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福建抗战老兵:每个老兵都是一部活着抗战史(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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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前，在漳州龙海，志愿者为88岁老兵杨志道送去“抗日英雄”字画，老兵回敬军礼(“关爱福建抗日老兵”微博图片)
闽南网9月2日讯 69年前的今天，日本东京湾，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中、美、英、苏等9国代表相继签字。
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为了等到这一天，多少人死于非命。多少人遭遇抢夺强奸甚至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大屠杀。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中国人民牺牲2000余万，军民伤亡总数超过3500万。
为了这一天，多少人痛击侵略者。1938年5月，日军攻战福州、厦门;之后还轰炸石狮永宁和惠安崇武。八闽子弟，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游击，奋起抗战。
为了这一天，我们还要记住更多的日子。比如，9月18日日本开始侵略中国;7月7日卢沟桥事变;12月13日，日军在南京屠杀30余万人。而9月3日，则是一个辉煌的、更值得纪念和庆祝的日子。
为了这一天，中国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1942年，在抗战的艰难相持时段，中国还是毅然出兵缅甸抗日，13万远征军埋骨异乡。抗战末期，日本陆军还有64%的兵力在中国战场;中国战场歼敌占日军二战总伤亡的70%，以至美国总统罗斯福感叹：“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
这一天，在抗战胜利69周年后的今天，这份纪念显得更有分量。
今年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9月3日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往年不同，这一纪念日正式经立法确认，上升至国家行为，体现国家和民众的意志。
纪念胜利，热爱和平。不忘历史，开创未来。
今年7月7日，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
在纪念日前一天，海都记者走访泉、厦、漳、龙四地，探访仅存的国共抗战老兵、战争亲历者以及历史遗存地，纪念抗战胜利，纪念抗战将士的人生。

薛老的左眼视力还不错
每一个老兵 都是一部活着的抗战史
95岁的薛书琼，在他18岁那年，从南京大屠杀的尸堆里爬出，挣扎着逃离后，再次参军;
98岁的练传志，是一位传达兵，仍苦练投弹、刺杀。在一次送信途中，他独自击倒2个日本兵;
85岁的李祖景，本是富足家庭的小公子，抗战爆发后家破人亡，他13岁便成为地下党员，白天上课，晚上给小伙伴宣传抗战知识……
战争到来，他们只是青少年甚至孩童，却被迫见识了杀戮、残害，亲人离散、家园崩塌。而一朝成为战士，曾经的恐惧就成为强大的力量。抗争，无论手中是枪，是笔，是药箱，是鸡毛信，还是财粮物资。
铭记历史，就请记住他们的名字。
薛书琼：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
老兵薛书琼，是龙岩上杭下都乡豪康村人。海都记者到达时已近黄昏，薛老正在门口专心看报。
他只剩左眼—右眼被弹片击中，瞎了;左手也残了，手指弯曲;腰部还有一处枪伤。这都是参军十多年的印记。红军、新四军、解放军，还有国民党的部队，他都参加过。
1935年，16岁的薛书琼在下都乡加入红军，参与南方游击战。2年后，所在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不久，在上海的一次战斗中，他与部队失散，被国民党军队俘虏，成为一名国民党士兵。由于上过几年私塾，能识字，薛书琼成为国民党87师261旅521团的文职人员。
谈及南京屠城，老人立即激动起来，挥舞双手，一遍遍地说：“一个多月杀了30多万人呐!”
薛老说，1937年12月，他随军驻守南京孝陵卫。13日，南京沦陷，他和战友们败退入城，并向板桥河下关逃窜。“到了江边，我们用木头、门板作工具泅水，被日军发现，一阵扫射，江水被染成红色。”
慌乱中，薛书琼回到城中，扮成难民，躲在夫子庙的难民收容所。可仍未逃过日军的追捕，12月下旬，他同近千人一起，被带到雨花台。周围全是日军，地上数十挺机关枪。
下午3时，灾难开始了，“一两百个日军用机枪对着我们一阵扫射。”空中回荡着惨叫声，人们一片片地倒下，薛书琼只感到腰部一疼，便两眼一黑晕了过去。
“醒来时，和现在一样，黄昏了。”他睁开双眼，身上压着一个人，身边尸体堆积如山，血流成河。薛书琼挣扎起身，和另2名幸存者一起，踉跄着逃至南京城南的板桥，被一位苏姓医生救下。
离开南京后，薛书琼又加入新四军，并参加了解放战争。1949年，他回到老家。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薛老还回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我所目睹的南京大屠杀》一文，发表在当年的《中国青年报》上。
如今，薛老身体康健，思维清晰，每天看电视看报，晒晒太阳，生活简单宁静。他说，南京大屠杀虽已过去70多年，但那份记忆一直无法抹去，“战争是残酷的，谁都不要打仗”。

