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广西客家的源流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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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广西客家的源流及其特点

马　莉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支重要民系。著名学者罗香林教授在其30年代发表的《客家研究导论》中说:“客家为汉族里头的一个支派。”①“客家是‘客而家焉’的意思,顾名思义,当知其非中国南部固有的民系。”②客家原本生活在北方,因受边疆部族侵扰的影响,逐渐由北南移,从中原辗转迁入南方,处于新来的“客”位,故为“客家”。客家之客是他称,不是自称。在漫长的岁月里,客家人历经无数风雨,从北到南不断迁徙。颠沛流离的生活和现实严酷的生存条件,使客家人形成一支具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物质精神文化的民系。客家先民入桂时间稍晚,主要集中在罗香林先生概括客家迁徙“五期说”中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大迁徙时,即在明清时期。客家人大批入桂,足迹遍及八桂全境。目前广西约有450万客家人,占广西人口的1/10。客家人成批入桂,“作为一支巨大的人口力量,他们颇具份量地改变了广西素来‘地旷人稀’的局

面,与其他移民一道,在清代终于打破了广西保持长达一千四百多年(后汉顺帝永和五年至明神宗万历六年即公元140至1578年)的一百万上下的人口规模,使广西人口陡然数倍猛增。作为一支有别于广西原居少数民族,饱受中原文明熏陶而在明清近数百年又经受过广东、福建商品经济发展大潮洗礼的汉族民系,他们的入抵,有力地提高了广西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程度,改变了广西的文化景观和经济面貌,为广西社会注入了新的血液”。③客家先民及其后裔对广西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本文拟就广西客家人的入桂历程作一简要回顾,并对其特点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客家人入桂

客家人入桂,早在唐代,就有庞氏之族迁入广西博白。到了宋代,客家人入钦(州)廉(州)者已经为数不少。在元代又有多因政治因素入桂者,即奉命出仕广西,或誓不仕元而避居不去。例如宋末元初,曾任广西提刑使司之广东东莞人钟宜万,因参与抗元兵败,避居于郁林州之东宁乡。④又有陈朝奉者,浙江天台人。宋末,任雷州刺史,卒于任所。时“宋祚告终,鼎移元室”。朝奉哲嗣七人,“凛君臣之大义,痛国家之沦亡……逐弃簪缨,而以耕读。择居广西博白,开疆辟土,各经自营”。此后子孙日众,分居防城各处。⑤但是今天广西的客家人多是在明清时期迁入的,而且这些客家人居住的地理位置,也基本上是那个时期确定下来的。至于客家人入桂的原因,首先是由于战乱。明末农民起义的冲击,清军入关后与农民起义军、南明政权军队的长期战争造成了社会的动荡,生产的破坏,不少汉人为躲避战乱,纷纷从广东、江西、湖南、四川等地迁入广西。这个时期,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大量的客家人涌入广西,他们多来自广东。据《桂平县志》载:“至于明代,江西、福建、广东各省民族来者弥繁。”⑥贵县《林氏族谱》载:“始祖讳楚伍公,福建莆田人也。……官至东粤南雄州大参政,后卜居于番禺县之五风乡。自是以后,会有明兵燹之乱,奔走仓皇。……迨传至仕经公,盖十五世矣,始之东粤,寄居于浔邑之城东。”⑦

其次,由于土地问题导致客家人大批入桂。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内地地少人多的矛盾日益突出,而西南边疆地区却是地多人少,这样越来越多的内地汉族劳动人民到边疆谋生。广西的外省移民主要来自广东、福建、两湖和江西等省。明清时期,拥有便利发达的航运条件和开放的通商口岸的沿海省份福建、广东地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加剧了人口的繁衍,“市场利润刺激下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速扩和工商业人口的猛增,使土地与人口的矛盾高度尖锐,在山多田少,人口稠密的客家地区就更加严重……必须实现过剩人口的外移和商品粮基地的外辟”⑧。而当时广西地旷人稀,大量可耕地没有得到开发,田亩数虽然不少,但闲置搁荒率高,农作率低,“半由田亩之荒芜”。因此,“素来地广人稀,荒土富余而全境又有西江水系直接与广东贯通的邻省广西,当然成为最为理想,也最方便迁往的区域”⑨。

