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救国理念的践行者——永定一中首任校长王绍经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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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救国理念的践行者
                                                                          ——永定一中首任校长王绍经史略
                                                                                          王贵垣
        一百年前，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永定的和平光复，民国政府成立的第二年，即1913年，永定县立中学（即永定一中）正式成立！首任校长即为清末举人、维新人物、被南洋锡矿大王胡子春奉为上宾的王绍经。
笔者查阅县志、族谱、寿序、墓志铭等资料，得知其生卒年是1852-1927，讳景生，字绍经，号小鹤，整理出其大致史略，与大家分享如下：
                                                                        王绍经的家庭背景与科举之路
        1852年，王绍经出生于福建永定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王友鹤（1819-1878，讳超，字秉清，乳名荣陞，号友鹤）是富岭王氏历史上的第六位举人（富岭王氏曾出过八位举人，按中举时间，王友鹤、王绍经父子分别列第六、七位举人），王友鹤的老师又是富岭王氏的第五位举人王卓峰（1806-1878，讳勋，字立铭，号卓峰，又号忝生）。王友鹤在恩师指点下，从22至28岁，分别通过了县试、府试、岁试、科试、乡试等科举考试，获得了庠生（秀才）、增生、廪生、举人的功名；35岁通过举人大挑的考试，以二等的成绩作候补教谕用；但一直到光绪元年（1875），57岁时才获得实缺，被真正任命为福州府永福县（今永泰县）训导，以教谕衔管训导事；不久以病假请归，逝于1878年，时年60岁。
        王友鹤读书谈艺，向慕古人。曾应永定知县翼公之聘，出任凤山义学师席。在义学里开设月课，在县城创立茹古课，在家乡创立友仁课、新文课、联英课，增捐太平书院。著有杂诗杂文稿数卷。
        在等候任职的漫长岁月中，王友鹤前往广东老隆（今广东龙川县）做生意，倡建福建会馆，担任会馆主席（王绍经晚年也到老隆担任过会馆主席）。这老隆福建会馆后来在抗战中香港沦陷时，为“香港大营救”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此是后话，在此不表。在老隆，王友鹤还做了一件大善事：在太平天国败退时，出资保全太平军被俘虏者二千余人，分别予以钱米、雨具、路票，打发他们回家。
        王友鹤在富岭的老屋叫“外翰第”，这是古时官府对没有进入翰林院里面、但学识超群、教育有功的名士颁发的荣誉匾。这样的人家，在当时当地是很有身份地位的。
        王友鹤给其后代子孙取名定下一首五言绝句的昭穆“绍祖思为善，光宗在建功，慎修家有庆，齐治国恒丰”，从王绍经第21代“绍”字辈起，目前已经到了第27代“宗”字辈。这首规定取名字辈的昭穆诗，表达了儒家积极进取的最经典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和“为善最乐、光宗耀祖、建功立业”的情怀。
        王绍经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乡儒商贾之家。他是家中长子，幼承家训，天资颖异。早期的王绍经，跟他的父亲一样走科举之路。他拜上洋岁贡陈咸政为师，勤奋读书。1872年，20岁的王绍经前往汀州府参加考试，曾咏《雁字》、《雁声》两律，为当时汀州郡守所激赏，以案首（第一名）的成绩取得庠生（秀才）资格。1876年科试，以优等的成绩取得增生资格；1891年科试，以一等第二名的成绩取得廪生资格；1892年岁试，获得一等第一名成绩；1897年在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次年（1898）考取会典馆誊录官，保分省补用知县。
        可以说，王绍经的科举之路基本上与他的父亲一样大体顺畅，而且最终获得的候补知县资格也比父亲的候补教谕要高。一时间，“父子举人”的名声在闽粤客家地区传为佳话。正常情况下，一个科举出身的封建低层官员即将诞生。
        然而，历经二千余年的封建统治已经极为腐朽，由客家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尽管被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忠君报国思想浓厚的儒学知识分子兴办的湘军、淮军镇压了下去，但毕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必须重笔书写的一页。同治中兴的局面维系不了多久，戊戌变法就接踵而来。王绍经后来的革命觉悟和教育思想，就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王绍经的湖南之行与戊戌变法