练传志给记者看当年的作战日记
练传志：穿越火线的鸡毛信
电影《鸡毛信》让我们认识了海娃这个小小“情报员”。而龙岩武平岩前镇灵岩村，有一位真正的传达兵—练传志。
练传志生于1916年，读过7年书。1939年，他随同乡来到广东，加入当时国民党62军157师，从粤北大战开始了自己的兵戎生涯。因为有点文化，他在通讯连负责传送公文。
值得一提的是，该师师长正是抗日将领、同为岩前镇人的练惕生。练惕生和叶剑英是同学，后于1949年参加闽西起义，曾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等。练传志的孙女婿练建安，当过记者，写成《抗日将领练惕生》一书。
练老家中，至今存着一份手写的名单，上面记录着练惕生麾下的20多名武平籍从军者。名单显示了练传志的职务：62军第157师通讯连传达班上士班长。
“有炮火下来时，就匍匐前进，有时偷偷抄近路走。”老人说，送公文的时候要看袋上的标志，“挂3个十字标记的，就表示紧急重要，要跑步前进，无论如何都要送到。两个十字的，就不那么紧张，一个十字的很少看到”。
传达兵也要练投弹、刺杀、射击。练传志扔手榴弹技术特别好，经常随身带8个手榴弹，遇敌兵就扔手榴弹再冲过去。老人六七十岁时，还曾在家演示用石头砸远处的狗，一击必中。
为更好完成任务，送信常要绕过战场，但小的遭遇战还是要打的。在衡阳作战时，练传志在送公文的路上碰到2个日本兵，“可能也是走散的，我连开数枪，击倒2人”。
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是抗战史上作战时间最长、程度最惨烈的城市争夺战，也是日本战史中记载的唯一一次日军伤亡超过我军的战例，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这场战役的很多细节老人都还记得。当时，第十军受到日军猛烈攻击，他所在的第62军在湘桂路头塘、三塘集结增援，最贴近衡阳，“在湖南打了很久，很惨。日军100多门炮总攻衡阳，就要全军覆没了”。
在一座名为“潭子山”的山上，有7棵很大的树，树下只有少量日本步兵。可157师的一个团攻山时遭遇埋伏，全部牺牲。
练传志的作战日记记载：在衡阳西郊一战中，敌我得失几次，最后我军在清理战场后，发现损失重大。这七棵大树，“要三四个人才能合围，日军就在大树中架设机枪阵地”，“七棵大树下面，尸体如山，全为骨架”。最后62军的参谋人员将原因归结在，“机枪阵地工事太坚固”。
衡阳失守后，练传志跟随62军157师参加了桂柳战役。随后，先后到越南、台湾接受日军投降，之后进驻北平。1949年，他参加解放军，一年后因病申请回乡，当了农民。后来，练传志与老家丧父、育有一子的女子自由恋爱结婚，没再要孩子，如今也已四世同堂。98岁的练传志依然健朗，走路不要人扶，眼神也不错，还能自己做饭。家人隔两天，就会来看望。

