主客观条件。


其他苏区专题研究。王传富《土地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宣传动员——以鄂豫皖苏区为例》(《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中共在鄂豫皖苏区创造了举办农民夜校,教唱革命歌曲,召开群众会议,创办报纸刊物与印刷书籍小册子,以及运用口号、标语、传单等多样化的宣传动员形式,并自上而下成立了党政军群的宣传部、文化教育委员会、宣传队等领导机构。一些农民融入革命洪流之初不是因为信仰而是被中共宣传动员营造的舆论氛围所感染。张俊峰《川陕苏区农民政治参与的历史动因探析》(《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第6期)认为,政治参与的主观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政纲和苏维埃战略对农民的吸引,以及农民追求现实利益的政治诉求,客观原因在于苏区社会生态的变革。王明前《鲁北、鲁东土地革命的政治认同与斗争手法》(《德州学院学报》第5期)认为,鲁北、鲁东党组织把土地革命的重点放到领导农民群众的日常经济斗争上,并且坚决贯彻革命的阶级路线,确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创建工农革命武装的过程中,鲁北、鲁东党组织一方面坚持以群众为暴动和革命武装的主力的原则,另一方面注意因势利导,把当地红枪会改造为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探索适合鲁北、鲁东地方实际的游击战争规律。傅奕群《群众与革命:闽东苏区群众动员策略研究》(《苏区研究》第2期)认为,在闽东苏区,共产党从农民的利益诉求出发,利用群众组织和农民武装解决土地问题,在基层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改变农民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构筑农民的思想堡垒,同时进行党的组织建设。随着组织化程度的提升,苏区群众成为新革命政权的基石。红十四军是全国红军序列中在江苏省内唯一的一支正规红军,于1930年4月成立,同年10月解散。尹强《浅述红十四军失败之因》(《苏区研究》第4期)认为,失败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即“左倾”思想的影响,对敌强我弱的形势认识不足;内部不纯,内奸叛变革命;部队综合素质差,战斗力不强;敌重兵疯狂“围剿”等。


肃反专题研究。张永《湘鄂西苏区肃反研究》(《史学集刊》第2期)认为,为了加强对苏区和红军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先后派重要干部到苏区建立中央局、中央分局。夏曦到湘鄂西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后,由于经验和认识的差别、权力分配的歧见、领导能力的不足以及个人品格的缺陷等原因,与开创苏区的地方领导人万涛、段德昌、贺龙等发生了激烈的权力冲突。万涛等违反中共组织原则,展开了自下而上推翻夏曦领导地位的活动,在湘鄂西四大上几乎成功。夏曦为维护领导地位、强化集中统一领导,不得不在1932-1934年间发动了四次残酷的肃反。文章考证,肃反前后约三千人被捕,杀了大约几百人,多数是湘鄂西苏区的重要干部,贺龙回忆中说的上万人被杀不是事实。师义帆《肃AB团中党员、党组织与群众》(《苏区研究》第4期)认为,当革命一旦出现问题,将错误归咎于党内一部分阶级异己分子,是合乎革命逻辑的。由此,作者把研究目光集中在肃AB团对江西苏区党员、党组织的影响上,认为肃反导致知识分子比重显著下降,也造成干部缺乏的问题;肃反试图将基层党组织日趋严密化,但肃反机关权力过大也造成组织生活的不正常;肃反运动中,党组织利用群众整党,而群众也从整党中吸纳了中共革命文化。


反富农专题研究。孙启正《苏区时期中共“反富农”问题的逻辑分析》(《赣南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土地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富农的本质是农村资产阶级,无法得出土地革命时期“反富农”的合理性。实践中,中共出于争取群众的现实斗争需要,对富农从中立到限制再到削弱,最后与地主待遇无异。中共在理论上,一是指出“半地主”是中国式富农的另一面,二是指出富农的半封建性决定了走向反革命的必然性,预设了富农的“反革命立场”,完成了反富农政策合理性的逻辑自洽。
二、经验与启示:局部执政视野下的苏区史研究


苏区史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围绕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研究党的执政问题和自身建设问题。中国共产党怎样实施苏区局部执政,各项建设中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出现失误的原因是什么,以及有什么样的基本经验和历史启示等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党的建设专题研究。陈始发、李立娥《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机制探析》(《江西财经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机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依靠各级学校,力促苏区干部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本位观,真心为民的理念,以及密切联系群众的新作风;二是通过全民办报,充分发挥报刊宣传的廉政文化建设机能;三是依托各种组织,通过社会教育,激发了全民自觉参与、监督政府的主体意识。


