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客家十五年》（9章下-11章）（卫英士著、丁立隆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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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fteen Years Among TheHakkas of SOUTH CHINA》（译《华南客家十五年》）

原著作者:Frank.J.Wiens（卫英士）

译者：丁立隆

2017年5月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插图为目前所见客家祖地福建上杭最早的影像记录

   

Frank.J.Wiens （卫英士）

男，美国人。传教士。100多年从美国来到中国福建上杭，曾在当地创办学校、建立医院。
丁立隆
男，福建上杭临江镇人。1988年本科毕业于厦门大学。1992年赴加勒比岛国和中南美洲各国经商至今。现定居于美国洛杉矶。北美上杭商会会长。北美百果园文学社社长。

第九章战火中的传教士（下）

现在南方政府控制了他们占领的地方。短时间内，福建，广东等华南地区的老百姓可以享受和平岁月。但随后，南方政府也开始分裂，各个党派之间又开始内部的火并和征伐。战争的乌云长时间笼罩在这片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上。而且，战争降临之快，对于在上杭和它附近的人们来讲，常常是料不可及，猝不及防。

十月的一个美丽的礼拜天，我们在教会辖地对面的汀江河边举办一个隆重的洗礼仪式。也许是一直有军队入侵的传闻，我注意到人群非常焦躁不安。仪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在河对岸的守卫们忽然开始退回来了!肯定有来敌进犯！我加快了洗礼过程。在为最后一名皈依的信徒洗礼时，枪声响了，接着又是几声，渐渐地密集起来。大家顾不得一切的都拼命往城里跑。各个城门马上被紧紧关上了。我赶到东城门口，清点着人数，确定参加我的洗礼仪式的人们每一位都能安然回到城里。

其中有二十来人是住在城北，在他们回家的路上，有一片开阔地在城墙步枪的射击范围内。这些人担心守城的士兵误把他们当作敌人来打，所以请求我陪他们走到安全的地方。我答应了。等我火速从城北使劲踩着我的单车赶回到东门附近的时候，已经是大约是上午十二点了。我抬头一看，汀江河对面的山坡上已经站满了敌方的士兵。我以为自己穿着洋装，又骑着单车，那些士兵不会认为我是守城的士兵，所以就没有太在意，依然自顾自地骑着车往家走。没过几秒，我就意识到自己被当作活靶子了：几发子弹呼啸着从我头顶飞过。

我顾不了多想，赶紧从单车上跳下来，滚到旁边的土坑里，身体放平了紧紧贴在地上。南方十月的正午的太阳还是非常火辣，我忍住不敢动弹，心里盘算着怎么逃脱。过了一伙，我听枪声停了，就壮着胆子开始从土坑里往外爬，看没有动静，我连单车都不要了，就猫着腰拼命往家的方向跑。但没跑几步，枪声又响起来，子弹嘘嘘地在身边乱串。我只好又跳进另外一个坑里掩藏着自己。就这样，我爬一段，跑一段，小心翼翼地爬到一个长草地带，再从那回到我们家后面的大树林里，平安无事地从后门回到了家。啊，家，可爱的家，甜蜜的家！没有哪次比这次让我更珍惜回家的机会。真心感谢有主的双手庇护，那些子弹才没有伤害到我。我才能毫发无损的回到家。

战争既然迫在眉睫，我马上召集红十字会的几位骨干开会。其中有刚来的专业护士赫普纳女士Miss Heppner和刚到的传教士迪克先生Mr.Dick.我对他们说，红十字会的工作马上就要启动了，我们要做好准备。我在屋顶升起了红十字会的旗帜。可是我们的准备工作还没完全就绪，第一位鲜血淋漓的伤员就被送了进来。两块银元救了他的命。当时他正躲在正对着河对岸山坡的战壕里，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他的前胸。命不该绝的这位士兵的左前胸口袋里装着几块银元，子弹射中其中两块后偏离了弹道，没有钻进他的心脏而是从心脏下方的肋骨处进入身体。他首先要感激上帝安排了我们救护他；其次，他还要感激上帝给了他这些银元。

在我们教会基地附近作战的守军进入我们的基地，还在基地里面筑起了战壕。对此，我跟他们提出抗议。我说我们是美国传教士，是中立的，他们这样做容易让他们的敌人把我们教会当作攻击的目标。守军听取了我的抗议，就把兵力撤出到河边的小山坡上。后来，他们看那边守不住，就全部撤回到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城内。而我们的教会基地在东城门外的谭头，这样我们就和来攻城的部队在同一地区了。第一次战斗结束后，我就和迪克先生一起朝河对岸的士兵喊话，挥旗，示意他们我们是红十字会的，愿意为他们的伤员提供帮助。对面的长官示意我们过河去。可是我们的大门刚打开，我们挥着旗帜要出去的时候，子弹就擦着我们的头皮飞向我们，还好没有人受伤。对面的长官及时阻止了他的士兵，我们才得以过去救护他们。因此，我们和他们后来也成为好朋友。