        1889年己丑科会试，江苏籍的江标（字建霞）殿试名次列二甲第十四名，进入翰林院，那一科的会试总裁就是永定科举最杰出的青坑“五代五翰林”中的职位最高者廖寿恒，廖寿恒的父辈起，就已落籍江苏省太仓直隶州嘉定县（今上海嘉定，五翰林中的后三位均是这一户籍，永定是其祖籍），因此廖寿恒与江标有同乡之谊、师生之谊。在此之前，廖寿恒出任湖南学政时，曾想聘请上洋岁贡陈咸政作为幕僚，陈咸政以母老恳辞。廖寿恒心中遗憾，但一直对陈咸政的人品才学倾心不已，后来在陈母逝后，1894年让已任汀州知府两年的胡廷干聘其出任汀州龙山书院掌教。
        同样在1894年，江标出任湖南学政。此时的王绍经尚未中举，仅是廪生，但由于之前的历次科举考试“辄取冠军，文名日噪”，加上江标从恩师廖寿恒处闻听陈咸政师生“品学兼优，十分器重”，遂效恩师之举，把王绍经请到湖南，聘为幕僚，视为心腹，帮助襄校试卷，选拔人才，也算是替恩师廖寿恒完成了一桩未了的心愿。江标到湖南后，大胆改革，颇有作为，整顿校经、书院，增设史地、算学等学科，取得一系列成效。他在湖南任上所选拔出来的士子，后来都成为名士，如后来为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蔡锷将军，就是1895年春江标带着王绍经到宝庆府（今邵阳）举行岁试时选拔上的秀才。南昌清末举人、民国三到四年永定县知事、嘉禾奖章获得者胡献玙撰写的《王绍经71岁寿序》中说：“苏之江公建霞督学湖南，闻先生品学，甚器重之。以蒲轮延致幕府，襄校试卷，所得皆知名士。湘人咸颂江公之鑑衡审，而不知先生襄校之大有功焉。”
        当时，维新派人士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一手规划的湖南新政，对王绍经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提督学政江标的心腹幕僚，王绍经与维新骨干人士谭嗣同、唐才常等有了密切交往。
        1897年，王绍经随江标回到京城，听从廖寿恒、江标劝导，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次年（1898）戊戌变法前，考取会典馆誊录官的差事，保分省补用知县。
        戊戌变法仅维持百日，遂告失败，给了王绍经当头一棒！在变法过程中，各省督抚（封疆大吏）中唯一公开表态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处分，1900年卒然去世；变法中即将担任四品京堂、总署章京军机上行走的江标——王绍经的恩师，尚未来得及就职，就被革职，永不叙用，1899年卒于家乡。对戊戌变法有过积极襄助、变法失败后对维新人士努力设法周全的廖寿恒，也从其官职最顶峰——协办大学士（从一品）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军机处学习行走的位置上，于1900年因病开缺回籍（回上海嘉定，时属江苏管辖）。
        戊戌变法的失败，彻底改变了王绍经的人生道路。从此，他绝意仕途，开始游历南洋，寻求救国真理！
                                                          王绍经结识胡子春与南洋办学及革命活动
        永定华侨众多，大部分侨居南洋各地，主要从事商业、厂矿和橡胶种植。由于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小商贩和工人出身，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联系较少，同时因为他们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又受到外国人的歧视，深恨清政府腐败无能，容易产生革命情绪”。下洋中川华侨胡子春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这位学徒出身的锡矿大王，少年飘泊异邦，饱受祖国贫弱的苦难，因此发达之后，爱国热情特别强烈。受传统观念影响，他的爱国思想最初是与忠君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曾两次各捐五十万银两给清政府。
        王绍经来到南洋后，以同乡关系和举人身份，深得胡子春的信任和崇敬，被胡子春奉为上宾，以予重用。胡子春从王绍经那里了解到清廷后党残民卖国、腐败无能的种种内幕。王绍经与胡子春从此由相识到相知，成为知己，开始了长达一辈子的友谊。在王绍经的影响和帮助下，胡子春长期热心于实业救国，曾对京沪、苏浙、漳厦、粤汉等铁路及琼崖地区的垦矿事业连续投资几十万，这些在国内的各种实业，均委托王绍经一手代办。但是晚清的腐朽统治已濒于灭亡，实业难以救国。正当彷徨之际，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使王绍经明确了救国的方向，他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认识到只有推翻腐朽的封建统治，才是救国的真正道路。于是，王绍经发挥自身是知识分子的特长，劝胡子春从教育入手，从长远计议，走教育救国之路。胡子春也常说：“当今之世，中国非发展教育、昌明科学，无以振兴。”