政权建设专题研究。曾耀荣等《土地革命、反对富农与苏维埃政权改造——川陕苏区政权建设的思考》(《赣南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川陕苏区开展土地革命。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免受损失,富农加入革命队伍并想方设法取得苏维埃政权,以此来阻止土地革命的推进。中共为了清除土地革命的阻碍,必须改组苏维埃政府,把富农赶出去。因此,川陕苏区政权改造是土地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经济建设专题研究。刘晓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期公债发行述论》(《江西社会科学》第6期)认为,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是临时中央政府第一次发行的公债,标志着革命根据地债务举借开始走向规范化。公债发行中的政治动员成为以后根据地公债发行普遍采用的方式,公债发行中的不足也为根据地公债发行政策的完善提供了经验教训。刘惟煌等《中央苏区金融保密工作框架及体系研究》(《党史文苑》第10期学术版)系统梳理了苏区时期红色金融的发展脉络,认为中央苏区形成了以国家政治保卫局为框架、国家银行为主体、具有战时金融特征的红色金融保密体系。王明前《从“打土豪”到“分田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财政经济》(《荆楚学刊》第1期)认为,湘鄂西苏区初步建立起统筹统支的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等基本制度,以及正规化和科学化的税收制度。湘鄂西苏区还强调通过经济建设丰裕财政的建设方向,并努力建设银行信用体系。


社会建设专题研究。谢开贤《论中共苏区社会建设的历史经验》(《江汉论坛》第7期)认为,苏维埃时期中共社会建设的主要经验可以概括为,从实际出发是活力源泉,工农群众积极参与是成功之路,服务于革命战争是着眼点,改良群众生活是重要任务,各种基本政策是重要保障,以及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枢等。


文化建设专题研究。陈信凌、李志《论中央苏区报刊的传播功效》(《江西社会科学》第8期)认为,中央苏区的报刊传播工作提高了苏区群众的政治觉悟,掀起了共克时艰的运动浪潮,形成了新闻宣传的基本理念,为新闻事业服务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周利生《革命标语:苏区民众政治动员的重要载体》(《苏区研究》第4期)认为,标语虽然某种程度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进行了碎片化处理,但各种革命标语的广泛存在,以及党着力推动标语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在苏区群众的生活空间中造成了一种有利于整体性理论灌输的环境,并成为苏区的一种文化现象。周平远《苏区文艺政策的四大原则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苏维埃运动所坚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修辞方式与传播策略表现为文艺政策的宣传本位原则、任务中心原则、戏剧优先原则和社会娱乐原则。


苏区教育可划分为学校教育、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吴晓荣《政治社会化与中央苏区的学校教育》(《苏区研究》第1期)认为,中央苏区的学校教育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场域,儿童接受教育的过程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认同过程。吕满文《土地革命时期红色军校在红军建设中的作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土地革命时期红色军校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实际问题为中心,力求做到课堂与战场、学校与部队的紧密结合,为人民军队培养了大批军政人才。祝黄河、肖华平《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研究》(《苏区研究》第1期)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的历史背景、基本途径、主要内容和历史成效进行了梳理,认为干部教育造就的干部队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边革命斗争和苏维埃建设的主力军,也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时期“硕果仅存”的重要保障。陈岗《论川陕苏区社会教育的形式与载体》(《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第4期)认为,川陕苏区通过识字岗、童子团学校、背包课堂、院坝课堂、红场、火坑教学、山涧课堂等载体,推动了社会教育在各地的开展,普及了农村教育,提高了工农文化水平。


军队建设专题研究。周峰《中共早期对武装力量的理论探索与实践(1921-1929)》(《中共党史研究》第11期)通过梳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相关史料,考察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建军原则的理论来源及实际确立的情况。孙文广《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军思想的确立与影响》(《党的文献》第1期)认为,通过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军队党的各级组织和开展有力的政治训练,中国共产党理顺了军事与政治、军队与人民、军人与信仰的关系,解决了军队听谁指挥、为谁打仗、为何打仗这三个建军根本问题。王建强《红军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制度探析》(《中共党史研究》第5期)认为,红军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制度,源起于国民革命军的个别部队,建立于红军初创时期的探索和实践中,至1930年9月臻于完善。这一制度最终于1932年被取消,主要是因为遭到了共产国际的质疑和反对,是在外力作用下被迫取消的。


