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谈旧诗：“我看旧瓶子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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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谈旧诗：“我看旧瓶子不能丢”

2014年02月08日 10:16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很多人都知道毛泽东在谈论诗歌时有一个难以自解的矛盾现象，那就是他喜好旧体诗词却又不提倡，不喜欢新诗却予以推广。
　　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复信臧克家：“这些东西（指毛泽东的18首旧体诗），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诗当然应以新式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中央会议上，他却又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100块大洋。”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写信给诗友陈毅，指出：“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的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叶剑英对待旧诗和新诗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叶剑英与毛泽东的观点“同中有异”。叶剑英与毛泽东一样终生喜欢旧诗，却又有过毛泽东所反对的教导身边青年学习旧诗并乐此不疲的实践。

　　主张旧瓶装新酒，以旧诗歌的形式表达新时代的内容

　　迄今为止，虽未见叶剑英专门谈旧体诗词的文章和著作，但可以通过其诗词作品的序跋以及与人谈诗论文时所留下的文字记录来探索其相关观点。例如1925年的《满江红 香洲烈士》序：“……剑念河山依旧，人事全非，不禁怆然泪下者，悲痛之余，词以悼之。”1952年在题字中讲到《过五台山》的写作缘由：“1947年秋，予参加阜平西柏坡全国土改会议，归时游五台山，时已经土地改革，作三绝以纪之。” 1954年《戏作》序：“在军委扩大会上，陈总以鲨鱼皮包赠我，即席戏作。” 1958年《水调歌头 车中戏作》序：“由莫斯科乘火车回国，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时正图一○四失事，戏作。”1960年《草原纪游》序：“……有些趣事，诗以纪之……” 1965年《无题》序：“巡视了海洋岛、大长山列岛防务，极为兴奋，特留四句……”1971年《慰陈毅同志》序：“毅公卧病，诗以慰之。”1972年《悼陈毅同志》序：“陈毅同志逝世，诗以悼之。”1977年《游学大寨杂咏》：“……到大寨参观，感触所及，诗以纪之。”可见，叶剑英的诗歌，大抵兴之所至，或心有所念，或极为兴奋，或悲痛之情，或有感触，因而纪之、悼之、慰之、咏之，甚或戏之，绝不作无病呻吟之声。

　　较为集中体现叶剑英的诗歌创作理念和对旧诗新诗态度的是他在广州与诗人蒲风等人的一次谈话。1938年5月上旬，在梅县同乡、国民党六十五军参谋长兼广州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曾其清的一次家宴上，叶剑英与同为梅县老乡的青年诗人蒲风等人谈诗。

　　蒲风展示他出版的十本诗集，并要送给叶剑英。叶剑英对蒲风说：“看样子你还不到30岁，就这么多产丰收，真不简单！”蒲风说：“请叶总多多指教。”叶剑英说：“我看写诗著文，不光要求数量，更需要质量。现在抗战工作忙，要节约纸张和时间。”大家点头称是。叶剑英接着说：“听说你们不主张写旧体诗，不主张旧瓶装新酒，要把旧瓶子通通打烂，是吗？”蒲风说：“从方向来说，我们主张发展新诗歌，旧诗歌死框框太多，太古板，不易学，不易懂，要入历史博物馆，让位给新诗歌了。”叶剑英说：“我看不一定。”他指着在座的陈华说：“我看过他写的旧体诗，写得不错嘛。”陈华说：“叶总看到的是我在《抗战大学》上答读者问的那首诗吧。那是一首通俗化的旧体诗，是旧瓶装新酒的一种尝试。叶总过奖了。”
　　停了一会儿，叶剑英庄重地说：“我看旧瓶子不能丢，至少目前不能丢。新瓶旧瓶可以并用嘛。比如演戏，不光要演白话戏，也可以演客家的外江戏、广州的粤剧，不光演《三娘教子》，也可以演《子教三娘》。群众还欢迎旧的，为什么不可以并存呢？鲁迅的‘于无声处听惊雷’，写得多好啊，旧瓶装新酒，装得好会又香又醇。”接着，叶剑英从蒲风的十本诗集中挑选了《茫茫夜》《赤卫队》《明信片》三本，并说：“《明信片》诗短小精悍，很适合战时的实际。战时要有倚马可待的诗文。希望你们多写好作品，为抗战救国作贡献。”
　　将散席时，叶剑英指着陈华及其女朋友廖琼（中山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说：“你们两位是梅县松口人。松口是出山歌状元的地方啊。你们晓得山歌状元刘三妹吗？”陈华说：“晓得，但那些歌词一时记不齐了。”于是，叶剑英、陈华、蒲风、曾其清和廖琼一起凑东凑西，忆起当年刘三妹与刁秀才斗歌的故事和几段精彩的歌词。叶剑英很高兴地说：“你们听，自古山歌松（客家话“松”与“从”谐音，也有赞颂松口山歌的意涵）口出，唱得多好。山歌来自民间，植根于群众之中，内容丰富多彩，很受群众欢迎，是一种很好的民间文学形式，历久而不衰。我们写诗要从山歌中吸收营养。”
　　事后，蒲风对陈华说：“那天晚上会见叶总，得益匪浅。叶总不仅精通武略，而且也精通文艺，对诗歌有独特的见解。”陈华说：“这点我早就知道了。叶总是个将才又是政治家和诗人。你看他给《抗战大学》的题词和在中山大学的演讲多么富有文采啊。”

