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对武术文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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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绵久远的中国文化大体上根植于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生活的土壤之中。以年降水400毫米线为界，中国约略分为温润的东南和干旱的西北两大区域。前者发展为以定居农业为基石，礼法齐备、文物昌盛的农耕文化；后者发展为以游牧为生，全民善骑战的游牧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主旋律，这种主旋律造就了中国武术“悲壮”的进步。
历史上，中国女性曾有过辉煌的过去（母系社会），但是随着“女性世界历史性的败北”（奴隶社会和父权制的建立），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开始形成，“圣杯被剑所取代”。宋明以降，由于理学、缠足等的影响，女性身上更是背上了沉重的枷锁，成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无才便是德”的牺牲品。尽管如此，中国历史上还是出现了一大批富有阳刚之气的奇异女子，为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黄帝的夫人嫘祖（发明养蚕）、商代著名军事家妇好、晋代书圣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唐代敢于称王的武则天、宋代抗金女英雄杨妙真(杨家枪传人，擅长梨花枪)，以及花木兰、穆桂英、樊梨花等。具体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遗产的武术而言，女性同样做出了她们的贡献，本文正是对此思索、梳理的结果。





1、对武术的躬身实践
女性对武术文化的贡献首先表现在对武术的爱好和躬身习练上。如先秦时代“生深林之中，长于无人之野”的“越女”，“好击之道，诵之不休。”（1）她剑术高超，越王曾请她为军卒传授剑术。
有唐一代处于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是一个欣欣向荣、开放的时代。武术被借鉴入舞蹈中，“剑器舞”是该舞蹈的代表作品，公孙大娘和李十二娘师徒则是其中的佼佼者。杜甫在河南时曾看过公孙大娘舞剑，后来在四川夔州他又看到了她的弟子李十二娘的表演，所以写下了《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2），诗中对唐朝的剑舞水平进行了详尽的描写，并对唐朝著名书法家张旭受到公孙大娘剑器舞的影响而草书大有长进的情况进行了介绍。
唐代舞蹈分为“健舞”和“软舞”两类，“剑器舞”属于“健舞”的一种。从唐代诗人司空图《剑器》诗中“楼下公孙昔擅场，空教女子爱军装”和相关研究来看，剑器舞当为女子穿着军装、以武技为主的一种舞蹈。至于剑器舞中舞者手持何物，学者有舞剑、雄装空手舞、舞流星、持刀舞以及持红和白旗舞等多种说法，但有一点是比较统一的，即剑器舞“乃武舞之曲名。健舞，武舞也。”（3）除剑器舞外，唐尚有武舞《破阵乐》。“上降日，大张音乐，集天下百戏于殿前，时有妓女石火胡，本幽州人也。挈养女五人，才八、九岁，于百尺竿上张弓弦五条，令五女各居一条之上，衣五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乐曲。俯仰来去，赴节如飞，是时观者目眩心怯”（4）。
延至近代，由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女性地位的提升，女性习武更成为普遍的现象。在孙中山“尚武精神”的氛围中，习武之风炙热。
民间武术会、馆女性习武之风高涨。如发轫于1909年“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为主旨”的精武体育会曾设立了精武女会或女子部开展武术运动。上海精武体育会创办人之一的陈公哲之妹陈士超1920年春，随哥哥陈公哲应约参加广东精武体育会一周年纪念活动时，向佛山女界详细介绍精武体育会的故事，并亲自上台表演，开佛山风气之先，并协助成立了佛山精武体育会（5）。又如1931年，孙禄堂在镇江武馆开设了女子武术班，招生60人，并让女儿孙剑云任教习。
政府和学校也特别重视女性武术的普及和发展。1915年，天津，“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北京体育研究社许禹生等提交的《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议案获得通过，武术的传播发生了里程碑式的变化。1916年南京高等师范增设体育科，开设武术课，1917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增设体育科，开设武术课。与此同时，学校女子武术活动也随之兴盛起来，如梁振蒲即受聘于束鹿女子师范学校传授武术。