那个星期天天黑前，双方停止交火了。我们乘机清理了一下战场，把战死者埋了。入夜之后，攻城方全部渡过了汀江河，把上杭城团团包围起来。这支军队还随身带着7,8天前受伤的兄弟。他们把伤情最严重的士兵留给我们照顾。这些伤兵和未来几天受伤的士兵挤满了我们的临时救护所。几乎从开战的第一天开始，谈判就开始了。我又被指派为调停者。城里的老乡绅们不断请我进城帮助他们，一起商量和谈事情。可是，尽管我这个传教士爱心无限，但我也从上一次的教训里学到，这样的战争居间调停工作不是件轻松而愉快的事。任何人都可以想象的到，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顺着云梯或者溜着长长的麻绳从十几丈高的城墙上面上上下下，这意味着什么；更别说还有无数条长枪大炮在你的身边不停地开着火。虽然双方都承诺只要我去送信，他们都不会开战。但谁能相信这些暴徒，兵痞嘴里说的话。上次九死一生的那六个昼夜的经历才结束呢。《圣经》诗篇第九十一章第七行说道：“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虽有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难却不会靠近你。”我不会再冒险半夜爬墙进出城内外了。

大约开战一周后的一天佛晓，一阵阵的猛烈的枪炮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其中一挺重机枪从我们教会基地的对岸疯狂地朝着城内扫射。巨大的枪声是如此的恐怖，让我误以为是从我们的基地射出去一样。攻城部队试图通过这阵剧烈的狂轰乱炸，在城墙上撕开一个口子。火力覆盖过后，他们发起冲锋。被无数颗子弹划破夜幕的天空中回荡着震耳欲聋的喊杀声。这种喊杀声我们以前只认为存在于古代战争，可是现在听起来是如此地让人毛骨悚然。若非亲闻，你无法体会到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

进攻部队的袭击时间晚了半小时。守军在敌方炮火停止后马上严阵以待，给攻城部队造成了重大的伤亡。进攻失败后，大量的伤兵和受伤的老百姓被送到我们的教会基地的红十字救助所。他们有的被别人背着，扶着，抬着送进来，有的是自己走进来。救助所内血流成河，伤肢遍地，呻吟声，哭闹声响成一片。有位78岁的老爷爷当时正弯腰在河对岸的农家屋子里扫地，忽然一颗子弹飞来，射进他的后脑勺。家人把他浑身是血的抬了进来。经过检查，我们发现子弹从他的右耳下方进去，再从他的左眼下方穿出。看来是救治无门了。可是上帝保佑了他，我们创造了个奇迹。经过我们两周的精心救护，他最后居然康复回家了，以后还活了好多年。

一位大约十四岁的男孩因为手臂中弹必须做一个痛苦的手术。当我给他动刀的时候，他的母亲紧紧握住他的另一只手，满心悲伤地站在一旁。我手里的手术刀仿佛是切开她的心一样，当他儿子的手臂被我手中的手术刀划开的时候。看着子弹从她儿子的手臂被取出，她的眼泪汹涌而出。战争是如此的残酷，如此的惨绝人寰。

在这里我要顺便提一提可怜的小女孩露丝Ruth（我们夫妇给她取得英文名字）。还是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她的母亲因为一个愚蠢的玩笑而恼羞成怒，一气之下把可怜的孩子摔在地板上，以阻止孩子的哭声。孩子的脊柱就此凸了出来，成了驼背。（读者可以从后面几页的图片看到她的模样。）已经卖给别家成为别人的童养媳的残疾女孩露丝，被她的婆婆认为一无是处。狠心的婆婆为了不想看到她死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就把她丢弃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由着她乞讨为生，自生自灭。我上次因为陪同北方军去汕头，从那回上杭的路上发现她。当时她躺在在离上杭城大约60多公里的一个茶馆外面的湿漉漉的草堆上。骨瘦如柴的身上盖着几片破布。这个可怜的孩子，就那样蓬头垢面，伸着那双瘦骨嶙嶙的小手向过往的行人乞讨果腹之物。此情此景，谁不会为之难过伤心？我弯下腰，从包里递给她一些食物和散钱。因为自己刚从鬼门关回来，就急于回家了。

可是，回到家后，我的良心非常不安。这位可怜无助，凄惨单薄的残疾孩子的身影总是在我的眼前浮现。我一直牵挂着她是否能吃饱肚子？是否不受别人的欺负?那边的山林里面的野兽是否会袭击她?这样一位女孩如何自己在战火纷飞中生存?经过几天的日思夜想，寝食不安，我最后决定去把她接回到教会来，让她过上和我们一样的生活。我沿着那条路一路寻找过去，不断重复地向路人打听她的下落，可是都没有答案。

