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小时候的过年（邱洪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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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小时候的过年

邱洪荣

       年近半百，越发地爱回忆往事了。看着人们为过年忙碌，陡然想起了小时候那些过年的事儿。

1.

       不妨先说说“过年”的概念。如果单说“春节”，那自然指“年初一”了。但论“过年”，那真还有说法。北方有从“腊八”算起的，南方一般不过“腊八”，那自然无从说起了。客家人把腊月廿三称为“入年界”，大抵就是开始“过年”的意思了。正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破五节”。农历的春节有很多的禁忌，比如不能用生米做饭、不能动针线、不能打扫卫生、不能打碎东西等等。在过了初五之后，这些禁忌就被破除了。其实也就是在宣告，年走了，不用忌讳了。如此说来，“过年”应该就指腊月廿三到正月初五近半个月的时间了。

说起“过年”，我还想起我儿时的趣事儿。

        因为“过年”能吃好、穿好、玩好，还不担心睡懒觉被父母骂，所以希望天天都“过年”。记得我四五岁时，刚过完年，我就问妈妈，什么时候过年？妈妈看我天真的样子，指着墙壁上挂着的日历，非常形象地对我说：“等这日历撕完了就过年了。”我看着日历，似懂非懂地点着头说：“哦。”等妈妈去生产队出工了，我便搬来一张椅子，惦着脚尖，吃力地取下日历，放在吃饭的桌上，非常认真地一张张撕下，直到最后一张红色的、写着“除夕”的日历。看着满桌的日历，我开心地笑了。我蹦蹦跳跳地走出大门，坐在大门的石凳上，等妈妈放工。看妈妈回来，我高兴地大叫：“妈妈，妈妈，现在又过年了！”妈妈看着我，满脸疑惑。我赶紧拉着妈妈的手，走到吃饭桌前，指着满桌凌乱的日历纸：“日历撕完了，我们可以过年了。”妈妈看着被撕下的日历，恍然大悟，摸着我的头说：“傻孩子，日历是必须一天一天地撕的。”

      我为妈妈不喜欢过年感到失望，但我终未因乱撕日历被妈妈责怪而又感到高兴。从此，我明白了日历是一天一天撕的，日子是需要一天一天过的。

2.

      “洒扫庭除”似乎是过年的第一要事，当然，它是需要认真安排，仔细分工的。记忆里，这全是母亲的事儿，父亲的重点似乎并不在这儿。

       除去屋子里的尘埃及蜘蛛网，需要高些个子，彼时，我们都还矮小，这事儿自然也就落到母亲身上。只见母亲用围裙包裹着头发，用口罩捂住了嘴巴，找来一根竹竿，在竹竿的一头绑上一把扫把，除尘前期工作便算完成了。接下来，母亲像一名战场的指挥官，挥舞着指挥刀。顿时，房前屋后，房内院中，一年来的尘埃犹如卧底的敌人，全都被揪了出来。平时由于劳作的原因，往往并没有时间去注意那些沉淀在屋角的尘埃及蜘蛛网，经过一年的积累，着实不少。解决完屋头屋角的事情，擦洗窗户是必不可少的。家里的房子大，窗户多，往往要忙上一整天。一切完工，最后看着母亲叉着腰，喘着粗气，嘴角却露出微笑，满意地看着自己的战果：随着尘埃的清除，仿佛把一年的晦气也都全部清扫干净了。

       当然，我们兄妹也并没闲着：旧式家具、桌凳、锅碗瓢盆，甚至喂猪的木盆等等的擦洗便归我们了。

       说是旧式家具，其实也就是一张摆在天子屏前的香桌和睡觉的几张床而已。这些是不用拆卸的，找来脸盆和抹布，前后擦擦便完了。其余的东西，我们习惯将它们搬到石拱桥下的小溪中擦洗。我们大些的兄妹三人，扛着桌凳，拿一把稻草，把它们全都搬到溪岸上。此时的小溪，从上到下都站满了人。我和弟弟便卷起裤管，捋起袖子下到溪中。寒冬的水一点儿也不含糊，直刺骨髓，但我们并未退缩。那时的水清澈见底，溪中的高处会露出小沙丘。我们把桌凳搬到小沙丘上，抓一把细沙洒在桌面上，用稻草来回地擦洗。稻草和沙碰撞的“沙沙沙”声夹杂着稻草发出的特有的香味弥漫在整个小溪中。妹妹蹲在溪边，不时发出“咯咯咯”的笑声。

       一年“庭除”在于“年”，全家上下，老老小小，各干各的，既要让年过得干净，更要让来往的客人感受到我们的勤劳。

3.

