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裁缝的作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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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爬山的云│1│一个小裁缝的作家梦

原创 2016-03-24 丁晓平 解毒历史

一朵爬山的云

张胜友纪事

（报告文学）


丁晓平



本文原载《中国作家》2016年第2期


1

       小裁缝

【关键词：故乡】

我觉得不论从事什么职业,你最好保留你的本来面目，不要有任何的做作，不要有任何的作秀。我是在客家土楼里长大的，永远是故乡的儿子。我说话口音很重，今生改不了啦！有时候别人会嘲笑我的蹩脚普通话，我就告诉他：我这个普通话还是一千年前中国的国语，是最正宗的呢。——张胜友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是当作家的料吗？”父亲说。


——“你在家，一个月两斤煤油也不够你烧哟。”母亲说。


1972年春夏之交的某个黑夜，一位刚刚学徒出师的小裁缝竟然卖掉了父母用血汗钱给他买回的缝纫机，毅然决然地放弃裁缝这个行当，在父亲和母亲如此无奈的叹息和埋怨中，重新开始做起他“白天劳动，晚上埋头读书写作”的作家梦。


一年前，也是在这样的黑夜，身披“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牌子发配学校农场劳动改造的父亲，把他叫到跟前，进行了令他终生难忘的“史无前例的异常严肃的谈话”。父亲告诉他：“我目前处境，饭碗随时不保，你上大学也无望。你身为长子，该挑起全家生计的重担了，写作也换不来饭吃，去学门手艺吧！”煤油灯下，曾经那么潇洒且风流倜傥的父亲的脸，是从未见过的冷峻和沧桑。母亲沉默不言。黝黑的小屋寂静得只听得见自己的呼吸。父亲的话余音绕梁，让他感受到了一种不无道理的悲壮。他不得不忍痛放弃了业余文学写作，去拜师学了裁缝。原本三年的学徒生涯，他仅仅用半年就完成了，并开始独立走村串户，挣钱度日。然而，有一天，在替人家做衣服时，他忽然看到《福建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一位文友的作品，他马上喜滋滋地前往祝贺。这位一边务农一边坚持写作的文友告诉他：“我就是当乞丐，也要坚持走文学道路！”同时还鼓励他：“下一次来，希望能带上你发表的作品来。”


就像碰到了火星立即熊熊燃烧起来的干柴，文友的一句话深深地刺激了他，再次点燃了他文学梦想的火炬。初中时代就埋下的那个“将来当作家”的念想，像母亲撒在地里的种子一样冲破地表，发芽吐绿了。他清楚地记得，那也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他和另外两名初中同学在校园里望着月亮对天盟誓：将来一定要当作家！这一次，为了梦想，他不再犹豫了。放弃学泥瓦匠、放弃学篾匠的他，这一次下定决心要放弃裁缝的职业，回到田野里当一个农民，要踏踏实实地做一个“白天从事繁重、单调的体力劳动时打腹稿，夜里在煤油灯下把腹稿记录下来”的作家。


这一次，他真的抗命了。他没有顺从父亲的责怨，也没有听从母亲的絮叨。为了作家梦，他要做一回自己。他要用文学与这个世界对话，要让文学引领他走出这个名叫北山的闽西山村。尽管这是一个即使用高倍放大镜搜索，也无法在千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找到的地方。六年前，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正在读高二的他不得不辍学回家，除了种稻子，农闲时还外出修路、架大桥、修水库、挖矿槽、开山炸石，和当地祖祖辈辈的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而，原本在中学执教的父亲，一夜之间变成“臭老九”、“牛鬼蛇神”，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则成了“狗崽子”。十七八岁初涉人世的他，当大字报和广播中点到他名字的时候，他也曾一度想自寻短见，却又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自杀，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回忆是一辈子的事情。青春往事，刻骨铭心。现在，当他在北京望京地区的一幢30层高的住宅楼跟我谈及这些山村生活经历的时候，他用了一个非常世俗且高贵的词语作了总结——“财富”。他说：“我的财富是经历。”


看看窗外，他点起了一颗烟，深深地吸一口，又吐出来。烟雾缭绕中，他娓娓道来：“回到农村，我觉得自己的大学梦彻底破灭了。我把所有的高中课本，以及考入清华大学的老乡送的一套数理化参考书，集中起来，在自家的天井里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在农村这样的环境里，想搞理工科根本不具备什么条件，但搞文学还是有希望的。我想，搞文学的条件很简单，只要有一支笔，有一些稿纸，农村这块广阔的天地，写作素材是不缺的。于是，我就在家里自修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读《文学概论》啦、《写作教程》啦……我那个家乡，虽然很穷，但文化氛围还是有一些的。我们生产队里有一个发配回乡劳动的‘右派’儿子，他的叔父曾经是香港《大公报》主笔，家里藏书非常丰富。我劳动之余经常躲到他家去看书，可以看到古今中外不少文学名著。给我影响最深的是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作品男主人公于连，有一种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还有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男主人公亚瑟被他最崇敬的神父所出卖，在沉重的打击下一举击碎十字架的细节，令我终生难以忘怀。另外，‘文革’中认识的龙岩一中陈国金同学，回到农村后也心有不甘，自个儿别出心裁鼓捣起所谓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陈国金家住龙岩东肖后田村，我农闲时兴之所致也会骑自行车去他家，或他前来我家，俩个少不更事的朋友经常凑一起，高谈阔论交流彼此的读书心得。