李老退休后研究诗词获不少荣誉
李祖景：一家人变七个姓
85岁的李祖景是晋江安海人，曾任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交通员，如今身体还算硬朗。
抗战开始前，李祖景原名伍伯泉。他的父亲伍长佑清末曾获得乡试的第一名，在晋江安海办私塾。李祖景排行老五，家里虽有7个孩子，但日子富足。抗战爆发，这家人的命运就此改变。
“虽然安海不是抗战一线，但日本的飞机天天来骚扰，不时放几个炸弹下来空袭。”一家9口开始吃了上顿没下顿。为贴补家用，9岁的伍伯泉被父亲送去当牧童，3个姐姐也早早嫁人。
伍伯泉10岁时，父亲病逝。随后，妹妹、弟弟先后被送走。12岁那年，保长要来抓哥哥壮丁。当时规定“两丁抓一丁”，留一人照顾父母，因此母亲狠了狠心，将伍伯泉送到晋江内坑宅内村。伍伯泉由此改名李祖景，伍家“一姓成了七姓”。而在当时，这并不新鲜。
李祖景的养父对他不错，让他读了小学。在那里，13岁的他认识了后任泉州中心县委领导的朱义斌，并被介绍参加地下革命，担任交通员，成为抗日“红小鬼”。他白天上学，晚上四处去和小伙伴们交流。
有一次，一名女战友差点被抓，逃到位于养正中学的地下党根据地，但一些资料却落在了房东家。房东怕日本鬼子搜家，不敢回去，李祖景便请缨，化成收破布的人潜到村里，绕了好几个圈，才溜进房东家拿到了资料，藏进竹筐。做完这些，才15岁的他，后背早就湿透了。
如今，战友一个个离世，就连爱听他叨叨的爱人也去世多年。李祖景独自住在老房，学写楹联，打发日子，只是每每碰到抗日的话题，老人就要拉着别人的手，说个不停。

苏老感恩现在的和平
苏柱魁：枪林弹雨中的急救
和李祖景同岁的苏柱魁，前半生的抗战轨迹稍稍有些不同。1945年2月，和村里很多热血青年一样，他加入部队，成了一名卫生员。
“就是为了救国嘛。”说起当年参加革命的由来，苏柱魁仍掷地有声。他跟随部队，从老家山东打到福建，后来又回山东，最后参与了解放泉州。
和电视剧里演的一样，卫生员一直跟在部队尾巴。外面枪林弹雨，他在帐篷里给战友们包扎。
没有武器的他，最先要学会的就是如何更低地匍匐前进，才不会被打中脑袋。虽然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敌人不会打背着红十字会包的人，但子弹不长眼睛。
苏柱魁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他和一个战友在战壕里匍匐前进时，战友被打中，自己的手也被子弹擦伤。他顾不上自己，一边赶紧给战友止血，一边把战友的头枕在腿上，拖着另一条腿慢慢挪动，爬到隐蔽的地方包扎。
另一次战役中，村里30多个人一起去，最后只剩下他一个。
半个多世纪过去，战友们一个个离开，说起日本鬼子，苏老仍咬牙切齿。他说，当年能活下来的，都要感恩。

李有志说起抗战很是激动
李有志：货币也是一种武器
65年前，随着部队从河北南下泉州，问及年龄，老人家用熟练的闽南话答道：88岁。
离休前，李有志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泉州支行出纳股长。他和我们分享了人民币的前身—冀钞。这可是60多年前，革命根据地自己的货币。李老说，一提起晋冀鲁豫边区，很多人都会想起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129师，但当年那里的一段银行对敌的斗争史，却鲜为人知。
1942年，敌后对敌斗争最激烈时，老家河北很多小伙子参军。他也积极响应，到了冀南银行沙河办事处。1939年，冀南银行成立，发行冀钞，1948年合并成立华北银行，同年又和其他银行合并，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华北银行大部分机构还留在涉县，所以1948年发行的人民币是在涉县印刷的。
1938年，边区的金融市场非常混乱：除了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外，还有各省地方银行发行的钞票或流通券。那时，日本人也常通过多印钞票，来掠夺根据地的物资。
1943年，当地发生旱灾，加上日寇连续扫荡，根据地的群众只能靠糠麦和野菜度日。这时，冀南银行发放救灾贷款，让大多数人渡过难关。所以，奇妙的是，抗战时物资奇缺，但晋冀鲁豫边区的物资却相当便宜，让前线可安心打仗。