一个才7,8岁的残疾孩子，远离村寨，白天还好，晚上她独自一人如何面对黑暗中的鬼哭狼嚎?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了?我越想越担心，也越谴责自己当时没有把她带回教会。在那个茶馆附近，我拦住一位从村子里走出来的年轻小伙子。一问他，碰巧那女孩在他的村子里。我跟他说，请他和我一起回村里去，帮忙我找好一位村民把那个女孩带到我在县城的教会来。可他摇着头说他没有时间，他急着有事要外出。我听了有点急，威胁他说：“后生仔，你给我听好了。我是城里的官员。我手上有很多当兵的。我现在必须要把那个可怜的女孩带到城里去救治。我会付钱给带她来的人。你是孩子的邻居，你那么没有良心，还违抗我的命令，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

等我回到城里，我派部队来抓你！”这年轻人马上改变了态度，忙不迭地对我说：“好的，好的。我一定帮你找到合适的人带她去你那。你那么好心，一定有好报。你不要生我的气。”没多久，我们就在他们村子的第一间屋子找到一位妇女。她愿意把女孩带到教会来。我付给她一些钱，作为定金。我告诉她，剩下的费用等我见到女孩再全部给他。事情办好后，我放那个后生仔走了，我自己也回到家。

第二天傍晚，那个妇女带着露丝来了。我把剩余的费用给了那个妇女。那时候的露丝见到我们，眼里非常惊恐。我妻子很和蔼地带着她去沐浴，再给她换上干净的衣服，给她吃上热气腾腾的米饭。然后，安排她到床上睡觉。我们还给她取了个英文名字叫Ruth露丝。从此，露丝就是我们的女儿了。她和我们一起生活，和我们的孩子一起玩耍。她称呼我们为“爸爸，妈妈。”她那惨白的脸颊开始有了血丝，眼睛里不再有惶恐。她开始说话，唱歌。她跟着我们一起祈祷，赞美主。我们告诉她，万能的主，是所有天下可怜的孩子的父亲，是所有穷人的好朋友。两年后，天主召唤她走了。从此她不再受病痛的折磨。那天早上，当我们通宵未眠，疲惫不堪的从伤员堆里回到家，来到她的床前的时候，她已经长眠不醒了。她一定会在某时某地再生，快乐的生活。

第二场战争爆发以后，我们每天要医治和救助那么多的伤病员，那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们教会和红十字会是不会向伤病员收取任何费用的。所以我们就只有自己为此倾囊付出了。攻城这边部队的长官提供了一些经费，可是杯水车薪。眼看马上入不敷出，伤病员却与日俱增，作为教会和红十字会机构的负责人，我只好外出去募捐。为了不被流弹击中，我只能在县城的东门附近的居民间募捐。许多人很理解我们的处境，也很感激我们的付出，他们非常感恩我们救死扶伤，所以大部分居民都会慷慨解囊。但也有一部分的铁公鸡是铁面心肠。我找到一位我知道很富有的商人家里，我期望只从他那里获得五块钱的捐款，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位吝啬的小气鬼。可是，他却说什么因为打战，生意都关门很长时间了。他现在穷的叮当响，身上一块钱都没有。我被他的话激怒了，我站起身，非常努力压抑着愤怒跟他说:“那好吧，我不要你的钱了。你也知道，每天那么多的伤员和老百姓送到我那。我们要给他们医治，清洗伤口，换药，吃药。还要提供吃的，喝的给他们。如果救不活，还得找地方把尸体埋了。这些人都是你的中国兄弟姐妹。他们的生，死都由我们来负责。而你竟然连五块钱都不愿奉献出来帮助他们！我一分钱都不要你的。明天早上，我送两位伤员到你的家来。你负责他们的一切。如果他们死了，你找地方埋葬他们！是时候轮到你来帮助你的受苦受难的同胞的时候了!再见！”说完这番话，我转身就走。

可是，他在后面追着我，嘴里喊道：“牧师，你等等!你等等!让我查查看有没有零钱。”很快，他把五块钱交到我的手里，还点头哈腰千恩万谢我们的无私奉献。最后，还非常有礼貌的送我走出他家大门。我很清楚，按照中国的传统迷信（尤其是客家人更加迷信），如果家里来了受伤严重的病人，更坏的是这个伤员死在自己家里，这是非常不吉利，非常衰的事。这是每个家庭都会竭力避免的事。所以，这个商人才会那么爽快地捐了五块钱。我刚才说的话，击中了他的软肋。耶稣也曾经说过：“用聪明对付狡猾的人”。

作为主的忠实的仆人，我们还必须继续履行着眼前的救死扶伤的职责。这场持续二十八天的战火，断绝了我们和上杭城里面的一切联系。感恩伟大的主，让这么多原来远在外省的伤病员还有这么多的本地市民来到我们的教会基地。他们在被我们的医术和食物从地狱抢救回来的同时，也身心同在地感受到主的荣耀，感恩主的恩德。在他们的人生最黑暗，最痛苦，最焦虑不安的阶段，他们在我们的身边，每天听着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赞美；被我们的基督精神所感染，这种感染将会潜移默化到他们的骨子里。或许在不远的将来，他们会清晰地认识到基督教义的精髓，基督教义的博爱。而这，就是我们甘心为他们付出一切乃至生命的最终的使命。基督教义的鲜花，必将开遍漫山遍野，灿烂宇宙。