        备年货是过年的重要环节，亦或是我们小孩最喜欢的一个过年因素了。

        那年代物资紧缺，但鸡鸭鱼肉必不可少——也似乎只有这些了。鸡鸭是自己养的。我们农村人精明，往往为了下一个过年，在每年刚过完年就抓好小鸡小鸭，以备过年。年前的一个月，我们会把鸡鸭关进木笼子中，鸡打上“肥鸡丸”进行圈养；鸭子则用米糠拌米饭揉成的团进行硬塞后圈养。这个工作往往由父亲完成。我经常配合着父亲，端着盆子，盆子里装满了米糠拌米饭的团子。只见父亲抓出鸭子，两腿夹住鸭身，一只手挤开鸭嘴，另一只手从我端着的盘子中取出饭团熟练地塞进鸭嘴，然后用手捋着鸭脖子，顺势将饭团捋进鸭肚子，每捋完一次，便灌上几口水。鸭子往往伸长着脖子，在“嘎嘎嘎”声中努力地咽着饭团。这样的工作每天晚上一次，直到年廿七八左右。这样养的鸡鸭肥美肉厚，清香可口。那年月，我们并不拒绝“肥”，对能咬一口就流油甚是开心。时过境迁，现在我们只要瘦不喜肥，因此这种圈养的方式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喜邪，悲邪？

       至于那茶点，似乎只能用“老三篇”来形容了，但仍然一直吸引着我。年糕、米腊藏（谐音，客家一些地方的特产，类似于“沙琪玛”的甜点食品）、豆腐花子。年糕和米腊藏往往自己制作，程序复杂，要极早准备。母亲为了做年糕，往往得熬夜。先把糯米碾成粉，然后用红糖搅拌，继而放进用大竹叶围住的特制粄篮里，放进锅中，猛火蒸若干个小时。做年糕火候掌握至关重要，过火了太老，火候不到则沾牙齿。米腊藏的制作更是复杂：如果是粳米的，将稻谷放进饭甑蒸，然后拿出晒干碾成米，再用沙子爆炒，筛干净备用；如果是糯米的，将糯米放进饭甑蒸，然后用谷壳拌好、晒干、去谷壳，再用沙子爆炒，筛干净备用。制作时，将麦芽糖用水熬开，再放入若干红糖或白糖，火候要掌握得恰到好处。待熬好后，将准备好的爆炒粳米或糯米若干放入锅中一起搅拌均匀，盛出放进60*60厘米左右正方形的木格中，用木棒将它们压紧，根据家庭情况，在面上洒些芝麻花生之类的佐料，再次用木棒将它们压紧，用刀将它们切成大小一致的块儿，用干净的草纸包装放入密封的袋子装好即可。

       也有家庭较好的，年料自然更丰富。那时大舅公任商业局局长，家境自然不错，那年料也就不同，光那茶点就还有花生、糖果、瓜子、荸荠等等。所以每年过年，我总爱跟奶奶一起去大舅公那儿。大舅婆似乎也知道我心思似的，每次我回家时，总将我的口袋塞得满满的，我也从不拒绝，满载而归。

       年货的准备是辛苦的，但想想那流油的鸡鸭和香气扑鼻的茶点，我总乐此不疲。

4.

       如果说备年货是我当时最憧憬的事儿——毕竟在那年代嘴馋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那么贴春联应该就是我最乐意做的事儿了。虽然那时我还在初中读书，但论学历，我在家也算是个文化人了。贴春联是文化人应该承担的活儿——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父亲给我煮好半脸盆的浆糊，吩咐我哪些地方该贴哪些，我便和弟弟妹妹扛着梯子、端着板凳四处张罗起来了。其实，那时我并不懂“仄起平收”“竖的字该从右读起”之类的东西，自然也就无从知道准确的上下联了，只要怎么读怎么顺就怎么贴。现在想来极其糊涂，也不懂错过多少次，而父母也从不知道。当然门神我是从不会贴错的。父亲告诉我，关起大门，左右两边的门神必须眼睛彼此看着对方，还告诫我说“门神脸各朝一边，仿佛彼此不相往来，不和气又如何守护大门”。门神大都是木刻雕板印刷，记得一边为“神荼”，一边为“郁垒”，手握兵器，表情严肃。这些贴完就在每间房门的门楣上贴上一张红纸条，要是有人住的房间，还要在门上贴上一张同样是木刻雕板印刷的“招财童子”的图案。图案中两个胖嘟嘟的小男孩，满脸堆着笑，系着红肚兜，头上扎着发髻，很是活泼。接着便到猪圈、牛圈、鸡舍门上贴上八卦图或写着“六畜兴旺”的小条幅了。家里产业较大，跑过来跑过去，足足一个上午，但我们都是乐呵呵的，从不觉得累。

        余亚飞《迎新岁》称：“喜气临门红色妍，家家户户贴春联；旧年辞别迎新岁，时序车轮总向前。” 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把红色的春联贴到门上墙上，既可以增加节日气氛，也表达辟邪除灾、迎福纳吉的美好愿望。年味便在红红的春联中露出了笑脸。

5.