83岁的周老12岁就当兵了
周隽忠：白天拿笔晚上端枪
1943年，12岁的周隽忠离开河南老家，跟着新四军队伍，进入湖北黄冈洪山公学。
“黄冈处于鄂皖豫边区，当时这个地区混杂着国民党、日本兵、伪军，新四军队伍在夹缝中生存。由于洪山公学属于解放区学校，我和班里的30多个同学，既是学生，又是士兵，当时的主要课程有日语、英语、边区建设、政治课等文化课程，还学习军事、射击。学习日语，主要为的是两兵交战时，遇到敌军向我们喊话，能够知道对方在讲什么。”周隽忠介绍。
当时，上学没有固定的场所。不打仗时，老师就领着同学在比较大的空地上学习，借用群众的门板来当黑板，找群众借椅子，没桌子就趴在自己的大腿上，每课1小时，同学们学得特别认真。
周隽忠说，同学大多数十二三岁，都离开父母，跟着部队，虽然艰苦，但解放区的学校有部队保护，相对安全。不过，经常遇到危险状况，每个人都要背上行李，跟着部队转移。
白天学习，晚上要站岗。2个人一班，站岗时每个人都配枪，真枪实弹。“当时用的枪，大多数是汉阳造的八八式步枪，另外的则是从日军手上缴获的枪支，条件艰苦，有什么枪就用什么枪。”
1949年后，周隽忠在福建多地任职，直到退休。