中国，我亲爱的中国，她已经在内战中挣扎了整整十六年了！可怜的劳苦大众在战争中受尽了所有的困难。人世间的善恶对垒，最终的决战势必还要更加残酷一百倍，一千倍。让我们一起祈祷，赞美吧！愿主的荣耀永恒！

第十章   古老的中国在崛起

中国是个有着几千年璀璨文明历史的古国。它的许多农业，制造业方面的发明创造至今在全世界各个领域被反复效仿，使用。华南各地自古代流传下来的先进的农业灌溉系统至今仍然在国际上独树一帜。许多古代发明的工具虽然在现代社会已经过时了，但是还是非常实用。木工和泥水匠的工艺千百年来一直传承下来，经久不衰。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一脉相承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是这个民族得以团结一心和形成内在的巨大的凝聚力的根本源泉。虽然佛教和道家带给人们极大的迷信思想，但是，儒教精神还是教育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汉族修身养性，重德求仁。儒家思想一方面严格要求子弟循规蹈矩，墨守成规，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它也培养了人民尊老爱幼，敬畏权力的道德观。

中国还是一个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国家。遗憾的是这个国家的永无停息的内乱使得它的资源没有被好好地开发利用，造福人民。这也是它现在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也是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对它虎视眈眈的原因。1840年以前，清王朝是闭关锁国，拒绝对外通商。可是船坚炮利的殖民国家发动了几场侵略战争之后，战败的清政府只好签署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从此，钥匙被强权扭动，国门被迫打开。在此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国的社会是相对安定的。口岸通商以后，中国进入一个万花筒的世界。进步和发展伴随着内乱和外侮。十九世纪后半叶，那些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或多或少，直接或者间接地推动着中国这架破旧的马车向前滚动。

1850年到1860年这十多年爆发的假冒天父之子的太平天国运动短时间内取得很大成功，可惜好命不长，很快就夭折了。这个多多少少带有基督教意义的宗教暴动结束之后，各个阶层对基督教传教士是怀有敌意的。大家都知道，是外国传教士把基督教引进中国的。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埋下的对传教士的不公平的仇恨的种子，在人民的心里慢慢地生根发芽，直到四十年后的义和团运动才算是“开花结果”。事实上英国人对中国的鸦片倾销才是义和拳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门户开放之前的大清帝国是严厉禁止种植和生产鸦片的，是英国的不法商人非法走私大量的鸦片进入中国的市场。

那些不平等条约就是对鸦片的助纣为虐。当篡位上台的慈禧太后的刚愎自用越来越祸国殃民的时候，那些奴颜婢膝的朝廷官员还在投其所好地阿谀奉承她刀枪不入的超自然能力。有传闻说，太后曾经亲自表演神功附体的绝技：枪尖刺腹而安然无恙。受到政府的暗中支持和鼓励，民间对创教士有偏见甚至有私仇的人们就发起了针对洋人和传教士的报复潮流：义和拳运动。许多在中国的合法商人和无辜的传教士被“拳众”所杀害。时态严重到各国只好派出自己的军队到中国来保护侨民和教会神职人员。

这就再次引发了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新的战争，并且是以中国的战败而告终。接踵而来的又是新的一轮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民间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对政府腐败无能的憎恨慢慢凝聚成滚滚洪流，最终在1911年爆发了改变中国历史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最大的成果就是把满清王朝的君主制给废除了，成立了民主共和国。（在那个时代还言之过早）当时，许多在美，英，德，法等国留学的饱学之士(其中还有很多是慈禧太后公费选派出国留学的）响应时代的号召，纷纷回国参加到革命斗争中来。他们热血澎湃，斗志激扬，发誓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共和制的国家。其中一位从美国回到中国的留学生孙逸仙博士和当时势力最强的实权派袁世凯成为了至交。他们一起策划和实施了推翻专治的满清王朝。孙先生因为他的百折不挠，身先士卒的革命精神，被公认为辛亥革命和中国国民党的领袖和英雄。他提出三个革命主张：一，国家主权独立，平等，废除不平等条约。二，建设中国为一个共和制的政府。三，各国之间海关地位平等。

孙逸仙先生只担任了很短时间的代总统。他本来可以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的，但是，他客气地推荐了他的好朋友，兵权在握的袁世凯来出任这个青史留名的职务。袁世凯上任不久，就撕开民主的外衣，赤裸裸地搞起了复辟，很快宣布自己为新的专制帝国的皇帝。这引发了全国的内战。孙逸仙出于对袁世凯的失望，深深觉得必须采取坚决的斗争来捍卫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他在南方重新组建了新的革命党派。中国的南方自此和北方公开对立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的南方政权找到了一个可靠的合作对象，那就是苏联。苏维埃共产党不动声色地在很多方面左右着当时中国的南方政权。南北对峙以来，大大小小的战争不断地发生，新的党派给分裂出来，新的地方军阀也不断诞生。各个地方军阀为了争权夺利，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很多血腥的战争都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据笔者所知，许多战败的军阀，只要找到一定数量的赎金，就可以重获自由。没过多久，他们又可以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残垣断壁的古城墙上，经常变换着不同的霸王旗帜。

