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记忆中的围龙屋不是这样的。那一溜排列成半月形的房屋必是背山面水，沿着山势接连着包围住一个祠堂，祠堂与房屋之间，是一块像孕妇的肚子隆起一般的平台，便于排水和晾晒，这块平台被形象地称作“化胎”。祠堂前面，必是一口风水池塘，半亩方塘开外，是客家人赖以生存的农田。
李连军家的“怡立居”俯瞰图，它紧挨着陇西堂。
女性成为守护祖居的主力军。 陇西堂二十世传人李连军坐在自家围龙屋门口，身后，是小山般耸起的瓦砾堆，再往后，野草遮挡了视线。
他记忆中的围龙屋不是这样的。那一溜排列成半月形的房屋必是背山面水，沿着山势接连着包围住一个祠堂，祠堂与房屋之间，是一块像孕妇的肚子隆起一般的平台，便于排水和晾晒，这块平台被形象地称作“化胎”。祠堂前面，必是一口风水池塘，半亩方塘开外，是客家人赖以生存的农田。
据《客家源流考》，李连军的祖先火德公，元末明初从福建上杭县迁徙而来。李家的这一分支颠沛流离，直到十五世祖、李连军的公太(客家话，曾祖)在此地建起了围龙屋。陇西堂是建于民国时期的砖木结构建筑，对于围龙屋来说算是年轻的了，他家附近曾经被多座围龙屋簇拥，现在都已消失不见。
2013年11月，梅州获批规划城南嘉应新区，重点区域涉及梅江区三角镇11个村6636户26318人，需征收集体土地2276亩，征拆任务等于梅州城区近十年来征拆总和的三倍。同年7月，梅州城北梅江区兴建现代农产品物流中心，拟征收土地面积4 60亩。同年春季，梅州兴宁市总投资60亿元的毅德商贸物流城项目启动，征地任务近1000亩。
正是梅州这些庞大的城市储备用地项目中，将李连军家纳入征地对象。根据住建部村镇司的调查统计，单是江南新城9 .8平方公里的改造范围内，就有295处传统民居。而在官方的口径里，只有14 4处被认定为传统民居，纳入保护的约3 0处。“这意味着，此处90%的围龙屋将在造城运动中消失。”调研人员忧心重重。
祖先守卫者
围龙屋里有“赏灯”的习俗。每年元宵节，生了男孩的家庭要到祖宗牌位前挂一盏灯笼，以示家族“添丁(灯)”。荒废的陇西堂正间的檐上还挂着十几个灯笼，瑟瑟于风中，其中一盏是李连军为儿子添上的。
老人家说，公太选的地好，以前李家都是单丁，从十五世开始就繁衍了很多子孙。他们又在泰国、印尼等地开枝散叶，现在每年都有四五批华侨回来祭祖，光是去泰国繁衍的子孙分支，就浩浩荡荡100多人。临走时好几个华侨亲戚反复叮嘱：“无论如何不能卖祠堂，要卖就卖给我。”建造陇西堂的祖先也早就在族谱中写明：任何人不得转卖。
面对摄影机镜头，李连军展示了一张泰国叔公家族的上百人合影。镜头后面，是一个来自深圳的客家年轻人邓世杰，他拍摄家乡围龙屋已经有三年了，第三年，他把镜头对准了围龙屋里面的人。
在镜头前讲述的以女性居多。在客家传统中，“望想男丁兴，哀哉妹落地”，在围龙屋中，冲在第一线的祖屋守护人很多时候却是这些手无寸铁的妇人。
李菊珍和李小英是杨氏宗祠的媳妇，她们翻开族谱，展示出那座据说有580年历史的祠堂，现在已经消失于拆迁。“我没有同意过卖祖先啊！”在拆迁现场，年过半百的李菊珍一个人激动地阻挡拆迁队，冲突中被撞晕过去。
产权纠纷和对赔偿不满意，这是多数地方拆迁的主要矛盾。按客家的传统，围龙屋里每个男丁成家都可以分到一两间小房子，久之，一座围龙屋可能有几十甚至上百的产权人，其中又有不少早已移居国外。围龙屋祖先们当初为了凝聚家族而定下来的这个传统，在现在成为保护它的最后一根稻草——— 围龙屋的征地是一件特别复杂的事情。
邓世杰形容自己每次一进村，就成了“接访主任和记者大人”，坚守的“钉子户”都有一肚子苦水要吐，虽然他也帮不上什么忙。
9月25日，邓世杰最近一次去梅州，在兴宁遇到一队卢氏后人回家祭祖。客家人的祭祖时间本来是在每年春节过后，卢氏今年匆匆忙忙把时间提前了，因为过后不久，卢氏围龙屋也要被拆掉。
争论：围屋去留
最早向外发声的是梅州本地的一名规划师小叶。
今年30岁出头的小叶长着一张20岁的面孔，他大学毕业之后就回到家乡，从事历史建筑修复的规划工作。工作同时也是爱好，他业余喜欢骑着单车，拍摄梅州的传统建筑。去年五月份，他发现，梅州市区有很多围龙屋被拆掉了。
小叶通过个人微博、微信，呼吁梅州人民关注这事情，很快就凝聚起一批本地年轻人，但又过了不久，由于种种原因，身边这些支持者又陆续离他而去。他还是继续发微博。
6月22日，小叶发的微博被建筑评论人方振宁发现，作为有92万粉丝的“大V”，方振宁主动发表了一条《梅州围龙屋在呼救》的微博，引来了6000多人的转发，围龙屋保护开始进入国内建筑界的话语圈内。
方的微博又被一个建筑师留意到，他是罗德胤，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住建部传统村落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客家人。7月上旬，他代表住建部带领一帮建筑师到梅州江南新城改造地段进行调研。