陈振川

李秀英

周年才

朱一雄(资料图)
泉州老兵群几年前还两三百人 今年剩不到100人
泉州现存的抗战老兵，大多数是离休干部，小部分则留在农村。
在泉州农村地区的抗战老兵，如今仅剩下3人还健在，其中一人是国民党老兵。如今，这3人身体状况都不好，甚至难以对答了。对于他们的慰问活动，由泉州市各县的民政局不定期进行。
离休干部则多由泉州市老干局组织不定期慰问。上周末，我们就随泉州市老干局青工委的相关负责人，在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纪念日前夕，走访了泉州市区的3位老兵。
这部分老兵，都已经八九十岁。他们大都是早几十年前从政府机关单位退下来，经济条件较好，身体更好。晚年生活中，不少人培养了业余爱好，比如书画、养花什么的。泉州市老干局青工委一名负责人说，前几年统计时，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老干部还有两三百人，今年再统计名单发现，已剩下不到100人。
或许是经历过战火，见多了死亡，他们对离别看得比常人淡然。偶尔，他们也会翻找出当年老兵聚会的合照看一看。
亲历讲述：那些被战争改变的人生
今年75岁的周年才老人清楚地记得，在他的童年里，“日本人来了”是当时的大人们吓唬孩子最常用的方式。
今年82岁的陈振川老人永远忘不了，他才刚满十岁，就被安排去挑水，每天要把水挑到500多米高的山上，供日军用来洗漱。
1943年，从南京一路辗转流亡到广西的李秀英，结识了她的丈夫，“支援军”林金烈。这个莆田男人，幼时曾随父亲到马来西亚跑运输，抗战爆发后，响应号召回国援战。
也是1943年，23岁的朱一雄一路逃亡、乞讨，到了龙岩长汀，考进了临时迁址于此的厦门大学。这位几十年后的著名美籍华裔教授、水墨画大师，之所以能幸运地从日军枪口下活下来，仅仅是因为他的名字引起了一名日本军人的强烈兴趣。
那是一段残酷的岁月，活下去的理由甚至可以很荒诞。战争不只是会夺去人的生命，它还肆意地侵犯着每一位平民的生活，改变着每一个人的命运轨迹。
弥漫着的恐怖
日军在厦门五通这个地带对中国人进行了大屠杀,杀人没有原因，就是为了给村民们一个“下马威”。
1938年的5月10日，日军从五通撕开了入侵厦门的血口。日军在五通这个地带对中国人进行了大屠杀，五通的凤头沙滩上出现了一个“万人坑”。陈振川老人当时6岁，他清楚地记得，日军进村就杀人，总共杀了他们村里19人，其中有两名还是妇女，其他都是青壮年。杀人没有原因，就是为了给村民们一个“下马威”。后来，日本人还经常从厦门其他地方拉来整车的人，在五通进行杀害，五通的凤头沙滩上有个“万人坑”。
每天，日军都会组织兵士巡逻，超过五个人集中在一起说话，就会被遣散，如果不听，就会挨打。那段时间里，村里的青年妇女都不敢出门，如果要出门，要把脸涂黑，带上头巾，保证安全。
周年才老人是在日军登陆五通的第二年出生的，他的父亲是当时家里唯一的壮丁，看到日本人来，就跑到其他地方去“避风头”。那时候的周年才，用过日本人做的手工玩具，而孩童时期留下的最深刻的记忆还有，“日本人来了”是当时大人们吓唬孩子最常用的方式。
欺凌无处不在
凤头社以捕鱼为生。但在那几年，渔民要在日军规定的时间内捕鱼。回来都要经过日军这一关。如果有好的鱼，日军会先挑走。
陈振川说，日军登陆后，他们村整天人心惶惶，许多人趁乱逃出村子，跑到其他地方生活去了。当时，日军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大楼及炮楼，周围围上铁丝网，而这块地很多都是当地村民的耕种地。
凤头社以捕鱼为生。但在那几年，渔民要在日军规定的时间内捕鱼，渔船上要插上盖有当时军事所盖章的日本旗子，捕鱼范围要在离海岸1000米以内的范围。如果超过距离，日军就会发出警告，回来时就会遭到日军暴打，而且每次渔民捕鱼回来，都要经过日军这一关。如果有好的鱼，日军会先挑走，但渔民敢怒不敢言。
令陈振川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日军也会给村民“派工”，他也曾经参与其中。当时五通有十个自然村，日军要求十个村庄，每天要轮流给他们挑水，从山下挑到 500米的山上，只要十岁以上的男的都得挑。1942年，陈振川满十岁，也被安排去挑水，“他们不会喝我们挑的水，喝的水都是从其他地方运来的，我们挑的水他们会用来洗漱”。
战争中的姻缘