军阀割据的形势在1925年到1926年间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这完全是因为一位叫冯玉祥的基督将军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冯将军明里打着基督教的旗号，暗地里却受苏联共产党的辅助。他的势力在那几年间出人意外地在北方迅速壮大。他号称要一统全国，给人民以和平。他的军队在前期也确实是屡战屡胜。可是，后来，他遭遇了北方其他几家大军阀的联合抵制，他的部队节节败退。

与此同时，南方阵营却在不断地分裂，组合；革命党内派系林立，互不妥协。中国国民党这个代表着大多数阶层利益的新生党派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这个带有很强的西方价值观的年轻党派，由于它的坚定不移的爱国主张，获得了很多爱国青年的衷心拥护，影响力很快扩散到全国各地。他的创建者就是革命前驱，受人敬仰和尊崇的伟大革命领袖孙逸仙先生。它虽然诞生在国民革命后期，但是却是一个组织严密，财力雄厚，实力强大的党派。国民党还和当时的苏联苏维埃合作。苏联红军的高级指挥官鲍诺蒂恩同志Borodien还是国民党的核心军事顾问。这个政党后来慢慢发展为分工明确的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是军事力量。国民革命军横扫全国，所向披靡。第二是管理机构。这个机构把全国的资源和人力划分为两种：可以团结的和不可团结的。最后就是宣传机构。这个宣传机构的功能包罗万象。它不仅仅宣传自己的党派主张，还反对和打击其他异见思想。批判和封锁基督教义就是他们后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到二十年代后期，他们甚至和苏联反目成仇，布尔什维克成为他们消灭的对象。

国民党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宣传要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要把中国建设成独立，自由，民主的崭新的国家。他们在全国宣传和实施他们的主张，很快招揽了无数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他们的宣传工作做得成功。全国各地都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标语和口号贴满大街小巷。国民党宣称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倒一切旧势力和不可团结的坏蛋。“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洋人，打倒基督徒！”这些标语让我们传教士看了心惊肉跳。

这场席卷全国的运动对我们基督教教职人员的打击后果就是，我们许多私人财产被充公，教会学校和其他建筑被捣毁，神职人员被侮辱。经常有女性神职人员被激进的国民党人拉到公开场合脱衣，游街示众。

在1927年的四，五月，中国国民党发生了血腥的大分裂。这个党派分化成左，右两派，这两派最后简单地以红（左）白（右）来代表。左右两派的战争就此大规模的爆发。之前我们提到过的基督教将军冯玉祥在两派之间左右摇摆。但是，当两派都要他做出明确的选择的时候，他还是倾向于左派，虽然他一直致力于调和两派间的矛盾。

遗憾的是党派之争如果是那么容易融合一体的话，那就不存在不同主张的党派了。这场斗争性质后来就变成赤裸裸的权利角逐。爱国主义被丢在九天云外，争权夺利成为同志之间反目成仇的唯一原因。通过此前在中国十五年间的亲身体会，耳濡目染，笔者深深感悟到，天底下的军队，除了极个别以外，他们和强盗，土匪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他们手中杀人的武器根本不是为了穷人和其他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完全是为了一己私利。要打倒帝国主义的，自己最后变成了最大的帝国主义。

“中国何去何从？”如何回答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想说的是，试图去预测中国的未来是非常不明智的。去相信这种预测的人则是愚蠢的。现代社会，一切瞬息万变。中国国内和国际上的环境千变万化，谁都无法肯定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但作为在中国生活，工作这么多年的局外人，或许我可以根据我的经历，仅仅对一些事情提出一点我的见解。首先，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从上到下正在发生着巨变。这个变化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也冲击着人们的宗教信仰。上帝之手正推动着这个转变。更进一步来说，上帝正在甄别那些在中国为了物质利益和其他功利目的而利用基督教的伪基督教徒们。真正的虔诚的基督徒是完全可以经受熊熊烈火的考验的，他们是不会因为各种磨难而轻易改变自己的信仰的。我们这些外国传教士被临时要求撤离中国，以便神可以让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独自去承担传播基督教义的神圣使命。

本人认为，在这个历史阶段，由于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存在，会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起负面的作用。神借此中国政局的变化，希望中国本土的基督徒的独自工作，来完成神对中国人民的精神救赎。目前为止，大概有七，八千名传教士已经离开了中国大陆，这大概占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百分之八十多。还有许多外国神职人员在陆陆续续地离开中国。由于交通工具的原因，我们无法详细地统计数字。这么庞大的撤退数字，完全可以印证我上面的看法。相对中国本土的神职工作人员的贡献，留守的为数不多的外国传教士对中国基督教的传播工作的正面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