于是，胡子春又先后捐资三十余万，胡子春先后捐资三十余万，出任槟榔屿中华学堂正监督、槟榔屿劝学所总董，委托王绍经创办南洋各埠六所侨民学校和家乡永定的师范、劝学所、犹兴学堂等。这南洋六所华侨学校分别是：马来亚第一师范传习所、坝罗女学堂、吡叻育才公立两等小学校、拿哈乐育两等小学校、拿哈女子小学校以及客籍五属（永定、惠州、嘉应、大埔与增龙）侨民子弟就读的崇华两等小学堂（民国元年改名“时中”）。1907年8月在乐育学校补行开校礼时，胡子春曾朗诵一首开学诗“天下文明赖学堂，人才蔚起振朝纲。诸生勉赴艰危局，奋发精神为国光”（王绍经代撰）。拿哈女校的开办，这是槟榔屿开办中华女学之先声，后虽停办，但全部女生并入崇华学堂，开槟榔屿男女同校之风气。王绍经在办学中坚持“有教无类、中西兼通、正音教授、兼用土音”的办学理念，这六所学校都是马来亚新式学校开风气、领群学的代表。这些学校除教化侨民子弟外，客观上为革命党人宣传革命道理，进行秘密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新生的革命力量。
        华侨们逐步明白了革命道理，希望祖国和家乡革故鼎新的心情与日俱增，对祖国和家乡正处在酝酿阶段的民主革命变得十分关注。到南洋活动的革命党人，抓住这大好时机，不辞劳苦地四处奔走。王绍经深深地服膺孙中山的主张，因此结识了大批的革命党人，并协助他们在华侨中阐述救国道理和进行广泛的募捐活动。胡子春则秉承一贯热心爱国的传统，屡屡带头捐给巨资，华侨们踊跃支持。
        1910年底，孙中山为组织准备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亲自来到南洋。王绍经代表胡子春与孙中山见了面，并给予了巨额资金支持。
        胡子春不但自己带头、还吁请广大华侨慷慨解囊，在经济上大力支持革命，并且在实际行动上也有大手笔支持革命。1911年11月，他和王绍经一起倡议建立一个包括嘉应州（今梅州）、潮州与汀州的保安会，协助广东、福建两省在上述地区建立革命政府。事实证明，这一举措为这三个地区的最终光复，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曾有诗人写诗赞颂胡子春、王绍经这批华侨“捐助共和非易事，嘉潮光复又汀州”，后一句写的就是这一事实。
        1911年12月，广东都督胡汉民，给予胡子春、王绍经领导东南亚华侨社会筹款支助革命北伐的任务，胡子春、王绍经又继续积极投入这一光荣任务之中。
        “华侨为革命之母”，这是百年前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亲笔题词，是对当时海外华侨华人支持辛亥革命的努力与积极贡献最高程度的肯定。自1895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到1911年辛亥革命，其间除了宣传革命和建立组织外，还组织发动了十次起义。第三次至第十次起义的经费均以华侨资助为主，约占80%，尤其第十次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其经费全部为华侨资助。孙中山先生曾由衷感叹：“披坚执锐血战千里者，内地同志之责也；合力筹款以济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
                                                                           王绍经在永定光复中
        1911年，胡子春和王绍经筹集到一批枪支弹药，由王绍经亲自偕同小他30岁的林汉琴（1882～1952，讳上楠，字汉琴，曾任永定劝学所教导，1913年当选省议会议员，1924年劝学所改为教育局，担任首任局长，1940年任县志副总纂）秘密运送回永定，创立永定地方保安团，为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配合革命党人光复永定作好准备。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终于爆发，武昌起义军在一夜之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广东、福建最先响应，宣布独立，接着全国各省也纷纷响应。福建省是在11月9日（农历九月十九日），由新都督孙道仁传檄各县，号召响应的。但是汀州知府来秀、总兵嵩煜却冥顽不化，负隅顽抗，他们在永杭地区集驻了重兵，妄图垂死挣扎。
        这时，随着广州的光复，与闽西相连的潮州、汕头也于11月10日起而响应。11月13日清晨，闽粤边境的革命党人，一举光复了大埔。为保卫韩江流域的胜利果实，必须尽快彻底推翻清朝在闽西的顽固势力。因为闽西的汀江下趋潮汕，如果不消灭汀江流域的清兵，必为潮汕之患。所以，大埔光复后，客籍革命党人成立了埔（大埔）、永（永定）、杭（上杭）光复联军，担负光复汀江流域各县的任务。光复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永定县城。
        为避开峰市清兵重点封锁的锋芒，联军决定取道下洋中川。这正是爱国侨领胡子春的家乡，革命基础相当好。到达下洋后，由中川革命党人胡建扬带领一队人马做开路先锋，直奔县城，沿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正是那支用华侨资金购买、王绍经亲自运送回来的枪支弹药武装起来的队伍。这是王绍经对光复永定所做的巨大贡献之一。