对李秀英来说，战争离散了她的家人，却也促成了她的姻缘。直到现在，老人都会这样向人介绍自己的丈夫，“林金烈是支援军”。
战争让许多人背井离乡。李秀英老人今年101岁，自小在南京长大，如今安居在泉州。1937年11月，炮火直逼南京。24岁的李秀英跟着哥嫂、侄子，加入了大批的难民潮，辗转南昌、宜昌、重庆……生活从此颠沛流离。
在重庆，他们向当地农户租下了两间房，靠好心人的接济过活，亲历了1938年到1943年，日本对重庆长达五年的轰炸。李秀英记得，一听到警报响，人们就拼命往防空洞跑。头顶是飞机轰炸的呼啸，街上到处是慌乱逃命的人，每一次炮弹落地，硝烟中只看到人的胳膊、腿被炸飞到电线杆上。她说，那时候根本顾不得害怕，只知道拼命往防空洞跑。防空洞里拥挤不堪，有的人甚至就被闷死在里面。
对李秀英来说，战争离散了她的家人，却也促成了她的姻缘。《福建省志-华侨志》中有载，为打破日军对我国沿海口岸的封锁，1939年滇缅公路建成。当时国内缺少汽车驾驶员和修车工人，“南侨总会”(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号召华侨中的汽车司机和技工回国服务。这其中，就有李秀英的丈夫林金烈，福建莆田人，幼时曾随父亲到马来西亚跑运输，抗战爆发后，响应号召回国援战。直到现在，老人都会这样向人介绍自己的丈夫，“林金烈是支援军”。
对空鸣放的枪
朱一雄幸运地从日军的枪口下逃脱。1943年，他一路逃亡、乞讨到了长汀，并考进了厦门大学，成为中文系一名学生。
1937年底，刚改为国立大学不久的厦门大学，举校迁往长汀(后于1946年底搬回厦门)。现任厦门大学校友总会秘书处副秘书长的石慧霞，因为工作关系接触过众多校友，亲历过厦大“长汀岁月”的学生中，江苏江阴人、著名美籍华裔教授朱一雄是其中之一。根据朱一雄的讲述，23岁时，他曾差点毙命在日军的枪口下。
朱一雄未满18岁时就参加了游击队打日本鬼子，在一次战役中，右脚被日军枪手打中被俘。就在要被押送枪毙的前一天晚上，看守他的日本军人觉得无聊，就用铅笔和废纸跟朱一雄笔谈，这个日本军人懂一点中文，看到朱一雄的名字，很是开心，因为他自己的名字最后两个字也叫“一雄”，而且，交谈中，他发现朱一雄和他一样，也酷爱水墨画。这个日本军人给朱一雄松了绑，画了逃跑路线图，告诉朱一雄只管跑，他会在背后对空鸣枪。就这样，朱一雄幸运地从日军的枪口下逃脱。
1943年，他一路逃亡、乞讨到了长汀，并考进了厦门大学，成为中文系一名学生，求学期间，朱一雄显示了他中文、艺术的兴趣爱好和天赋，并充分施展了他的绘画才能。1968年移居美国，他被美国华李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于前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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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岁的老兵也穿着黄色志愿者服，走访另外一位老兵(受访者供图)
纪念关怀：“就是想找到他们，说声感谢”
福建并非抗战的主战场，当年仍有很多人参加了抗战。他们中，有参加国民党军队的，有在敌后战场的游击队员，也有在北方参加抗战后随军南下的。
当年战场上幸存的老兵，这些年也逐渐被岁月带走。厦门的“福建关爱抗战老兵群”志愿者团体，3年来已找到80多位老兵，就是“想对他们说一声感谢”。
网友成立志愿者群 3年寻找抗战老兵
2012年起，在福建出现一群年轻人，取名“福建关爱抗战老兵群”。
他们努力寻找还健在的老兵，看望他们，倾听他们的故事，将这些口述历史记录下来。40岁的网友“雪山”，是这个群体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雪山姓谭，但更愿意以网名自称。他在厦门的一家贸易公司上班，工作挺忙，对于抗战历史很有兴趣。他说，一些抗战老兵长期被遗忘，所以就想寻找老兵，向他们致敬。
其实，几年前，不少省份都出现民间人士关注抗战老兵，寻找并关心他们的生活，还相继成立了各种关爱团体。当时，雪山看到一个叫“sasa”的女网友也在关注老兵，两个人一拍即合。
在网上，他们很快被告知漳州平和有一个抗战老兵，这成了他们看望的第一个对象。