“我那个家乡是山区，农民生活很苦，辛苦一年到头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我直到现在看见白薯还反感，因我从小吃白薯熬稀饭，一直吃到上大学为止，而且就连那样的地瓜饭都吃不饱。农村劳动非常繁重，这我都吃得消。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解放前祖父经商，落下个家庭出身不好。在村里只要和生产队长吵几句嘴，他就可以指着我鼻子随便骂我是‘反革命’，扬言要用挑箩筐的绳子把我绑起来，押去集市上游街示公。幸亏有乡亲们劝阻，才算罢手。在这种恶劣的境况里，我只有在晚上点起小煤油灯，在书海里神游，以及写小说、散文，来充实自已的精神生活。夏收夏种农事繁忙，每天清晨4点钟就得爬起来下地干活。我常常被分派踩打谷机，一踩就是一整天，最后两条腿完全麻木，整个躯体整个成了一架机器，但大脑可以腾出来构思我的小说作品。白天构思，夜里写作，写完的稿纸积了满满一大抽屉。”


苦心人天不负。像所有相信自己力量的年轻人一样，面对这样的挫折和痛苦，虽然不无沮丧，却丝毫也没有影响他对文学对作家梦依然保持信心。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张惟的人给这位年轻人带来了山外的好消息，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张惟是福建省委宣传部文艺处下放到永定县的干部，在县文化馆主编一份名叫《工农兵文艺》的刊物。后来经了解才得知，张惟曾是一位颇有造诣的军旅作家，五、六十年代散文作品已蜚声全国文坛。那天是什么天气，他记不得了。反正不像今天，雾霾重重。张惟是搭坐运石灰的拖拉机“突突突”地赶了100多里的山路，从福建永定县城一路颠簸着来到高陂镇北山村的。这令他一辈子都感激涕零。不巧的是，张惟辛辛苦苦来找他的时候，他却外出修水库去了。但张惟还是特地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并留下了话，反复叮嘱强调“这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对张胜友来说，更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不单是张惟留下的这句话，而是时隔不久，便收到了张惟老师寄来的一本新印刷的《工农兵文艺》——在这本还散发着油墨香的杂志上，赫然刊印着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禾花》。


“我写小说是靠白天从事繁重、单调的体力劳动时打腹稿，夜里在煤油灯下把腹稿记录下来。我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禾花》就是这样脱稿的。那小说还受到当时“四人帮”鼓吹的‘三突出’创作方法的影响。小说写一个城里的女知青到山村来插队，搞科学种田，把单季稻改为双季稻，提高粮食产量。起初想写她把城里学到的科普知识带到乡下来，后来觉得不对头，她下乡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怎么能比贫下中农还高明？应该首先突出贫下中农教育她。于是，我设计了这样的细节：她住在老队长家里，有一天深夜，老队长召集队干部商议‘单季稻改双季稻’的问题，开完会提着马灯回家，在窗口听到里面那个女孩子说梦话。好像说‘为什么不能改种双季稻呢’，老队长觉得娃儿和俺贫下中农想到一块儿了。于是在贫下中农指导下，双季稻试种成功。姑娘在城里时有个带着‘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叫‘丽花’，自打试验成功后，贫下中农都亲昵地叫她‘禾花’，她也就正式改名为‘禾花’了……”


张惟老师看完这个短篇小说，觉得作者是一个可塑之材，就像农民刨地时发现了金子。若干年后，他曾经很动感情地向张胜友提起：“我收到你《禾花》的来稿，似乎看到了自己文学写作起步时的影子。”从此，这个高陂镇北山村的山里娃终于扬眉吐气了，文学梦作家梦像埋在地下的种子终于在年深月久之后遇到了阳光雨露，生了根，发了芽。从此，夜深人静的夜晚，当他伏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埋头写作的时候，父亲不再言语“写那么多稿子能换成钱吗”，母亲也不再絮叨“煤油不够用”了……现在，他们的儿子有出息了，成了北山村成了高陂镇成了永定县的笔杆子了。是的，张惟的到来，仿佛一道强光划过他生命最初黎明前的黑暗，让他看到了曙光。他看到了他的名字方方正正地印刷在《工农兵文艺》上，这是他的名字第一次变成铅字，他也是他的山村第一个把名字变成铅字的人。


他的名字叫张胜友。


这一年是他的本命年——他2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