本年度有两篇探讨红军俘虏政策的论文,内容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孙伟《试析中央苏区时期红军的俘虏政策》(《党的文献》第2期)认为,中央苏区时期红军俘虏政策的具体做法有缴枪不杀、尊重人格、予以释放、教育改造、提拔使用、进行扣留、同意交换、严格甄别等,特殊情况下实行就地枪决。红军俘虏政策基本上符合中共的对敌统战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红军的兵源补充问题。在贯彻过程中,虽然有时需要变通,甚至有不能完全执行的意外发生,但总体来说是执行到位的,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俘虏政策积累了宝贵经验。任伟《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与实践》(《近代史研究》第6期)则认为,优待俘虏其实是一个相当高远的理想,虽极尽努力,但囿于残酷的现实环境,很多政策并不一定能够落实。此外,因出身问题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因素,中共并不完全信任俘虏兵,在肃反时期,俘虏极容易成为被打压的目标。返归革命现场或可发现理论与实际存在巨大张力。


法制建设专题研究。肖志恒《井冈山及中央苏区立法实践的经验及当代启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第6期)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及中央苏区创建工农民主政权的实践中逐步萌发和形成了工农民主专政的法制理念,开启了以立法、执法、司法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建设的先河。曾耀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税收法制建设及其启示》(《苏区研究》第4期)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实施暂行税则和一系列税收制度,建立起包括商业税、农业税、工业税、关税在内的税收体系,并逐步实行了各项税收征管制度。


苏区群团专题研究。刘长江等在《略论群团组织在川陕苏区的活动及贡献》(《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第1期)、《浅析川陕苏区群团组织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和《川陕苏区时期的群团组织与红四方面军后勤保障研究》(《西华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等论文中认为,群团是苏区群众参与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活动的重要组织,也是党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党群互动的重要纽带。为巩固苏维埃政权,群团动员苏区群众广泛参与了土地革命、戒烟运动、扩充红军以及辅助红军军事斗争等活动,向群众宣传了苏区的各项政纲和决策,不仅发挥了群众的自主性,也实现了党坚持“群众路线”的目标。群团还采取取之于敌、筹之于民、白区秘密采购或换购等方法,为红四方面军提供了良好的后勤保障。
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专题研究。余伯流《论苏区精神——解读习近平关于苏区精神的重要论述》(《苏区研究》第1期)认为,习近平对苏区精神的概括,既是原汁原味,切合历史实际的,又把握了苏区精神的主流形态和本质内涵,抓住了能穿透时空、影响时代的亮点,且用语精短,简明扼要,易于记忆,便于宣传。常捷等《苏区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江西社会科学》第6期)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苏区精神具有内在一致性。2015年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80周年。石仲泉《红军长征与长征精神》(《苏区研究》第1期),结合“走走党史”过程中的实地考察,认为长征精神体现在五个方面,即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对党的坚定信念;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和不惜付出一切牺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互助友爱的高尚品德;以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三、“大历史”:会通民国史的苏区史研究


苏区史是中共党史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华民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是一场用马克思主义来应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危机,进行改造中国社会的尝试,以期探索出一条与国民党及其他各政党不同的新道路。2005年,何友良《关于会通民国史深化苏区史研究的思考》(《江西社会科学》第5期)针对苏区史与民国史研究长期以来呈现不相往来的状况,提出治苏区史者会通民国史,建立互为照应、协调综合、整体把握、融会贯通的视野和思维,在民国史的大视野下研究苏区史,以苏区史的实例丰富民国史和分析民国社会。这一观点得到学术界的呼应,2015年又有多篇会通民国史的苏区史研究论文。