神在进行的这份伟大的工作将具有完全的中国色彩。根据我在中国的传教经验，我认为由于地理位置，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等的不同，以及多年来各个阶层对外国传教士的误解和诋毁，中国的民众不会轻易接受外国传教士。我们这几十年培养了许多中国本土的中国教徒，由他们去传播，宣讲基督教义会更有效果。这样的改变将是非常必须而有效的。

本人还坚信，将来中国政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时候，也就是人民追求精神上最大的觉醒的时候。等到那个时候，去那些经过血与火洗礼后还巍然矗立的教堂听布道，宣教，将是人民唯一的心灵追求。也只有等到那个时候，精神上完全觉醒的中国人民才会主动邀请外国的传教士去到中国，和他们一起分享，讨论神圣的基督教义，共同赞美我们伟大的神的恩德；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让我们居高临下地去管理教会学校，用西方的方法去传播基督精神。

第十一章   现在不知道，将来会明白

本章将从我们传教士工作中遇到的众多的困惑中抽取几个例子，来验证本标题的精辟道理。很多我们当下无法解答的问题，不等于以后也是没有答案。现在不知道，将来会明白。检验真理，需要时间。

1921年，距离我们第一次登陆中国大地九年半之后，我们回美国叙职和探亲。在美国短暂的逗留之后，我们一家又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去中国的路途。和第一次相比，这次我的信心更加坚定，理想更加的丰满，更加广阔的天地在我的眼前展现。经过九年多的努力，我们在上杭的教区已经蓬勃发展。我们有两个基督传教士家庭和四位年轻的女基督教神职工作人员，加上许多在那里发展的本地的神职人员，可谓兵强将广。这是我准备大力发展壮大我们教会基地的人力资源保障和动力。

我们从日本乘坐蒸汽机轮船到达汕头要31天的时间，这是一个漫长的旅程。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们依然毫无倦意，精神抖擞。我们上杭教会的两位年轻人在那里等待着我们，他们将帮助我们转乘内河的小轮船去上杭。刚一见面，这两位年轻人就告诉我一个让我非常伤心和震惊的消息：我们的那位特别强壮的传教士，也是我的本家，另外一位卫英士牧师（B.F.Wiens)已经身染重疾一个多月，大部分时间是昏迷状态，恐怕他的时日无多了。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怎么可能？！他才来中国一年多时间哪！心急如焚的我们唯有祈祷他的康复，求主拯救他的生命。但是，在小轮船溯流而上的第六天的早上六点左右，大约天亮前，我清晰地梦见卫英士牧师逝去了。从睡梦中悲伤地醒来，我再也无法入睡，心情非常沉重和难过。

两天后，我们到达峰市，准备从那里转船去上杭。一个噩耗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们可敬的卫英士牧师去世了！他的灵魂随风而逝，直上天堂的时间正好是我梦见他去世的那个早上！从峰市到上杭的那最后两天的行程，对我们而言，是多么的艰难！江水无语，青山低头，天地间唯有那无尽的呜咽在悲鸣。原本是热烈的欢迎仪式变成肃穆的安慰和悲戚的问候。我们停下手头的一切工作，安排好卫英士牧师的葬礼。我怎么都没有预料到，在我们自己上杭的教堂里面，我第一个做的葬礼追思是为我们亲爱的卫英士弟兄而作。我木然伫立在主的身下，悲伤欲绝，纷飞的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主啊，为什么会这样啊？这是为什么？”回答来自九天云外。“明白真理，需要时间。”

这件事过后不久，迪克夫妇和另外两位年轻的神职人员被派往新的传教地点：鹰潭。上杭教区又只剩下我一位男性传教士了。虽然得力的工作助手减少了那么多，但我无所埋怨。我们都是主的仆人，都应该完全听从主的调遣和安排。人员少了，可是工作还要我们去做。刚刚永别了自己的丈夫的卫英士太太，擦干泪水，化悲哀为力量，勇敢的继承了丈夫的遗志，主动承担起卫英士牧师原来的工作。她的这个义举，极大地鼓舞了我们。

这种人手紧缺的局面似乎很快会改变。理由是我们派到洛杉矶圣经学院进修的学生约瑟夫.刘很快就要毕业了。他将回来协助我管理“客家圣经学院”和其他教会事务。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和其他工种一样可以轮班的话，将会更好地推动我们的工作。可是，正当我憧憬着新生力量的到来的时候，不幸的消息又一次传来。那天下午，我到农村的一个教堂检查工作，我的妻子差人送给我一份越洋电报。我还以为是我的880高龄的母亲发生了什么意外。可是当我颤抖着打开电报时候，却读到这份从加利福尼亚来的电文写的是：约瑟夫.刘死了！没有更多的内容！我简直难以置信！这个当头一棒把我击蒙了。这个不幸的年轻人发生了什么意外？还是急病不治？怎么会这样的呢？为什么？前不久，卫英士牧师不幸去世；接着迪克夫妻他们被调往鹰潭；现在原计划回国来帮忙的约瑟夫.刘也突然死亡。这一连串发生的事情，让我无法招架。