　　蒲风将这次谈话内容记录下来，发表在《民歌集》上。叶剑英与蒲风谈诗，对蒲风的诗风转变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由此可知，叶剑英和毛泽东一样，都主张从民歌中吸取营养，但他认为旧诗歌不一定会让位给新诗歌。叶剑英还主张旧瓶装新酒，以旧诗歌的形式来表达新时代的内容。

　　鼓励身边的晚辈和工作人员学习古典诗文

　　叶剑英似乎也不认同毛泽东关于旧诗“不宜在青年中提倡”的说法。在实际生活中，他鼓励身边的晚辈和工作人员学习古典诗文，甚至还手把手教他们写旧诗。
戴晴和杨菲菲的深情回忆　　

　　先烈遗孤、著名作家戴晴是叶剑英的养女。在叶剑英去世后，戴晴曾撰文回忆了老人家对她词作评点的往事：“他顺口将我称作女儿，很耐心地给我改诗。”“我十四岁的时候，由学校组织到郊区植树，曾写一首鼓动词《清平乐 植树》：三月熏风吹，遍秃山顶，挥镐植树林，石硬心更硬。这黑板报稿放在我自己的桌上，不幸被他看见。他找到我说：‘三月吹的不是熏风。词对形式要求很严，不可以随便增减字句。’”在叶剑英的熏陶下，儿女们都有很好的诗词修养。二儿子叶选宁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跑到天安门广场张贴自己写的哀诗：“人生七十不为天，唯到君归偏恨早。尸骨未曾寒，风雨漫如磐。五十年来事，锤炼人民志。泣血酹忠魂，济济后来人。”
　　“文革”中期，叶剑英把原北平军调部老部下杨尚德的女儿杨菲菲“收留”在身边。杨菲菲后来曾以崇敬的心情回忆了叶剑英教她学习古诗文的若干细节：“自从来到叶伯伯身边，我觉得他就像大海一样，那么宽广，那么深沉，那么丰富。我常常沉醉在他的博学里，这委实是一种高尚和优雅的享受。他给我讲古今中外的故事，给我讲古代诗词，并教我诗词写作。有时在晚上，我和叶伯伯去楼后的小山上散步。我常跟在他的身后，背着手，学着他的样子，摇头晃脑地背诵诗词格律，或者是一些经典诗句，都是叶伯伯给我挑选的。”“我的第一首律诗是失败之作，叶伯伯说轻重音没有掌握好，好几处都是该平不平，该仄不仄。我问可不可以达到及格水平，他摇一下头并拖着长腔说‘否定——’我很失望，但他停了一下，将头转了一圈接着又说‘之否定’，逗得我大笑不止，几乎笑得面肌痉挛。叶伯伯说，我的诗虽然还不成熟，但文字和构思都不错，就算是半个打油诗人吧。我立刻叫起来：‘啊，打油诗人还是半个呀？’叶伯伯还告诉我：这只是开始，一定不要灰心，要多背，多写，熟能生巧。”