        随着“洒扫庭除”、备年货、贴春联的结束，除夕便接踵而至了。除夕，就是每年的最后一个晚上，除夕是一个辞旧迎新的节日，过了这个晚上就是新年了。所以除夕应该是过年的高潮了。

        父亲在这天格外的忙碌，早早起来，将鸡抓到祖坟上“割花”（将鸡血洒在草纸上，用它来放在坟头或神龛前的），顺便告诉先祖“过年了，保佑大家平安健康”。回来后，将煮熟的鸡和猪肉、鱿鱼，以及柑桔、香火用担子挑着到祠堂祭祖，再到公皇的神龛中祭拜。家里的小弟弟出生后不好抚养，父亲便按神人的指示认了石头当父亲，这天也要给溪中一块耸立的石头焚香。最后便回到家中，在贴有“神光普照”灶头上焚香祭拜。父亲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表情严肃，嘴中念念有词。我读了点儿书，自认为这是迷信。父亲严肃地瞪着我说：“‘头上三尺有神灵’，不得亵渎神灵，没有他们的佑护，哪来我们的健康财富？”看着父亲严肃的脸庞，我不敢吱声。后来慢慢长大了，我知道这是父亲的精神寄托，更何况他嘴里念的更多是护佑我们子女的祝福语，我也便不说了。

        母亲则在忙碌着年夜饭。红烧肉是必不可少的：将肉切成大丁字块，用些鱿鱼爆炒后加料酒和水文火慢炖，不同以往的是，要加上些许的红曲。这样焖出的肉红彤彤的，意蕴红红顺顺。鱼也是不可少的，不可切断，要整条红烧，烧完后要放上姜、芹、菜蒜。“芹”取谐音“勤”，“蒜”取谐音“算”，意蕴来年健康勤快，会算，能发财。鱼则是“年年有余”。当然，我家小孩子多，鸡腿鸭腿是少不了的，我和大的弟弟，年纪稍大，吃鸭腿，妹妹和小弟弟年纪小，吃鸡腿。           

         年夜饭是一年最丰盛的晚餐，至今想来，那时的肉还是那么的香。

6.

        每当母亲准备年夜饭时，我们就轮流着去洗澡，但怕吃饭时弄脏了新衣服，我们仍旧穿回旧外套。一年就这一身的新衣，我们格外地珍惜。父亲为了让我们的衣服能耐穿，总是选用劳动布（类似于现在牛仔裤的布料）进行裁缝。他自己是裁缝师，把衣服总是做得宽些，把裤子做得长些。总说这样你长高了，弟弟还能穿。“缝缝补补又三年”，那年代，不嫌补丁，只怕没有，正所谓“烂饭好吃，烂衣好穿”。那时的我们也并不懂美，况且有新衣服穿，总还是很高兴的。

        高兴地吃完年夜饭，我们便盼望着“压岁钱”了。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或一元或五角的，全是崭新的，还带有油墨的香味。不过这“压岁钱”也就只过过我们的手罢了，母亲总会用“代为保管”的话收去了，但那淡淡的油墨香味和那甩出去时发出的“呱呱呱”的响声犹记心里，永难磨灭。

        年夜饭后最有趣的事儿当属放鞭炮了。王安石曾写：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鞭炮齐鸣，换上春联，这样才算是过年。没了这两样，年味就少了一大半。我向来惧怕放鞭炮，两响炮（又称“天地炮”）我是敬而远之的，但串炮拆卸后一个一个地放，我又甚为喜欢。有时把它埋在土里，有时把它扔进水里，有时把它插进石缝中……花样百出，其乐无穷。

        除夕的夜随着守岁的结束而慢慢逝去，我们眼看着一年时光投入无尽的大泽之中，再不复起，又眼见新的一年随着旭日东升而开始。

        如今，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再不用愁吃愁穿了，年味也随之变得越来越淡——准确地说是年俗越来越少了，过年的感觉也似乎不那么浓厚了。仔细想来，最美的年还是小时候的过年！

（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