调研结果令他很吃惊，走访的第一区块传统民居是295处，而不是指挥办提供的数字144处。拆迁区域属于梅州市中心城区位置，如果把这块区域的古民居拆除了，整个梅州城区围龙屋就所剩无几了。这份调研报告被罗德胤提交到省有关部门，还据此写成了一篇题为《世界客都，能否留住围龙屋？》的报道，发表在《瞭望》杂志上。住建部专家的建议起到了作用，不久，梅州成立了“江南新城古民居评审专家小组”，对每栋计划拆除的围龙屋重新评估其价值。
“保护文化遗产不应只由某个部门承担责任。”罗德胤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称，“最好的方式是开放公众讨论，让愿意‘认养’古民居的社会资本参与进来，而不是一看到屋子破就一拆了事。”
围龙屋的去留迅速成为客家人圈子的共同话题。今年7月份，新浪广东发起过一个“梅州围龙屋被拆”的讨论，提到围龙屋保护的两种声音：“坚守派”认为围龙屋就是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根，根没了，魂不在了，我们往哪认祖呢？“革新派”则认为，作为客家人，为了饱大家眼福，就要世代住在阴暗潮湿的房子吗？保住了作为文物的典型围龙屋就可以了，其余拆掉，合理合法。
事实上，这也是老城保护普遍面临的争议。曾陪同罗德胤调研的规划师王鹏不以为然：“不存在什么革新派，只有懒政造成的衰败，和卖地来钱的短期收益。历史建筑在城里有太多的用途，围龙屋作为成熟度高于四合院的高级民居形态，十分科学，构造甚至颇具现代性，改造后无论居住还是他用都会非常舒适”，“江南新城那么大的面积，即使全部围龙屋保留下来，也只占不到6%的地，在这个基础上规划师完全可以做一个现代新城的规划。”
在罗德胤领衔的报告中，这些建筑师们毫不客气地批评道，当今国际上通行尊重自然、尊重历史、强调亲民的规划设计理念，但在国内，大家看到的多数却是“过时的甚至是腐朽的权力美学”。
调研之后，王鹏与参与调研的几名规划师一起成立了“梅州围龙屋关注小组”微博，支援小叶。他还把调研所得的围龙屋素材做成了数据库，以及一个围龙屋分布A PP地图。
不同寻常的“反拆”行动
围龙屋保护引发外界关注后，邓世杰开始思考下一个问题：“梅州本地年轻人只剩下小叶一个人在坚守，怎么样让更多人参与？”今年8月份，他在深圳做了一个小型放映会，把自己拍的围龙屋纪录片拿出来交流。分享过后，很多朋友找到他，希望能去梅州看看。
今年9月25日，邓世杰又组了一个“围龙屋关注团”，把深圳和广州的一些热心朋友带到梅州。他们一进到村内，马上被拆迁户围住，被认为是记者，或者是“上头”来的暗访人员。但是，来自不同背景的关注者对围龙屋有不同的观察和介入角度。
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博士黎少君从建筑和村庄的互生关系，对梅州围龙屋做了一次初步的摸底，丰富了她的博士论文。
深圳大学的人类学家马立安博士留意到围龙屋保护中的女性角色。为什么这些在族谱中都没有记录的女性，却成为守护家园的主力？
她问村里的妇女：“假如一定要搬迁，你们希望怎么安置？”黄留村的古阿姨说：“在附近给我们一块地自己建房子。”马立安追问：“为什么要自己建？政府给回迁房不行吗？”古阿姨回答：“那些房子太小了，我们要一大家的人住一起。”虽然古阿姨家的房子是上世纪80年代建的，但仍然按照围龙屋的建筑布局，一个家族四房兄弟的大家庭一起住。“也许政府在给出经济赔偿之外，缺乏考虑到村民的文化需求，这也是拆迁工作遇到困难的一个原因。”马立安得出这样的结论。
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艺术家珊珊，看中了兴宁一个叫“人民大厦”的大型围龙屋。这个围龙屋有着几乎完美的化胎，两层环形围龙屋建筑包裹的半圆形的封闭空间，“很适合做一个小剧场，或者一个特别的展览”，珊珊兴奋不已。
深圳规划师汤敏在两个星期前专程去了一趟梅州，把规划局、旅游局、文广新局都走了一遍，他从乡村旅游规划研究的商业思路出发，向这些部门表达了希望能引入民间资本活化围龙屋、开发乡村公益旅游的想法，得到了一些积极的反馈。
这些关注围龙屋的人，都试图表达出一种声音：“传统建筑不是只有衰败被拆迁这样唯一的结局。”
很难说，这样的“围观行动”能带来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民间的行动才刚刚起步，力量也非常微弱。能不能跑赢轰鸣的挖掘机，邓世杰心里并没底。
11月24日，当地媒体公布了征收陇西堂的丈量公示，这意味着———又有一栋传统民居要被拆除了。
采写/摄影：南都记者 邢晓雯 实习生 庄婉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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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7 20:3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