会通民国史,首先就是把苏区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放在民国史的大范畴和国共两党发展中国的政略、道路构想的大视野中去考察,从而在更为广阔的时空上进行研究和评价。郑志锋《中央苏区的妇幼保健立法》(《福建论坛》第6期)从近代中国妇女儿童健康问题的严重性来认识苏区妇幼保健立法的必要性和共产党的先进性。文章认为,近代中国,包括维新派的禁缠足、兴女学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男女平等、争取女权等妇女解放运动,都较少关注劳动妇女的劳动环境和女工的健康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女工和童工的保健问题作为争取民众权益的重要内容,逐步形成一系列保护妇女儿童健康利益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为在生产劳动、婚姻家庭等领域的立法上真正考虑妇女儿童的健康利益问题提供了可能。中央苏区妇幼保健立法是在局势动荡和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情况下进行的,尚未形成完整的保护体系,个别条款也存在缺乏可操作性和立法技术不严谨等不足,但在当时革命斗争异常紧张、各种政治力量激烈博弈的历史背景下,法的内容和保护对象远比立法技术来得重要,这也是苏维埃政权能够调动和凝聚群众力量的重要原因。朱钦胜、陈刚《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抗日主张及其实践研究》(《萍乡学院学报》第5期)认为,随着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局势更加复杂。在民族生死存亡面前,中共以民族大义为重,呼吁国民党停止进攻苏区,同时宣布了一系列抗日主张,并付诸实践。这些主张不仅得到工农大众支持,而且许多国民党下层军官也自动加入中共抗日大军中,甚至日本国内反战力量也积极响应。文章也指出这一时期中共的抗日主张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把反日与激烈的反蒋甚至保卫苏联紧密结合在一起,困扰并影响着中共联合全民族抗战。


会通民国史,还要把国统区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与苏区史建立勾连,从中考察苏维埃革命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进而全面地认识苏区历史。周平远《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关联性》(《南昌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是在国际苏维埃运动和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引领和感召下发生发展的,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之间的关联性突出表现为二者的同源性、同质性和同步性。文章通过对左翼文艺运动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关联性、交叉性、整合性和系统性的考察,得出结论,即左翼文学、左翼文艺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历史概念,其突出的政治意识既表现为阶级性、革命性和国际性,也表现为党派性、对抗性和颠覆性。黎志辉、余淑兰《苏区革命的传播和赣闽纸业的兴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苏维埃运动席卷了南方省份的大部分产纸区域,以赣闽两省为例,革命与近代纸业的历史关联,可从以下两方面予以阐释:一是两者在地域上的高度重合,虽不可避免地对纸业工人参与革命运动产生刺激或诱导作用,但总体上这种革命参与现象并不普遍;二是注重宣传的中共组织对纸的大量需求,不但促使革命区域的纸业生产在战争状态下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而且突出地反映了中共以革命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为特质的政治模式。土匪问题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中国革命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王盛泽《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福建土匪问题研究》(《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第4期)认为,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土匪提出了利用、改造、清洗的正确政策和做法,收到了较好的成效。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这些经验和做法也被中共福建省委和地方党组织广泛运用,对于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坚持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小历史”: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苏区史研究


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苏区史研究,主要是强调研究方法上的借鉴。在问题意识转向“社会革命”和“民众动员”之后,学者们通过底层史料的搜集与考证来解释历史现象,形成苏区史研究的微观史学,从过去关注宏观的结构问题、路线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转向考察过程、事件等细微的历史进程,尝试在社会革命的意义上理解苏维埃革命的复杂面相。


2015年1月13日至14日,第一次开放时代工作坊在中山大学举办,主题为“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希望从长时段、日常生活、地方社会的角度展现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延续性,以区别于惯性的党史研究。刘永华《造反故事与闽西土地革命》(《开放时代》第2期)认为,造反故事宣扬的“造反有理”为闽西民众对中共早期革命者的理解和接纳以及他们最初参与、投身革命事业,至少是减轻了“思想负担”,为土地革命期间中共向乡村的渗透提供了一个相当基本的纽带。孟庆延《苏区革命与地方社会:查田运动之发轫新探》(《开放时代》第6期)深入到具体社会历史情境中去分析查田运动的来龙去脉,学术旨趣是对中共政治文化与政治传统进行“察其渊源、溯其流变”的制度史考察。作者从意识形态、政治斗争与社会场域三个层面考察查田运动发轫的社会历史条件,认为查田运动诚然有其现实经济意义上的目的,同时又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但这一革命运动却一方面嵌入地方社会的传统社会关系之中,另一方面又和当时党内现实的政治场域、派别斗争密不可分。传统社会的社会关系与组织方式、革命组织机构与运行机制(肃反与检举)、地方社会的具体情境以及革命精英本身所处的政治场域等社会条件与历史因素在同一历史时空相互作用,进而形成了“查阶级”这一政治传统得以生成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


