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楼长担任500多万间出租屋的“安全大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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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金泉去到社区居民家中，提醒注意卫生安全状况，两人说到开心处，哈哈大笑。 朱洪波 摄

楼(栋)长身后，是他们服务的“大楼”。左起依次为:丘金泉、黄中兵、万莉萍、庄伟雄。
朱洪波 摄
农历新年的深圳，伴随着回乡，冷清渐渐弥漫。然而，偏居城市一隅的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社区第六、七区(以下简称“五和六、七区”)，却仍然活跃着一群“不回家”的外乡人。
这群人里，有相当一部分人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楼(栋)长”。楼(栋)长，顾名思义就是一栋楼的负责人。楼(栋)长在深圳主要存在于农民房、集资房等没有小区物业覆盖的楼房中，为本楼的居民服务，它并非一个正式职位，多以自愿为主，由房东聘任的人员、二房东或业主组成。
作为深圳近年来的一项重要社会管理创新，它将全深圳市21万人的城中村社会力量，转变成为深圳500多万间(套)出租屋的“安全大管家”。深圳的出租屋管理初步实现了由政府主导向政府推动社会共同管理的转变。
值得关注的是，这21万人的社会力量，多半为来自各地的外乡人，他们来深圳打拼时间很长，却没有户口，他们渴望一次对这座城市深度介入的机会。他们对如何通过这种组织获得一种社会认同，实现与深圳本土的深度融合，并在这座城市寻求到一种归属感，充满了期待。
成为楼(栋)长
深圳推行楼(栋)长制，让丘金泉仿佛看到一丝光亮。在他看来，政府的这项基层管理创新，就是要给民间力量一个“出彩”的机会。
沿着五和大道一路向南行驶，在雅园路口向右一拐，就渐渐来到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六、七区。这里靠近梅林关，整个六、七区出租屋将近135栋7733套(间)，虽然热闹，但高低不一、分布密集的楼房和街道的灰旧气息显示，这里远离都市中心，是外来人口聚集的城中村。
“再大点声!我听不见……”在声音嘈杂的马路旁，记者等到了刚刚粉刷完墙面的黄中兵--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手里拿着一款老式的黑色按键手机，毛衣上溅满白色的石灰点子。
在黄中兵的引领下，走过拥挤的街巷，摸索着石灰台阶，记者来到他的办公室--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斗室，里面放着一张双层床、一张老旧的桌子和几个旧沙发。木头架子上面的监控屏正实时记录着整栋农民楼里的一举一动。只要看到陌生人进来，黄中兵就会警觉地上去仔细盘问一番。
黄中兵是一名代管员，也是一名楼(栋)长。黄中兵的这个楼(栋)长身份，源于2012年。当年，深圳为加强治安管理，启动了楼(栋)长制。作为一个流动人口大市，深圳将楼(栋)长制度的推行重点放在农民房、集资房等没有小区物业覆盖的楼房中，每栋选取1名代表，为本楼的居民服务。楼(栋)长多由房东聘任的人员、二房东或业主组成。
虽然没有什么光环，不发工资，甚至还多了对其他楼栋间繁杂琐事的调解处理，但黄中兵告诉记者，他的很多同行都加入了这个组织。在他们看来，“大家认识后就不用再单打独斗，变得有照应了”。
万莉萍如今也是这个组织中的一员。几年前在家人的介绍下，万莉萍从东莞来到深圳，做起了一名“二房东”。对于“二房东”，万莉萍的理解就是一个简单的管理链。“简单的管理，直白的商业逻辑，人情关系维系的管理体系，有了这三样，做起二房东来很舒服。”
虽说管着两栋楼，每月挣着大几千元的收入，但万莉萍对自己的职业认同却一直很模糊。“以前我们有很多名字，二房东、代管员、看房子的等等，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也没有一个归属感。”而现在，政府的这个“任命”，让万莉萍似乎也找到了“组织”。
相较于黄中兵和万莉萍，在楼(栋)长制度试点阶段就参与进来的丘金泉看得更为深刻。在2012年之前，做了多年城中村出租屋“二房东”的丘金泉，早已对这片游离在城市边缘的“自留地”存在的弊病体会得剥皮见骨，但苦于没有平台和身份，丘金泉只能干着急。
此次深圳推行的楼(栋)长制，让丘金泉仿佛看到一丝光亮。在他看来，政府的这项基层管理创新，就是要给民间力量一个“出彩”的机会。“这证明政府开始重视咱们了。”
为了社区安宁
如今，表达感谢的锦旗已经挂满服务站三面墙，而在楼(栋)长们的共同努力下，坂田五和六、七区连续两年治安案件零发生。