　　“ 叶伯伯非常喜欢唐代‘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也常给我讲‘三李’的诗句。我钦佩叶伯伯有那么多的学问，有时我觉得他的每一句话都充满见识、智慧和力量。对于叶伯伯这样的人，你无论对他怎样的尊重和崇拜，仍旧还会感到欠缺。在叶伯伯的身边，我越发渴望知识，渴望丰富自己，也开始喜欢独立地思考很多问题。多年来，我的情趣和修养的培养和形成，不能说不是在那时候受到了叶伯伯的熏陶和影响。当然，我也更崇敬叶伯伯的为人，他的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他也是这样教导我的，要做一个真正的人，不趋炎附势，唯利是图。他曾经为我改名‘白云’，取自于古诗《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他非常详细地给我讲了那首诗的背景和寓意，希望我能成为像白云一样纯洁和高尚的人。‘不移不屈不苟同’是叶伯伯的诗句，是他一生为人的写照，更成为我所遵循的做人的原则。”
晚年叶剑英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　　

　　1973年至1986年曾在叶剑英身边工作的张燕回忆：“叶帅酷爱古典诗词，他从上私塾起，就开始学习古典诗词，以后一直没有间断。到了80多岁高龄的时候，他对一些名篇佳句，仍能整篇整段地背诵下来，而且非常流畅，记忆力之好，使我们都感到惊奇。他自己写了不少诗词，有好几百首，有些已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我们在他身边工作，耳濡目染，对古典诗词也有了爱好。叶帅很有兴趣地教我们学习古诗词，给我们讲一些诗词格律常识，有时还让我们学着填词写诗。为了鼓励我学诗词，叶帅专门送给我《唐诗三百首》和《宋词别裁集》。他说：学古诗词，就是要多记多背，不是有两句话吗？‘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嘛。有一次，叶帅问我：‘辛弃疾的《南乡子》会背吗？’‘不会。’我说。‘给你一个小时，读熟了背给我听。’我赶紧找出《宋词别裁集》，翻出《南乡子》读起来：‘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一连读了十多遍，会背了，立刻去背给首长听。背完后，他说了三个字：‘还不错。’这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事。”
　　1972年至1976年曾在叶剑英身边工作的卢丽华回忆：“叶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经常过问我们学习的事。他鼓励我们学习，要求我们不要荒废青春年华，把在他身边工作的时间很好地利用起来，学文化，学英语。叶帅喜欢书籍，喜欢唐诗宋词，也希望我们有这样的爱好。他告诉我，军科二号楼他有一间书房，要想看书可向我们开放，他还亲自带我去他的书房参观。叶帅言谈中经常说起唐诗宋词，而且经常诗兴大发。由于我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对一些诗词有时听得似懂非懂。这时，叶帅就耐心地进行讲解，每次讲完，还要求我理解、背诵。我在他身边工作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曾把背诗当成了自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琵琶行》《长恨歌》这些长诗，我都是在叶帅的讲解之后背下来的。”

　　1974年至1976年曾在叶剑英身边工作的陈光群回忆：“有时，他把几个工作人员叫到一起学古诗。他先讲时代、作者，再一句一句地解释给我们听。那时，我们这几个人还年轻，文化水平都不高，最多不过上了初中。所以大家听着叶帅娓娓说来，就像是听故事一般。他讲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时，朗诵的语调、神态，现在还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还讲过白居易的《琵琶行》和《长恨歌》。讲完还不算，还要求大家都要背下来，并且时不时考考我们。所以，当时大家都很认真地在记、背，谁也不想被考‘糊’。在一段时间里，学医、学古诗、学专业成了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之一。经常是叶帅在书房读书、写东西，我们则在外间屋咬着铅笔‘啃’古诗，或是学自己的专业教材，也不断地互相小声求教或是交换一点心得。现在回想起来，才真正理解叶帅的心思，他是在给我们这几个因‘文化大革命’而失去接受文化知识教育机会的年轻人，补上一点文化课。”

　　从1938年5月叶剑英在广州对新诗人蒲风说“我看旧瓶子不能丢”到今天，已经70多年过去了。旧体诗写作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复苏，现在正逐步复兴，并出现了热潮，正从复苏走向复兴。历史的步伐证明了叶剑英的远见！（袁小伦 原载于《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