第一次走访这位爷爷，他们拉上了朋友，一行3人到老人的家。雪山还记得，老爷爷和孙子住在一起，讲述驻守昆明机场的故事，很兴奋，很健谈，亲切地拉家常，“人老了，就想和人说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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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与时间赛跑 向每位老兵道声谢
也因此，雪山组建了福建关爱抗战老兵群，慢慢地，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也加入这一团队。这些志愿者先搜集和寻找老兵，如今有二三十人，每个月都组织看望老兵。
“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想找到他们，对他们说一声感谢”，雪山说，初衷简单而纯粹。
这3年，志愿者找到了抗战老兵共80多位，多分布在漳州、福州、厦门、莆田。志愿者们发现，几乎每一位老兵，都格外在乎抗战的经历。
只是，时间不等人。“与时间赛跑”，这是志愿者的口号。“福建关爱抗战老兵群”的微博，不时发布悼念微博和老兵的遗照。这些年，老兵陆续过世，3年来已经走了20多位。剩下的老兵，年纪也都在90岁以上，最大的一位老兵已110岁了。
这些老兵，绝大多数的处境不算好。一些人家庭困难，很多人都因曾是国民党的老兵，多年以来并未受到抚恤。“他们都是当年保卫国家和先辈的人，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雪山说。
送一幅“抗日英雄” 老兵颤巍巍地敬礼
就在一周前，志愿者团队再次去漳州市龙海白水镇看望抗战老兵。
一位爱心人士写了“抗日英雄”的字画，让志愿者们帮忙带去送给老兵。当字被贴在88岁国民党老兵杨志道家发黑的墙上时，老兵爷爷颤巍巍地抬手，敬了一个军礼。
今年5月，志愿者走访发现，诏安的一位抗战老兵张清托，居住的土楼瓦片破损，遇雨则漏。老人曾在两广、湖北等地参加对日作战，如今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了。他的子女希望修缮房屋，但实在困难，还差1万元。志愿者们赶紧申请资助。雪山说，像这样的救助已申请了好几宗。
最近5年，全国各地都开始增加对老兵的关爱，特别是去年成立的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每月对贫困老兵资助500元，直至离世。在志愿者的争取下，福建已有 30位老兵享受这一资助。雪山认为，为老兵做的远远不够。他们希望接下来，在房屋修缮、生活改善、医疗救助等方面，提供更多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越来越少了”。
抗战胜利70周年时 期待找到所有老兵
这个群体中，有一位特殊的志愿者—一位湖北籍94岁国民党老兵。他住在厦门，因曾被志愿者走访，自己也加入了走访活动。和其他老兵们相会的场面，常常让所有志愿者动容。
去年7月，雪山接到一位莆田老兵家属的电话，匆匆赶去，老兵都穿上寿衣了。家属递给他们一个本子，上面是老人写的打鬼子记录。家属转达老兵遗愿—“我们不怕死亡，怕被遗忘”。2012年9月的一个周三，他们获知漳州有个老兵，决定等周末就去，没想到，周六赶到时，老兵已在前一天去世。
这些经历，都让志愿者们觉得任务紧迫。所幸，如今有更大的平台帮他们确认老兵身份和获得基金资助。这个平台，是2009年建立的全国关爱抗战老兵网。2012年，媒体相继报道后，《新周刊》社长孙冕和陈坤、高圆圆等人加入，让更多人关怀抗战老兵。
就在昨天，雪山在北京，和其他志愿者研讨如何尽快找到老兵。他们定的目标是，等明年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时，能找到所有健在的老兵。雪山还说，因为没什么泉州的志愿者，所以在泉州的老兵找得特别少，希望有人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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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有枝退休后一直致力于研究“腾云训练班”的历史