我迈着沉重的步子，独自一人走到教堂后面的小山坡上。站在那个黄土坡上，看着眼前的片片杂草，我的心情非常低落。多年前恐吓我不要来中国的那个恶魔又在我眼前出现了。难道我就这样承认失败了吗?带着家人打道回府？是不是我的工作没有得到上帝的肯定？我情不自禁地跪下双膝，在心里默念道：“可恶的魔鬼，从我的心里滚出去！如果这些人死，而我独活是主的安排，那我也应该感谢主的恩德。就让我埋葬好他们继续前进。哪怕我是孤身奋斗，我也绝不后退。”

我的沮丧和懦弱在我的祷告声中烟消云散。“可是这是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安排？”对这一切，我期望主能给予回答。可是主的回答从天而降：“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将来你会明白。”哦，多么鼓舞我的话语！希望之火又一次在心中熊熊燃烧起来。多余的顾虑和自我诋毁统统被一扫而光。我回去后重新修改了工作计划。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就先放在一边，量力而行，轻装出发。教会的工作又重新走入正轨。

伴随着中国政局的巨变，我们的传教工作也在不断地调整。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的内战愈演愈烈。战争给无辜的人民带来人世间最大的灾难。各地军阀们和他们手里的残暴嗜血的军队对老百姓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这些在中华大地上横行霸道的恶魔，毁灭了多少人间善良的家庭，霸占了多少人民辛苦攒下的微薄家产！他们还逼迫群众做他们的义务搬运工，替他们扛着沉重的杀人武器，替他们在阵前当人肉盾牌。老百姓稍有反抗，就会招来杀头之祸。苦难的中国平民大众，何时可以摆脱这些人间的恶魔？

正当北方的几大军阀忙于在北京地区相互火并，而南方政权也党派林立层层分裂之时，在南方的广东省，一个由苏联布尔什维克全力扶持的新生力量正在悄然而迅速地壮大。这个由苏联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培训的新生力量就是后来的中国国民党。它立足于南方的政治中心广州，很快影响力辐射到全国。刚开始还名不经传的黄埔军校为他们培养了大批的军事人才。国民党在政策宣传上做的非常成功。他们的纲领就是”推翻三座大山”，把中国从“外国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分子”和“土豪劣绅”中解放出来。他们的主张获得了全国大部分贫苦阶层人民的热情拥护。无数个青年爱国志士投身于国民党。国民党的势力就像雨后春笋般在全国暂立头角。他们的口号就是“不成功，便成仁！”由于国民党军队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又深得老百姓拥护，它很快就控制了南方很大区域。那个本就四分五裂的南方政权在国民党的打击下迅速土崩瓦解。北方的军阀政府也是岌岌可危。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全国的迅速发展壮大，苏联共产国际也相应地加强了对这只革命力量的军事培训，经济援助和政治影响。苏联鼓动国民党在打到殖民主义的同时，也要打倒基督教。这样，我们在中国的教会学校，教堂，传教士，和基督教徒都是国民党攻击的对象。

外面的这些对我们基督徒不利的传闻也传到我们上杭的教会里。有天，在我们的圣经学院的课堂上，针对这些传闻我说出了我的见解。我跟我的学生们说，我们基督徒是祈求和平和博爱的，我们不是去压迫别人的。革命党之所以要这样迫害我们基督徒，是对我们真正的基督徒的误解。是因为在中国的基督徒里面，有许多是滥竽充数的。他们的所作所为，败坏了我们基督教的名誉，让群众误解了我们的基督教义。我已经向上帝祈祷，请求他清理这些害群之马。事实上，真正的虔诚的基督徒们，是能经受这样的烈火考验的。我们在中国的基督教教徒们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比以前更加团结，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

有天早上，我们圣经学院有位老师和我私下交谈。他把这次的反基督教运动比喻成农民“扬谷”。稻子收割后，农民要通过扇子扬风，筛选最好的谷穗。扇子一扬，最先被风远远吹走的就是那些稻草，谷皮；其次会被吹走的是那些空壳稻穗；最后剩下的就是那些谷实饱满的稻谷。他们在风中扎实地落在谷盘里，绝不会那么轻易地被风吹走。现实中，那些徒有其名的和那些为了追求荣华富贵的虚伪教徒们，他们在这次的反教运动中被吓到魂飞魄散，再也不会回到基督教徒的名单上。只有真正的虔诚的基督徒们才可以经受狂风暴雨的袭击，在千锤百炼中昂首挺立。

负面传闻的渐渐消失，我们的工作却是硕果累累。是时候考虑让本地人从中华文明传统出发来宣传伟大的基督教义了。他们应该独自担起宣教中国的重任了。我们在上杭成立了基督教理事会。理事会的21名成员由每年的基督徒大会选举产生，每年必须更换三分之一的理事会成员。最近一次还选举了三位女性理事。理事会是每年的全体基督徒大会监督之下的执行单位，它要管理好基督教的所有的物业，合理支配社会捐款。当然，在1927年四月，我们撤离上杭之前，外国传教士还是在教会里面管理着日常的工作。