苏维埃革命兴起与革命展开后的复杂面相是学界的一个关注焦点。黎志辉《弋横暴动的组织网络和革命叙事——兼论“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的组织发展史》(《中共党史研究》第5期)认为,方志敏、邵式平等“返乡”中共党员,主要透过本地党员的相互串联、过去形成的知识社群网络以及对亲邻关系和某些秘密结社形式的借用与转化,组织起遍布乡村社会的农民革命团,成为革命暴动的主要力量。弋横暴动是组织传播型的代表,反映出党员个人权威及社会关系在中共革命根据地初创过程中的特殊作用。毛泽东在1930年对“方志敏式”根据地给予积极评价,以后随着“朱毛式”根据地在中共党内崛起为革命史书写的正统,“方志敏式”根据地也在赣东北苏区革命叙事中确立了中心地位。应星《苏区地方干部、红色武装与组织形态:东固根据地与延福根据地的对比研究》(《开放时代》第6期)通过对土地革命时期江西吉安的两块根据地的组织形态的细致对比,提出了对“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这对重要范畴内涵的重新认识。首先,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既是动态的、相对的、可转换的,又是相互为用的。其次,外地干部作为个体与作为群体出现时具有重要差别。再次,地方干部所创造的红色武装及其根据地的内聚力的差异是由一系列复杂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最后,地方武装和根据地在组织形态上的差异不仅仅取决于内聚力本身,还取决于与上级党组织与外部军事力量复杂的互动。


在用马克思主义改造苏区社会的实践中,中共究竟遇到了哪些问题与困难,又产生了怎样的矛盾和张力,是学界又一关注焦点。易凤林《传统势力与土地革命》(《苏区研究》第3期)认为,传统势力在土地革命中的消极作用之大,超过中共的革命预期。从各地推行革命的实践来看,传统势力极大的阻碍了中共革命思想的传播、党政军建设和革命斗争的进行。农民根深蒂固的宗族思想、地方主义和受传统观念世俗的束缚,对中共的土地革命理论产生了抵抗作用。面对这意想不到的困难,中共不得不根据现实进行革命应对,并适当地利用传统势力,掌控传统社会资源,打开工作局面,从而逐一在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张宏卿:《农民与革命: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第5期)认为,乡村革命动员的困厄是由于“农民意识”,即农民浓厚的地方家族与宗法观念以及移情能力的低下,同质性与好走极端的非理性思维方式,“不可迟缓满足的现实性”与务实求验的心态,重人情、轻人性的行动逻辑等。中国共产党最后能够在农民动员上取得重大成功的原因,就在其沉入农民当中,与农民结为命运共同体,并将革命信念与农民诉求实现成功嫁接。放宽历史的视野,革命也许是一时一地的改造了农民,而农民却是无时无地的“改造着”国家。
妇女如何融入革命,有学者从身体史的角度给予解读。徐峰《剪发与革命:苏区革命妇女的身体政治史研究——以妇女独立团剃光头为例》(《北京社会科学》第2期)认为,革命妇女剪发乃至剃光头,表明妇女解放与国家政治之间存在一种互相认同或紧张的微妙关系。在战争年代,妇女的身体与革命之间具有某种张力,一方面革命将妇女的身体带入更为宏大的社会场域,另一方面革命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消解了妇女的性别意识,让妇女在参与革命的过程中忽略或暂时放弃了自身的性别身份。妇女的革命与妇女自身的解放、民族的解放交织在一起,使得原本属于个体的身体被不断建构和社会化。
五、苏区时期的人物专题研究