丘金泉身上有一股朴素情怀，加上几分人情练达，爱张罗事儿，很快他就成为坂田五和六、七区楼(栋)长圈子里“管事的人”。2012年，他利用以前组织过客家丘氏宗亲会的经验，成立了深圳市首家楼(栋)长服务站--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社区第六、七区楼栋长服务站。2013年1月，深圳市龙岗区楼(栋)长联合会挂牌成立，丘金泉被推选为会长。
“只管好一栋楼不行，必须将这些松散的力量有效组织起来，124个楼(栋)长，人人都成为义务安全员，才能形成一张网，牢牢守住城中村的治安防线。”
2015年农历新年前夕，记者来到了丘金泉创办的楼(栋)长服务站。服务站分三间，一间作为社区综管员办公室，一间作为社区居民和楼(栋)长的交流平台，一间是整个社区的人口档案室，有专人值守。
在楼(栋)长庄伟雄看来，服务站设置的意义重大。“你想一下，社区工作站晚上六点下班，早上九点上班，在漫长的黑夜和周末里，社区出现治安问题第一时间找不到人怎么办?我们服务站就是来填补政府的这个时间空白，解决社会疑难问题。”
谈及治安状况，庄伟雄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几年前，在庄伟雄居住的那栋楼里，有一名妇女半夜遭遇入室抢劫，不仅钱财被抢得一干二净，人也无辜丧命。这件事曾一度在片区内“发酵”。庄伟雄说，在深圳的城中村，流动人口多，单靠片区几名综管员根本管不过来，必须要将社会力量利用起来。
为了保障片区安全，庄伟雄、黄中兵、万莉萍等124名楼(栋)长联动起来，除了负责及时采集、登记本楼流动人口信息外，还协助辖区综管员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不定时在村里巡逻，争取让大家出门放心、睡觉安心。
一次，万莉萍在采集信息时发现一名男子不愿意提供信息，便设法将其稳住，随后通知民警悄然行动，最终将这名网上通缉的逃犯抓获。还有一次，片区有一个铺面发生火灾，庄伟雄、黄中兵等楼(栋)长们第一时间控制了火情并报警，等消防队赶来后，很快扑灭了大火，避免了一场悲剧。
在长期的走访过程中，庄伟雄还发现在这个上万人的社区中，人与人之间隔膜颇深，这个服务站平台还逐渐成为住户间调解纠纷和老乡维权的一条纽带。
一次，一位60多岁的老伯找到丘金泉，希望帮忙讨回薪水。原来，这位老人在附近KTV上班，在离职后，300元押金没有退回来，无奈之下找到丘金泉。丘金泉知道，这种情况下直接讲道理，KTV老板不一定听，他就换了一种态度同老板沟通:“300块，对您来说一条中华烟都买不到，但对于他来说，却是命根子……”在丘金泉的劝导下，KTV老板最终将押金退还。
拿到押金的老伯热泪盈眶，坚持要做一面锦旗送给丘金泉，丘金泉拗不过，只好留下锦旗，硬是给了老伯制作锦旗的一百多元费用。
如今，表达感谢的锦旗已经挂满服务站三面墙，而在楼(栋)长们的共同努力下，两年来采集信息达一万多条，坂田五和六、七区连续两年治安案件零发生，片区内的房屋空置率也同比下降7%。
找到归属感
庄伟雄说，有了归属感，才能对一座城市有贴心贴肺的爱，如今，他对“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尽管成为楼(栋)长让大家有了一次对这座城市深度介入的机会，但对于庄伟雄、万莉萍、丘金泉等外乡人而言，如何通过组织获得一种社会认同，让他们与这个社会实现深度融合，在这座城市里寻求到归属感，或许更为重要。
庄伟雄来深圳十三年了，一开始就是做的电子行业。他在华强北租了一个铺位，日子虽然过得不错，但始终觉得自己是“外人”。
为了改变这种心态，庄伟雄曾申请成为一名义工，不为任何报酬，就是希望在这里能认识一些人，寻找到自己的社群。2012年，当听说有楼(栋)长服务站时，庄伟雄便在丘金泉的引荐下，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了这个组织。
一段时间下来，通过跟居民们打交道，庄伟雄发现周围很多人都认识他了，有时从老家回来，一进社区大家都跟他打招呼，“就觉得自己不是外地人了，这里也是我的家。”庄伟雄说，这是他当志愿者最大的收获。
如今，在丘金泉的介绍下，庄伟雄也接手了一栋楼的管理，成了楼(栋)长。两年拿到六本“荣誉证书”的经历让庄伟雄很快“脱颖而出”，而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出色表现，也安排相关部门解决了一直困扰他的孩子读书问题。庄伟雄说，有了归属感，才能对一座城市有贴心贴肺的爱，如今，他对“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穿梭在城市的繁华璀璨中，万莉萍没有了心理落差，而是感到踏实和平静。如今，万莉萍的女儿在深圳上了小学，每天送完孩子上学后，她就去忙自己的楼(栋)长事务，楼上楼下的邻居也成了好朋友。每隔几天，万莉萍还会去服务站开个会，大家坐在一起什么都能谈。“就像在老家一样，只是说的是普通话。”