“流血相争笑此曹，会场新筑擂台高。就中拳法谁伏胜，夺得金牌兴自豪。”（6）竞赛是技术发展的重要杠杆，民国期间对女子武术的竞赛活动进行了积极的探索。1918年，在当时的军政界首脑赞助下，四川开始每年一度在成都青羊宫花会上举行擂台赛，令人惊奇的是，一些女学生也参加了打擂比赛，《壬戊（1922）花会竹枝词》记录了当时的情况：柔术场中技艺精，登台较手看分明。更有一言须记取，打擂来了女学生（7）。1928年成立的“以提倡中国武术，增进全民健康”为宗旨的中央国术馆以“泛学博通”为教学原则，不但招收女生，还于1933年举行的第二届国术考试中增加女子对抗比试，推动和鼓舞了女性武术的发展。
1936年，中央国术馆选派了六名男选手和三位女选手(远赴德国进行国术表演，取得轰动效应。“中华武林百杰”、中国“十大武术名教授”、武术九段刘玉华（十位中唯一的女性）就是其中的一位。刘玉华，女，1916出生，河南省开封市人。她7岁在开封大同武术社师从“何大刀”何富同和“孟大枪”孟广泰习武。后考入河南省国术馆训练班和南京中央国术馆。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教于湖北教育学院、华中师范学院、武汉体育学院，培养了大批武术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武术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女性武术的普及、教育、竞技水平的提高以及参与武术研究等呈现出新的局面。尤其是女子散打运动的逐渐开展，可看作女性武术发展的里程碑。2001年9月全国首届女子武术散打邀请赛在上海市卢湾体育馆举行，标志着中国女子散打比赛工程正式启动，2002年6月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在大连举行，首设女子项目，标志着女子散打运动踏上了快车道。2005年“十运会”设女子散打一块金牌，更是对女性散打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该时期，女性中涌现出大量的武术（教育）家，如武汉体育学院的刘玉华教授、上海体育学院的王菊蓉教授（8）、孙式太极拳第二代掌门人孙剑云女士等。

2、创设武术拳派
女性不但躬身练习武术，她们还参与了武术门派的创编工作。现在中国武术“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派有131个（9），其中的创编与女性有关的拳派有：
2.1五梅拳
“传女不传男”的五梅拳，又名梅花桩八法拳。据《五梅拳拳谱》记载，该拳由一位号“五梅”的尼姑所传。清道光年间，她在福建上杭庐丰乡将该拳传于义子黄宝善（后改名黄宝林），后黄宝林传福建兰溪乡人龚荣煌，逐渐在福建、广东传播开来。
2.2永春白鹤拳
主要传布于福建省境内的永春白鹤拳由清康熙年间的方七娘创编。方七娘自幼随父亲学习少林拳，因观白鹤闪跳、弹击等动作而受到启发，随将白鹤闪击等动作融入少林拳中而创白鹤拳。
2.3咏春拳
主要流布于广东、广西的咏春拳相传由严咏春所创。严咏春，又名咏春三娘，相传清嘉庆年间，严咏春随父严四（习练少林拳）避难逃至福建连城县隐居。严咏春自幼随父习少林武术，一日，严咏春洗衣时偶见白鹤和青蛇争斗而受到启发，于是她将蛇鹤相斗的缠绕吞吐动作和当地流行的永春白鹤拳及少林拳法等融为一体而创编出咏春拳。
2.4木兰拳的出现
除上述三个流派外，随着西方体育文化的东渐、武术界逐步接受“分解”的思维方式以及武术健身化的发展，武术的健身功能在“全民健身计划”实施、老龄化社会来临的新时代日益突出。沿着“详推用意终何在？延年益寿不老春”的健身化思路和以太极拳为首的传统武术健身功能的不断强化，20世纪80年代，木兰拳兴起于上海，并迅速向全国扩散。1995年6月，国家体委、中国武术院正式将木兰拳确立为中国武术的“第130个拳种”，并于2000年10月在江西南昌举行了全国首届木兰拳比赛，标志着健身武术的定型和完善。木兰拳将太极拳、气功、舞台造型、音乐等融为一体，富浓郁的民族体育特色，是适合女性习练的健身武术项目，至此，女性武术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3、掩抑不住的智慧——对武术的理论贡献
女性还对中国武术的理论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越女论剑》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春秋战国时期，武术初始形态开始形成（10），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武术理论的建构，如《庄子.人间世》中有“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大至则多奇巧”，《庄子.说剑篇》中说击剑之道为“示之于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等。《吴越春秋》中“越女”关于“手战之道”的论述则是中国武术理论中的经典。