2015年是毛泽东寻乌调查八十五周年。姚亚平《从1930年毛泽东调查研究看党的群众路线》(《苏区研究》第3期)认为,1930年毛泽东开展的寻乌、兴国等系列调查,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这段历史的重要启示是,处理党群关系的基本问题就是要把党的群众路线落实到维护群众利益、解决群众实际问题上来。陈晋《调查研究与中国道路》(《苏区研究》第3期)认为,毛泽东进行的以寻乌调查为代表的农村调查,为回答中国革命道路“是什么”和“怎样走”等重大课题提供了重要的认识基础,进而激发和坚定了毛泽东对中国道路的自觉和自信。金民卿《寻乌调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苏区研究》第3期)认为,长期以来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在思想理论界没有得到应有的足够重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寻乌调查进一步弄清了富农问题,为制订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提供了实际依据;进一步弄清了城市商业状况,明确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为深化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撑;寻乌调查还为《反对本本主义》的创作奠定了重要基础。苏区时期,毛泽东是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于化民《十年内战与毛泽东的军事家之路》(《史学月刊》第1期)认为,从领导秋收起义开始,毛泽东坚持用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方法,不断地从胜仗和败仗中汲取经验教训,并将战争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从一个不会打仗的教书先生,成长为受到全军上下信赖和拥戴的统帅。作为一个从中国革命战争走出来的战争艺术大师,毛泽东的军事家之路有着鲜明的实践特色。束锦、闾小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样本——苏维埃运动时期毛泽东对巴黎公社的认知与实践》(《天津社会科学》第3期)认为,在军事斗争与苏维埃政权建设中,毛泽东将巴黎公社的诸多元素转化为革命道路上的行动指南,对巴黎公社这一独特的政治资源进行了本土化的开发与运用。毛泽东对巴黎公社的认知与实践,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初始样本,且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及整个中国革命的走向。黄惠运《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苏区研究》第3期)认为,毛泽东在领导开展苏区各项建设中形成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培植森林,“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等社会建设思想。


2014年,中国中央文献研究会成立任弼时研究中心。在中心的推动下,本年度出现多篇研究苏区时期任弼时的论文。曾成贵《任弼时在中央苏区的党建思想与实践》(《苏区研究》第1期)认为,任弼时在中央苏区工作两年间,发挥马克思主义组织家的才能,把列宁主义党建理论和原则同苏区党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党建组织落实方面贡献突出,但思想建设方面则有不足,这也是苏维埃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方面较为普遍的问题。任弼时与第三次“左”倾错误是保持一致的,但也不排除分歧的产生,结果被认为执行路线不彻底而被外放到湘赣苏区,这也成为他开始认识并在湘赣苏区从局部纠正极左错误的契机。对任弼时调任湘赣省委书记是由于受博古等人排斥的说法,曹春荣《任弼时调任湘赣省委书记原因探析》(《赣南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则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从任弼时当年的政治倾向与态度,《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内容,以及当年对任弼时调动的正当性等方面进行分析,任弼时去湘赣堪称临危受命,而非遭到排斥打击,实践证明他深孚众望,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2015年是方志敏英勇就义80周年。何友良《方志敏:一个纯真的共产党人》(《光明日报》2015年12月24日)认为,方志敏用热血书写忠诚,对党和信仰、对国家和人民满怀滔滔大爱;用创造谱写奇迹,在潜心思考与拼命奋斗中成就军政全才;用生命承载使命和责任、誓死效命事业和理想。他至纯至真、至刚至正的品格精神,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人格力量,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与中国共产党精神特质的完美融合和典型体现。1931年8月至1932年5月,邓小平在中央苏区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1932年5月至1933年2月任中共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杨东《邓小平怎样当县委书记》(《党的文献》第1期)认为,邓小平以决断果敢、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迅速扶正压邪、稳定人心,随后又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并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帮助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问题,因此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人们所熟知和认可的小平风格。习仲勋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党政重要领导人。蒋伯英《论习仲勋与两当起义》(《党史研究与教学》第4期)考察了习仲勋奉命打入国民党军队开展兵运工作的情况,认为他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进行了艰苦细致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主导并参与领导了两当起义。两当起义是促使他走向成熟的转折,对他的成长和革命道路的选择有着深远影响。


苏区人物群体研究。刘晓农《黄埔军校生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的独特作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黄埔军校生成为红军干部的中坚力量,在各次战斗中都担当了指挥重任。同时,黄埔军校生身体力行推进军队党的建设工作;承担了袁文才、王佐部队的军政训练工作,为团结、改造这两支绿林武装立下了功劳;在各县赤卫大队担任军、政主官,有力地推进了边界地方武装的建设。许爱珠、闵庆莲《“龙潭三杰”对苏区戏剧发展的贡献》(《苏区研究》第3期)认为,钱壮飞、胡底与李克农的红色特工经历为苏区戏剧创作提供了素材,为苏区戏剧演出积累了舞台经验,他们对推动苏区戏剧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丁德超《浅论中央苏区时期五华籍革命人物群体特征》(《嘉应学院学报》第9期)分析了五华籍革命人物在历史背景、教育程度、主要活动、专业技能以及革命精神等方面的群体特征。


