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研究需回归原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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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客家问题的再度升温，并非完全出于学术的原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客家研究历史传承与纯粹学术的轻视。
《崇正同人系谱》(以下简称《系谱》)于20世纪20年代由香港崇正总会发起编纂。主编赖际熙，曾为清政府国史馆编修。《系谱》从1922年冬开始着手征集资料，至1925年编纂成书。该书不仅在赖氏诸多著作中举足轻重，同时也是20世纪客家研究史上的重要成果之一。但由于种种原因，《系谱》被误认为是客家民系一般的家谱汇编。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客家问题的再度升温，并非完全出于学术的原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客家研究历史传承与纯粹学术的轻视。
重新审视《系谱》
在客家研究的视阈中重返历史语境，《系谱》至少在如下几方面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是《系谱》整体构架的设计。《系谱》辑释了客家民系的八方面内容:源流、氏族、礼俗、语言、人物、选举、艺文、杂著。在客家研究史上，赖际熙较早地从中国传统学术研究范式建立的角度，设定了作为民族学讨论对象的客家研究的范畴及其大致的内容。就此而言，赖际熙主编的《系谱》可谓是对以往客家“研究”的一次学术性提升，它标志着客家研究学术自觉意识的萌生。
其次是《系谱》对客家研究中一些问题的“接着说”与“从头说”。通览《系谱》，不难发现编纂者对于“客家”，并非停留在一般层面上的简单介绍与描述，而是一种认真严肃的学术考订。《系谱》八方面的内容，对于作为民系的客家研究，均有涉及。而细读《系谱》，可以发现作者在对一些问题看似“接着说”的同时，努力“从头说”。以客家源流的问题为例。这是客家研究被关注、讨论得最多，而至今仍存争议的一个问题。《系谱》第一部分论述客家源流，不过五千多字，但其中不少观点，与其说是对以往相关研究的简单“接着说”，不如说是在试图“从头说”。如从源流上说，“客家”称谓之由来，以及其民系特性、文化礼俗、语言应用等，乃在于“客”字。客者，后来之谓也。然究竟“后”至何时?若以宋末元初为界，那么之前“南徙而至”的“中原世族”又算是什么?其与我们后来称之为“客家”者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系谱》在“源流”一章中言简意赅却钩沉缜密。而赖际熙对散居于广东各地客家人渊源的清理，在今天仍经得起推敲。
《系谱》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对客家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并集中表现为向重资料、证据的搜集与考释的传统学术的回归，即陈寅恪所提倡的“补证”、“释证”与“参证”。而此中之“证”，在赖际熙的年代，对作为民系的客家研究而言，则又主要是指散落民间的谱牒资料。在传统中国史学的研究视阈中，在没有更可靠、可行之材料与方法的情况下，《系谱》借此对客家姓氏源流所作的索隐弥足珍贵，也值得我们关注。
“回到原典”的理论依据
笔者之所以从客家研究之“回归原典”角度重新审视《系谱》，与其说是基于对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客家研究状况的检讨，倒不如说是试图以此推进客家研究“回归学术”。“原典”在本文语境中主要包含两方面的要义:一是指那些在现代学术语境中被弱化、散佚民间、被视为野史的、不登大雅之堂的诸如州县方志、民间谱牒、区域语言等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于民系文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它们保持了民系文化最原生态的风貌。二是指针对某一研究对象在历史上曾经涌现的成果，经过长时间的沉淀与检验，被公认具有一定的学术或史料价值。
在客家研究中提出“回到原典”，显然与近30年来的客家研究状况分不开。沉寂近半个世纪后客家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再度升温，背景比较复杂。因此，近三十年来的客家研究，热闹繁荣的背后显得有些鱼龙混杂，颇有把罗香林(1906-1978)当年努力提升起来的学术性话题重新拉回到坊间的情势。基于此，在大陆，作为一个学派与学科的客家研究，目前仍处在被主流学术圈甄别、认可与接纳的过程中。这种甄别，在众说纷纭各据一理的今天，回到历史、回到原典、回到问题的源头，我认为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以研究的结论为问题讨论的起点，清理问题提出与演化的历史过程，并揭示出其中被遮蔽的深层断裂或变形节点，以达到对问题研究的纠偏与修复的目的。
与此相关联的另一背景是学科建设层面上的，即通过“回到原典”寻找与提取作为学科建构的客家学的关键词，或者说是学科元素。任何一个学科概念、术语及话语方式的确立，都是该学科在漫长的话语实践中沉淀的结果。而这些概念、术语一旦确立下来，即已自然获得了相对稳定、甚至可能是不可替代的内涵。在客家研究中提出“回到原典”，就学科层面而言，其实是想通过对客家研究史料的学理性爬梳，更好地把握客家学学科内涵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因此，“回到原典”关乎“内容”，如通过回到原典以更科学地把握“客家”的具体内涵;也关乎“形式”，特别是尝试通过回归传统学术，探索作为具有民族学与历史学学科性质的客家研究的另一种可能性。
“回归原典”:更好地把握客家研究
从客家研究学术史角度看，《系谱》发表至今已近90年，而且在该研究领域一直以来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关注。近百年的历史沉淀，实际上已让《系谱》获得了作为原典必备的时间资质。与“时间”相关联的《系谱》内容的史料价值，我以为首要体现在《系谱》近百年的时间沉淀，同时更来自于《系谱》材料的采集。对此《系谱》在编纂凡例中已有形象交代:“(《系谱》)取材自国史、方志、族谱、家乘，以至时贤著作里村记载，靡不搜采，片言皆有依据。”《系谱》存在着明显的二度史料化情形，这无疑增加了其历史的厚重感。在今天，对于客家研究，《系谱》已具有双重证据的价值。
从“回到原典”角度讨论《系谱》，既是对《系谱》意义的重估，同时也是对我们今天的客家研究观念与方法的一种回应。若从嘉庆十二年徐旭曾的《丰湖杂记》算起，客家研究已经走过了二百多年。如何规范作为学术对象的客家研究，提升客家研究的品位，构建客家学学科，我以为首要的工作，是重返历史，回到原典，潜沉下来清理近百年来涌现出来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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