现在，万莉萍已经习惯了这里的工作节奏。“有事找政府，它不会推诿，在职务范围内尽责，有什么问题，你还可以给媒体打电话爆料。要是在老家，有事都不知道找谁。”
丘金泉也因自己的付出而收获了惊喜。在办公室里，丘金泉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红盒子，神秘地告诉记者，这是他当楼(栋)长以来获得的“最高荣誉”--深圳户口。丘金泉用手摩挲着这几页厚厚的硬纸，憨厚地笑着说:“我从农村来深圳闯荡，从没想过有一天也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深圳人。”
这两年，为了楼(栋)长服务站的事，丘金泉“咽”了不少心酸。刚开始，有人不理解地问丘金泉:“丘会长，政府又不给钱，你图啥?”有时，社区忙起来，甚至还有一些楼(栋)长会抱怨:“你这是吃饱了没事做吧，大家本来好好地就管自己那一栋，现在却被你折腾得这么累。”有一次，为整治社区环境，丘金泉带领楼(栋)长们对社区乱摆卖进行了清理，随即便遭到别人的电话恐吓……
对于这些，丘金泉都默默地忍了下来。他相信，自己的初衷没有错，他更珍惜这样一个能走向城市前台的机会。如今，这份惊喜也更加坚定了丘金泉继续坚持下去的勇气。他说，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才能得到别人得不到的结果。”
尴尬与期待
“我们最怕‘一阵风’，这边刚热火朝天搞创新，烧起一把火，出了政绩，政府就不管了，又去忙着其他的创新。”
改革创新一直是深圳这座城市的灵魂，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深圳不断地进行着各种尝试。
2013年底的一项数据统计显示，全深圳市楼(栋)长已达21万人，他们成了深圳500多万间(套)出租屋的“安全大管家”。深圳的出租屋管理初步实现了由政府主导向政府推动社会共同管理的转变。
然而，如何对此项制度进行纵深探索，让楼(栋)长制走得更远，丘金泉们仍有许多疑惑。
2015年1月14日，深圳市政法委召集全市主要楼(栋)长负责人开了一个会，对楼(栋)长机制如何持续发展进行探讨，丘金泉和庄伟雄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也是庄伟雄来深圳十三年来，第一次参加如此高规格的政府会议。
这次会议上，深圳市相关领导指出，楼(栋)长制度是深圳一项重要的社会管理创新，基层民警要与楼长交朋友。不仅如此，这位负责人还强调，2015年深圳要将楼(栋)长制度建设纳入到各区、各街道年终考核，要老百姓来打分，每年还要评选出20名优秀楼(栋)长予以表彰。
这让丘金泉和庄伟雄备受鼓舞，但对于政策是否能落实，他们心里还没有底。
这几年，丘金泉像摸着石头过河般一点点地进行着探索，但相关部门的一些做法，多少让他失望。“有些基层干部认为我们是想‘捞’钱，是给政府‘添麻烦’。”
每当此时，丘金泉都默默安慰自己，这些部门会慢慢意识到这个组织的重要性。“说实话，若不是我们发动起来去登记人口信息，估计政府再增加五倍警力，也无法将基层情况掌握得如此及时。”
在这次会议上，丘金泉发现他们的遭遇并非“孤例”，来自多个区的楼(栋)长反映，有时上面精神很好，但到了街道、社区，由于领导干部认识不同，很多政策容易被念“偏”。因此，丘金泉建议深圳市成立一个市级楼(栋)长联合总会，实现市里有总会，区里有分会，再到街道、社区，一级一级，形成一个完善的行业对接机制。
与此同时，庄伟雄还呼吁政府对楼(栋)长制度的发展持续关注。“我们最怕‘一阵风’，这边刚热火朝天搞创新，烧起一把火，出了政绩，政府就不管了，又去忙着其他的创新。”
在庄伟雄看来，政府的这种做法对积极性是致命打击，他在过去一年间，感受到了这种“冷落”。“2014年一年，对大家一点‘安慰’都没有，难免令人寒心。”
此次座谈会上，庄伟雄建议政府应重视楼(栋)长的激励机制建设，建立积分制。楼(栋)长们没有工资，但他们又属于社会志愿者，能否像义工一样给予相应的激励。比如，发放一本楼(栋)长证，进行积分，通过服务时间积累积分，进而获得相应权利。“这是这项机制能否长远运行下去的重要保障。”
“任何工作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希望政府知道我们没有放弃，一直在继续努力。”丘金泉说。
丘金泉说，他有一个自己的三年规划:第一年，楼栋内，人员信息登记，安全隐患排查等做到位;第二年，楼栋外，脏乱差等各方面环境要维持好;第三年，争取推动五和六、七区成立一个楼长文化创意园，依托楼长文化，通过招商引资和资源整合，来实现服务站的自强、自立、自治。
说这些话时，丘金泉望了一眼头顶上的高楼，指着最高的一栋说:“等这些理念实现了，这里挂个牌，叫‘楼长新村’多好。”
南方日报记者 杜艳
   


来源链接： http://district.ce.cn/newarea/roll/201503/17/t20150317_484535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