训练所墙上如今仍留有中美合作时用的军事地图，还有中美两国国旗“握手图”

训练所日常讲课及教官居住的地方

遇难美军墓碑

训练所墙上仍留有抗战标语

厦门1997年立的“万人坑”遗址纪念碑
史迹今昔：漳州深山藏特工训练营
时至今日，漳州华安县华丰镇下坂村的老人们，说到“华安班”，都能讲出一二。这是一座1944年8月设立的中美合作所特种技术训练基地，是两国建立的一个抗日军事合作机构。
“当时印象很深刻，大家对那里的军事设备很好奇，更好奇的是，基地里有不少美国人。”80岁的村民李有枝说，那时就算在漳州市区，也很少见到这么多“蓝眼睛”的外国军人。
华安县博物馆馆长林艺谋说，中美合作所华安班，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合作的历史证物，从时代和类别上衡量，是全国数量较少且富有特色的近现代史迹，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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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深山基地保留二战地图
漳州华安下坂村，距华安县城不过3公里。村庄仅有三四百人，隐蔽在深山之中，依傍在九龙江北畔。因地理位置特殊，1944年8月，中美合作所特种技术训练基地落址于此。
村口一处三排单层的土木结构建筑，明显不同于其他民居。瓦房南北走向，有14间房，是美军教官宿舍及训练班教室。南面的老庙“龙安岩”，则被征用为士兵的膳厅与仓库。庙后面有一座小山丘，当时，山顶设有气象台、无线电发射塔，山后的平地则是当年的打靶场，用来培训特工人才。
同样被征作膳厅与仓库的还有“种德堂”—村里的一座宗祠。祠堂后面山墙上，如今仍留有中美合作时用的“中国地图”、“世界地图”等战区指导示意图;左边写着“国内战讯”四个字，还有中华民国国旗与美国国旗的握手图。
“这两幅地图，详细标出当时日本侵占我国的和其他国家地方情况。”退休后一直致力于研究“腾云训练班”的李有枝说。
战斗：华安班堵截和消灭日军
李有枝说，腾云训练班先后招来2000多人，分四个教导营。总部设在华安县城，下坂村为训练基地。学员在这里接受三阶段的训练，包括射击、野外演练等。 “训练基地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胜利，近一年。”李有枝回忆，“那时我还小，每天都能听到枪声，大家还偷溜进靶场捡废弹壳”。
上海师大教授洪小夏在中美合作所研究的论述中写道，中美合作所是抗战时期中美建立的抗日军事合作机构，1943年在安徽建立首个训练班，至1945年，在全国先后设了11个特种技术训练班，其中福建有两处，分别是位于华安的第六班和建瓯的第七班。
1944年5月，美国海军要求在中国东南沿海加强部署，预作策应美国海军登陆的准备。为配合这一行动，中美合作所特在中国东南沿海增设训练班，调训海上游击队、招收青年学生参加等。
华安班，由美方哈伯林少校任总教官。1945年7月，驻厦金的日军3000余人由陆路撤往汕头，被华安班的4个教导营截击，在中美空军配合下，该股日军被消灭过半，平均每天仅前进11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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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厦门渔民救起落海美军
2009年，华安县文物普查还发现了一块英文石墓碑。碑下部断裂，残高77厘米，刻有一副十字架，中间铭文为“THESE AMERICANS GAVE THEIR LIVES FOR THEIR COUNTRY”(意为：这些美国人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国家)，下面是4位殉难者的姓名及编号。
今年87岁的村民李水圳，曾在华安班做过勤务。“那时我20多岁，美国来的教官有20多个，聚餐的时候才能见到。”李水圳记得，那件大事发生在1945年3月的一天，“当时总部气氛很紧张”。
李水圳说的大事，华安县文史资料有载。1945年3月2日，美海军一架轰炸机从菲律宾基地飞来，要轰炸日寇在厦门建立的重要军事基地—禾山机场。交火中，美军飞机被日军高炮击中，坠落于翔安海面，6人牺牲落海，7人重伤。
危难时刻，20多名正在海上打鱼的同安马巷陈下厝、丙洲等村的渔民，不顾日机扫射，救起美军伤员，送往漳州。琼头、丙洲等村村民又先后将4名殉难飞行员捞回，按闽南习俗办丧事，装棺入殓。两个月后，美飞行员遗体被运至下坂村落葬。1947年，遗骸被运回美国。
纪念：83岁美国教官故地重游
2006年7月9日，83岁的美国老兵罗伯特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到华安中美合作训练基地，百感交集。华安县博物馆馆长林艺谋全程陪同。
1945年，罗伯特在华安班担任两栖队游泳教官半年，60多年后重到华安，还随身带着勋章。
当年7月底，回到美国的罗伯特给林艺谋寄来一封信，信中说，“我特别高兴的是能够参观中美合作社，这个是我在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站岗的地方，众所周知，我们的组织机构是由一群美国海军组成的，美国海军工作人员直接与中国军队在训练打游击，目的就是针对日军侵略福建”。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美合作所”一度成为“美蒋罪行”的代名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逐渐为其正名。华安基地旧址则被定为华安县县级文保单位，现在的保护并不算好，下一步计划申请省级文保。“这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合作的历史证物，”林艺谋认为，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数量较少又富有特色的重要史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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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遗迹
胡里山炮台：山头钢炮曾击沉日舰
厦门是抗战的一个战场。据《厦门市志》记载，1936年8月5日，日本海军大将高桥三吉率日本海军联合舰队76艘舰船，官兵2.7万人，抵厦门海面演习。 1937年9月3日，3艘日本军舰炮击厦门前沿炮台和曾厝垵海军机场，还出动飞机12架配合轰炸，当时的厦门守军奋起还击，击中敌舰“若竹号”。9月6 日，日军飞机轰炸中山公园等处。
1938年5月10日凌晨，日军1000余人分乘30多艘舰艇，在20多架飞机支援下对厦门发起攻击。中国守军彻夜激战，伤亡惨重。当日中午，敌占江头，11日，日军进犯将军祠，发生巷战。12日，胡里山炮台失守。13日，厦门全岛沦陷。
如今的胡里山炮台，最高处有座小山头，一门钢炮耸立，正是当年抗战中击沉日舰的炮台。
厦门五通：“万人坑”遗址如今驻军
1938年5月10日，日军在厦门五通登陆后，大肆屠杀村民。凤头社是五通码头上岸后最近的自然村，当时村里仅有80多人，就有19名村民被杀害。解放初期，人们在凤头海滩上发现“万人坑”，里面累累白骨，触目惊心。1997年7月，“万人坑”遗址建造起了“侵华日军杀人场遗址”纪念碑。碑身高1.9米，平台38平方米。平台两边一共10个台阶，一边5个，整个合在一起，意为1938年5月10日。这里如今是部队所在地，一部分地面已成滩涂。
2011年年底，厦门抗日死难者纪念雕塑选址灯塔公园，与厦门五通古渡口相连，400米外的地方，就是当年弃置被害厦门军民尸骨的“万人坑”。2012年9月3日，灯塔公园又落成一座雕塑，名“永铭在心”。
(海都记者 简伟雄 陈志坚 苏禹成 杨清竹 陈丽娟 谢向明 戴敏 许茵茵 张燕红 彭思思 田米 通讯员 钟茂富 编辑：杨炯 王芳 刘琼宇 视觉：方立祺 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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