        先锋队伍于11月14日清晨出发，傍晚顺利进入县城。在城内，革命军受到的欢迎比沿途还热烈。这就是王绍经对光复永定所作的第二个重要贡献，即福建一宣布光复，他就到县城，以他的身份和威望，在县城文教界努力扩大革命影响，争取到许多人士同情或参加革命。胡建扬先锋队伍的到来，他马上组织这批人起来策应，使和平光复永定得以成功。原来早在科举制度废除的第二年，即1906年，永定劝学所就在胡子春捐资、王绍经操办下成立起来，首任所长为陈东人苏亮寅（字星銮，清末优廪生，又毕业于省立高等学堂，1923年出任永定县知事）。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争取到同是举人出身的金秉琮知县，事前他即表示，只等革命军一到，就敞开城门迎接，并宣布巡防队起义和交出所有枪械。11月15日，永定光复庆祝大会在胡建扬主持下于县署衙门（学宫）举行，成立县革命军事总部，推举原知县金秉琮为总部长，原劝学所总董苏亮寅为副总部长，分别组建民政、军政、财政、教育、参谋、外交等部。
        11月19日，大埔革命党人李宗尧率军攻破了清军的峰市防线，与胡建扬先锋军会合。经过一个多星期的休整和扩充后，革命军于11月23日开往上杭、长汀。不久，闽西全境遂告全部光复。
        然而，上杭、长汀的光复远没有永定这么顺利，都出现了反复，牺牲了不少民军。1928年苏亮寅出任长汀县长，曾修葺汀城东门外苍玉洞辛亥革命烈士墓（七十余名烈士合葬）。
                                                                 王绍经在永定光复后
        永定和平光复后，王绍经认为革命大功告成，遂实施教育振兴中华的理念，致力于发展家乡教育事业。
        民国元年（1912），他担任太平里道山高等小学校长。这道山高等小学，乃是科举停后，王绍经与乡人士廖海航、陈霭丞等一起倡办，在原道山书院的基础上成立的，首任校长为清末永定历史上难得的一位外交官廖海航，他曾随使节杨子通出使美国、日本、秘鲁，派驻日西巴尼亚（今西班牙）考察政治。道山高等小学的两位校长都曾出过洋，见过大世面，对学校的发展与学生的培养，裨益很大。
        民国二年（1913），永定一中前身——永定县立中学成立，王绍经担任首任校长，同时还兼任永定教育会长、永定师范讲习所所长。胡献玙在寿序中说：“民国二年，合邑创办中学，佥以校长一职非先生莫属，并举充教育会长。开风气之先，树人师之望，学务发达，先生与有力焉！”胡献玙本人对王绍经是极为尊崇的，民国三年（1914），他刚到永定担任县知事一职，“即闻先生道德文章独出冠时，及晤于上洋百尺轩，见其……邻里尊重，仰之如山斗，珍之如麟凤也”。
        谁知，民国初立，百废待兴，时局却依然混乱，永定县立中学由于经费支绌，翌年即告停办。直到1920年复办，1929年再度停办，1938年再次复办，才逐步走入正轨。县立中学的几度兴废，充分说明：在民国期间，有识之士要践行教育振兴中华的理念，一路走来，是多么的不容易！
        县立中学的停办，让王绍经着实心灰意冷。由于广东老隆（今龙川县）的福建商界人士，力促他前去赓续其父亲王友鹤创立的福建会馆事业，便在龙川住了几年，担任会馆主席，为当地福建商界兴旺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一如既往，尽力资助家乡的教育事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1927年病逝于家乡富岭。
        时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等语，高度评论王绍经的一生，众皆信然也。
        值得一提的是，王绍经的儿子王缵初（1879-1950）也致力于发展教育事业。在广东教忠师范毕业后，也曾受胡子春之聘，出掌拿哈教席，在南洋各埠华侨学校任教多年。回国后，历掌道山高等小学、明达学校、智新学校。1942年，太平初级中学在原道山高等小学的基础上成立，王缵初为首任校董事长。王缵初的学生、集美师范高材生吴卓峰（原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现省客联会执行会长吴汉光的父亲）为恩师撰写的寿序中说：“外而南洋各埠学子，内而高陂各乡青年，遂得广被春风矣。”1948年农历七月中旬，高陂全乡人士，济济一堂，在太平初级中学为王缵初70大寿举行公祝大会，盛况空前。可以说，王缵初为培养华侨子弟和家乡子弟做出了毕生的奉献。
        王绍经的曾孙王为干（1924-今），于1944年考上清华大学，成为富岭村第一位清华生。正可谓是“书香门第，科甲连绵”。
        纵观王绍经的一生，“父子举人、教育世家”是其家族最闪亮的光环，“参与维新，游历南洋、创办南洋各埠华侨学校；参加革命，光复永定，出任永定中学首任校长”无疑是他留给后人的最伟大光辉的篇章！
        如今，永定一中在历任校长的带领下，已经成为全国知名学校，全省首批12所示范高中之一；目前正沐浴着建校一百周年的光辉，继续大踏步前进！这既是永定之幸，更是教育之幸！首任校长王绍经泉下有知，定然十分欣慰啊！
(此文撰于2013年永定一中百年校庆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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