还有两篇对历史文本的研究值得关注。王阿寿《〈中国革命之路〉和红色基因传承》(《苏区研究》第3期)认为,1929年郭化非所著《中国革命之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让人民群众认识了井冈山式武装斗争的道路选择意义,认识了其革命实践的理论意义,从而激发起革命的动力,坚定了胜利的信心。李杨《“记录历史”与“创造历史”——论斯诺〈西行漫记〉的历史诗学》(《天津社会科学》第5期)认为,《西行漫记》的历史诗学特性表现为对历史的认知、理解与预示,使红军、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道成肉身”,成为可辨识、可理解的现实政治力量,不仅仅表达和改变了“世界的中国观”,而且形塑了一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并进一步建构了中国人的“国家认同”与“阶级认同”。《西行漫记》成为创造“历史”的重要力量,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生动地再现了长期被忽略的文类“非虚构写作”所具有的“文学”意义,并帮助我们再思“历史”的“文学性”。
六、关于本年度苏区史研究的总结


2015年是从事苏区史研究者值得纪念的一年,5月28日,江西省社联在南昌举办“新时代多视角中的苏区研究暨《苏区研究》创刊”学术座谈会。《苏区研究》的办刊目标,是打造苏区史研究学术成果的展示平台和苏区振兴应用对策的重要智库。《苏区研究》的创办对苏区史研究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成长机遇。总的来看,本年度苏区史研究论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较大的进展。
1(一)论文作者情况分析

前述79篇论文出自73位作者之手。从工作所在地来看(正在攻读学位的,以读书地计算),论文作者分布于14个省市区,其中江西31人,北京14人,福建7人,江苏4人,湖南3人,四川3人,天津2人,广东2人,河南2人,陕西、浙江、湖北、贵州、上海各1人,形成以江西、北京、福建为中心的作者群体。从所属系统来看,论文作者来自高校45人,社科院系统9人,党校系统6人,党史研究室及其他行政事业单位13人,以高校教师为主体。从职称结构来看,论文作者具有正高职称31人(其中博士生导师7人),副高职称25人,形成以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70后、80后中青年为主体的作者群体,他们多具有博士学位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而且近几年多以苏区史研究为重心,研究方向比较稳定。
2(二)论文情况分析

本年度苏区史研究具有热点集中、亮点纷呈等特点,既有以发掘文献见长、侧重史实重建、提供新解释的实证性研究,又有立足宏观、诠释文本、注重政治鉴戒的理论、政策和现实性问题研究,还有会通民国史、乡村社会史,借鉴多学科研究方法开展苏区史研究的论文,特别是一批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学、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介入,研究取向更加多元化。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1.前述79篇论文中,革命史视野下的苏区史研究论文26篇,局部执政视野下的苏区史研究论文25篇,会通民国史的苏区史研究论文5篇,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苏区史研究论文7篇,苏区时期的人物专题研究论文14篇,对历史文本的研究论文2篇。可以看出,革命史、局部执政视野下的苏区史研究论文仍占大多数。传统苏区史研究在整体和宏观研究上,特别是重大问题的研究上,仍然有其独特优势,正如有学者所说,“绝不能够视为昨日黄花”。当然,也不否认其的确存在粗线条的缺点,因此有必要继续加强会通民国史、乡村社会史来深化苏区史的研究,开阔研究视野,以利于史料的发掘和新观点的提出。


2.本年度各块苏区的研究仍存在冷热不均的现象,能够会通各块苏区的研究论文更少。从前述79篇论文来看,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央苏区,有论文31篇。川陕苏区是苏维埃后期第二大革命根据地,有论文6篇。西北苏区的研究在连续两届学术研讨会的推动下有所升温,有论文5篇。其他苏区的研究论文较少,其中,湘鄂西苏区2篇,鄂豫皖苏区2篇,闽浙赣苏区1篇。苏区史研究的繁荣,还需要各苏区的百花齐放和综合性选题的带动。
3.在论文的学术史上还应该多下点功夫。从前述79篇论文来看,至少有23篇文章没有明确的学术史意识。在文章的前面进行必要的学术史交代,这个学术规范还是必须遵守的。1999年12月2日,《世界历史》《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七刊编辑部发出《关于遵守学术规范的联合声明》。声明的第一条即为“学术研究必须尊重前人研究成果:凡专题研究论文,应就主要的研究内容,概略说明或介绍前人研究的主要成果或研究状况;此种说明或介绍,可以列入正文,亦可采用注释的方式;完全没有此种说明或介绍的来稿,各刊编辑部将不予受理”。
3(三)几点建议