“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逸，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腾兎，追形逐影，光若佛彷，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順，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王欲试之，其验即见。”（11）
上述可以看出，“越女”已明确的提出武术的“道、意、阴阳、开闭、内外、形神、呼吸、纵横”等等一系列理论范畴，虽然“越女”有神话色彩，《吴越春秋》成书也较晚，但从文献来看，“越女”善剑当非空穴来风。


4、运用武术，抵御侵略
女性不但亲身从事武术的习练、创编武术，她们还参与到抵御侵略的军事斗争中。抗倭英雄瓦氏夫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瓦氏夫人（1498-1556），壮族，是广西归顺州（今靖西县）士官岑璋的女儿，后嫁于田州（今田阳一代）“指挥同知”士官岑猛为妻，生子邦彦。为避免同姓结婚之嫌，改称“瓦氏”。她不但是一位武术家，精习壮拳、擅双刀，而且富有正义立场、善于相夫教子，“她见夫行事违于正义，必委曲陈谏，谏不聴，至于流涕。”1527年（明世宗嘉靖六年）她刚三十岁时，丈夫与儿子“相继丧亡”，她“刻苦励节”，抚养孙儿岑芝成人，并“袭知州”，瓦氏时时教导孙儿“以朝廷恩德，宜抚循遗民，勤修厥职”。嘉靖二十九年，孙儿岑芝征战“南海，殁于王事”。瓦氏重振精神，一面“抚曽孙孫太夀，太夀夭，复抚太禄”，一面“凡州之利害，躬为规划，内外凛然”。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倭冦南畿并浙江，朝议徴广西狼兵，督府以檄至”要求瓦氏出兵，当时曾孙太禄太小，还“不能任兵事”，于是瓦氏请求亲自带兵参战，“督府壮之”，題授“女官参将总兵”。瓦氏日夜兼程，终于在明年的四月赶至苏州前线（12），张经命其在“总兵俞大猷麾下”抗击倭寇，瓦氏领导有方，多次重创倭寇。当时有诗《闻徴瓦氏兵至》赞曰：“传闻瓦氏勇超群，万里徵来净冦氛，多少材官屯海畔，策勲翻仗女将军”（13）、有《花瓦谣》曰“花瓦家，能杀倭”（14），瓦氏夫人英明可见一斑。
瓦氏是一位杰出的武术家，她的双刀技法美妙绝伦，明末清初吴殳（15）在其军事著作《手臂录》中的《双刀歌》对其赞曰：“女将亲战挥双刀，成团雪片初园月”。
瓦氏抗倭有利促进了南北方武术的交流与会通，一方面，瓦氏夫人将北方长拳功架融入壮拳，从而改变了壮拳无大架的历史；另一方面，瓦氏夫人以壮拳技艺训练士兵，“以七人为伍，每伍自相为命”、“一伍赴敌，则左右伍大呼夹击”的方法被北方将领吸取、采纳，如戚继光以“齐勇”为特征的“鸳鸯阵”实际上就是受了瓦氏夫人的治军启发而创造出来的（16）。
近代，中华民族处在多事之秋，众多的女性“投笔从戎”，习文练武，投入到民族解放、反抗侵略中。如太平天国女军将领洪宣娇、三元里抗英义军首领周军之妻阿凤、义和团运动中红灯照的将领林黑儿、小刀会的“大刀秀姑娘”周红英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女性不独限在武术领域，在整个民族传统体育领域和竞技体育领域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在养生领域，唐代女养生家“见秦子”胡愔，从小爱好气功养生，给后人留下了气功疗法专著——《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全真七子”之一、马钰的妻子“清净散人”孙不二则结合女性的特点，著有《女丹法》。在民俗体育领域，女性则大面积的参与了拔河、蹴鞠、骑射（射鸭、射粉团）、竞渡、打马球、步打球等等体育活动，参与的人也比较广泛，上至宫廷嫔妃、贵族妇女，下至优伶、平民妇女等都有参与体育活动的记载，限于篇幅，这里不详述，留待专文论述。
1926年，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写到：“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从中国人民热爱富有阳刚之气的女性，传扬富有阳刚之气的奇异女性的故事来看，男女平等、男女伙伴关系是中国人的一种自然倾向。相信随着“真的猛士”的努力、女性平等权利的逐渐实现，女性对于武术文化、体育文化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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