我们创办的，那时运行良好的“上杭客家圣经学院”也是一个未雨绸缪的创举。它培养了许多男女基督教骨干。有朝一日，外国传教士们如果离开中国，这些学员随时都可以成为本土的基督教的传教士。

当中国这场反殖民反外来宗教的运动越来越激烈，运动的手段也越来越尖锐的时候，很多传教士被各自的理事会召回本国。传教士们从内地撤到沿海并从那撤离中国一事已成定局。当我收到我的理事会给我的准备撤离上杭的指令的时候，我答复他们我卫英士一家愿意留在上杭。如果上帝为此责罚我们，我们也毫无怨言。我的妻子虽然和我同心同德，但是她还是劝告我：如果最后上帝要我们离开，我们还是遵从他的指令。我们和另外两位传教士暂时留在了上杭，其他神职人员包括天主教的都走了。一切复归平静，我们照常地工作和生活。

但是，上帝再次在我的心灵里面呼唤我，正如多年前他呼唤我准备好一切来到这异国他乡拓展基督教的宣教事业一样；所不同的是，这次他是呼唤我离开这里。万能的主告诫我：“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传教事业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履行了。传教士的千钧重担应该转交给中国的传教士们来承受。是时候让他们独当一面了。当我要求你离境的时候，你是否愿意接受我的指令？”我回答道：“哦，我的主啊，当我接受你的召唤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没有牧师，没有教堂，没有女神职人员，没有基督徒，没有一块石子属于我们教会的，我们什么都没有。现在，我们不畏风险，历经万难，齐心协力，建设好现在的规模，有了自己的教堂，学校，医院，还有数以百计的虔诚的教徒。

我怎么能够离开这一起回到美国？”主接着又慈祥地问我是否愿意为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的救赎做出牺牲？我坚定地回答他：“愿意，我愿意为了这伟大的事业牺牲我自己的一切。”主开导我：“就算你现在不理解，不明白，但现在你做出这个牺牲不很伟大吗？”我终于明白这一切了。我应该服从主的安排，听从主的调遣，因为一切都是主的安排。我把我和主之间的这一对话告诉了其他神职人员。我们单独还就这个话题做了一次专门的讨论和祈祷。主的召唤越来越清晰了。我和妻子的决定完全听从主的的指令，在平静地做好每天的工作的同时，做好随时撤离上杭的准备。有一天，我突然无缘无故地和一位传教士说，如果现在我的理事会通知我们回国，我们一定绝无二话，马上动身。谁知道，第二天下午3点的时候，我就收到了两份内容一样的电报：要求我们马上撤离。“这是为什么？”“这是政治原因吗？”“是上帝的安排？”众多的疑问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我现在做的，你不知道，但将来会明白。”

离开上杭到了香港，随着我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其他撤退的传教士，信息渠道也越来越多之后，我也就越来越明白这都是上帝之手在完美地安排一切。正如报道所说，在中国的八千名外国传教士已经最少有七千人撤离中国了。种种迹象标明，万能的主正在配合中国的政治局面的变化，调整他在中国的传教计划。虽然很多传教士不愿意离开中国，认为仅仅因为中国内部一点细小的改变，不值得我们放弃原来的成就，大张旗鼓地全部撤离。但这是主的新的安排。许多有思想的人和我一样，在担心曾经在中国的传教工作中担任绝大部分重要领导工作的外国传教士，如何在短期内顺利地把工作交接给中国的传教士。但不管怎样，几个月内，众多的传教士从中国撤离到附近的条约签署国菲律宾，和日本等地，并在那里长期住了下来，继续工作。我确信，就算转移到这些地方的传教士将来回到中国（他们其中有些传教士不是很明确主的旨意），他们所面对的世界都和以往大相径庭了。如果不能全面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并调整传教工作的方法，那他们会很失望。

虽然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局面不可能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或者说中国的本土的传教士们无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担起外国传教士传承的重担；中国的教会领导者们对未来的传教工作的影响力不会马上立竿见影；但我还是坚定地相信，只要中国摆脱外来政治势力的干扰，建立一个稳定的统一的政府，那么，基督精神必然在中国大地上广为传播。我们之前种下的种子，也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收获满满。无数的人民将和我们一起奉我们的主为救世主；奉基督精神为神圣的神灵。我们伟大的主也将重新召唤外国传教士们去中国，但不是去中国管理那里的教堂和教会学校，而是和那里的基督徒们一起祈祷，颂扬。现在中国的基督徒们面临的压迫只是暂时的难关，它不会让真正的基督徒退缩，只会让我们更加坚强。中国的基督教传教事业更不会因此而终止。就在现在，每时每刻，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法，我们和中国本土的传教士们都在一起共同推动着宣教工作。我们可以最大热情地在精神上鼓励他们；我们可以尽我们所有的在经济上支援他们；我们可以在学术上帮助他们。我相信，基督教义可以通过中国牧师们的努力，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在尊重他们原来的文化和道德的基础上，得到前所未有的传播。基督教宣教事业在中国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