1.继续开展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和实践。随着会通民国史、微观史学、革命动员等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刺激了一批苏区史研究精品力作的出现。近年来,革命动员成为苏区史研究的主流方向之一,前述79篇文章中,就有5篇论文直接以革命动员为题,但革命动员理论在实践中也出现了困境,学者黄道炫就提出“动员”的过度使用问题(《开放时代》第2期)。由此,有学者把革命传播理论引入苏区史研究,黎志辉《革命动员与革命传播:中共革命史的研究进路》(《苏区研究》第3期)就认为,一些未必适合或不足以用“动员”来概括的革命现象,将有可能在革命传播的视角下,得到内涵更丰富、其演变过程也更具整体性或连贯性的阐释。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曾尝试用革命传播理论来阐释赣东北苏区农民参与革命方式的类型,当时有学者对此有“革命传销”之讥,说明当年对革命传播理论的应用还有些生硬,但近几年革命传播理论越来越受到学界的认同,在前述79篇论文中就有两篇文章用革命传播理论来阐释苏区革命。如何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更好地开展苏区史研究,还有待于学者们积极探索和实践。


2.进一步注重搜集和解读苏区史料。目前对苏区史的研究,过多的集中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革命、怎么革命、革命的意义、经验教训以及对当代启示等问题。而对革命自身的进程以及革命下的乡村社会进行具体而微的考察,虽然已有诸多研究成果,但还远远不够。苏区乡村社会的研究,远没有像华北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的研究,那么红火,那么深入。苏区史研究不是缺乏史料,而是研究视角屏蔽了对史料的发现。苏区报刊、口述资料的整理和解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随着档案管理的松动,革命历史档案更是值得挖掘的宝库。黄文治《亲历“苏维埃革命”——郑位三口述鄂豫皖苏区革命史》(《社会科学论坛》第3期)利用从档案馆搜集到的郑位三六次口述记录稿(1958年11月到1960年5月间),整理出郑老在革命火种、阶级仇恨、动员农民、暴动结构、组织力度、肃反运动等问题上的独到思考,认为郑老的口述资料对还原鄂豫皖苏区历史本相极为重要。张宏卿《苏区史治史刍议》(《苏区研究》第3期)也提出在史料问题上应注重文本的解读、融通与“场景”的还原,研究要“回归常情常理”。


3.研究时空的展拓。将田野调查的方法引入苏区史研究,以及底层视角和区域性的精细研究,会使苏区史研究的旧课题有新的解读或者从中发现一些新的研究领域。随着田野调查方法的引入,有学者提出“走走党史”提倡研究者和历史人物一起经历其事,而不是作为旁观者。研究者亲临现场,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当事人,并将各种不同的记录相互印证,从而揭示言行的所以然,并且尽可能地整体把握错综复杂的历史,使研究逐渐接近历史真相。另外,2015年10月,笔者在福州参加纪念林则徐诞辰230周年学术研讨会,有一位学者在会上提出开展林则徐研究者的口述史工作。这对苏区史研究也很有启发,我们不妨也开展苏区史研究者的口述史工作。在前述79篇论文的作者中,就有几十年如一日从事党史、苏区史研究的老学者,如石仲泉(1938年)、肖甡(1938年)、余伯流(1942年)、蒋伯英(1944年)、曹春荣(1944年)、凌步机(1948年)、刘晓农(1949年)、王阿寿(1949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兴起党史资料征集编研高潮,他们从那时起就在苏区史研究的第一线,从史料搜集、整理到阐释,他们几十年的研究经历本身就是苏区史研究的学术史。


苏区史是中国共产党史、中国革命史的重要阶段,同时又是中华民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苏区史放入20世纪30年代社会各阶层继续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模式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并且吸收、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民国史的研究方法开展苏区史的深层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苏区史研究学者的共识。苏区史已成为一门“显学”,希望2016年的苏区史研究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出精品,进一步提高苏区史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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