另外,清咸丰六年至同治六年,从嘉应州迁往粤西六县(新兴、新会、开平、恩平、阳江、阳春)的客家人和外省人,同当地土著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土来械斗”,这是由于长期以来为争夺较优良的生存地理条件而激发的“仇客分声”矛盾激化的结果。双方屯兵攻打,攻夺村舍田产,历时12年,双方死伤几十万,损失惨重。“后经官府弹压调解……成年每人八两,未成年者每人四两,各发执照,使往他处”。10于是,粤西六县大批客家人涌入广西各县开荒种地,营造新居。官府袒护当地人,客家人被迫或被官府遣送入桂者以十数万计。梧州、桂林、平乐、柳州、南宁以及玉林各府州县,都留下了这批“落难者”的血泪迁徙史。

最后,还有一部分人因经商而定居广西,绝对人数也很多。清代到西南做生意的汉人日益增多。处于两广交通要道的广西桂平县,广西汉人到此做生意的很多。客家人多由商品经济发达的闽粤而来,商品意识强烈。在桂平县城大湟江镇、金田圩等地建有粤东会馆。11据《创造粤东会馆》碑所记:“四方商贾,挟策贸迁者,接踵而来,舟车福辏,货购积聚,熙来攘往,指不胜屈,而以我东粤之商旅于桂平永各、大宣两圩者尤盛。”12《桂平县志》又载:“江口圩又名湟江圩,旧为瑶人贸易场,乾隆间迁今地。清世瑶人远遁,外籍日众,圩渐繁盛。”13

随着外地汉族移居广西的增多,广西人口陡增。“据统计,从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到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33年之中,广西的人口增加250余万,至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又增加100多万,人口增加的速度如此迅速,显然与外地人口的迁入有关”14。汉族人口的迁入,不仅带来了内地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并为边疆增加了大量的劳动人手,促进了广西边疆的经济开发。例如边疆的庆远府,至道光初年,已是“其蛮溪山峒”,“皆为楚、粤、黔、闽人垦耕”15。迁桂汉人中有大量的客家人,主要来自广东嘉应州、惠州府、潮州府和福建汀州府,也有少数从江西、湖南而来。例如,据学者侯国隆等人调查,蒙山县约有客家逾2万人,分布在25个自然村,大部系清朝从广东迁入;钟山县有客家2.7万多人,祖籍均属广东;上思县、宜州市清代即有客家居住,多数从广东惠、潮、嘉一带迁来。

如今广西地区约有450万客家人,足迹遍布八桂全境,成为继广东、江西、福建之后客家人的第四个大聚居地。

二、广西客家人的特点

由于生态环境与发展历史的不同,与其他地方主要是闽粤赣山区的客家人相比,广西客家人在多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现简要概述如下:

(一)在分布格局上,大分散,小集中。

“广西客家人在分布上最显著的特点是大分散,小集中”(熊守清《略论广西客家的源流、分布及特点》)。广西约有450万客家人,占自治区人口的1/10强,多在明清时期从广东迁来,散居在桂东南、桂中和桂东北一带的44个县(市),桂西北、桂西南也有分布。具体说来,广西的主要客住县有:防城、合蒲、钦县、桂平、贵县、苍梧、平南、博白、玉林、北流、藤县、贺县、武宣、象县、横县、武鸣、陆川、宜山、柳州、融安、鹿寨、昭平、平乐、宾阳、邕宁、钟山、荔蒲、三江、罗城、柳城、来宾、蒙山、崇左、东兰、南丹、信都、金秀、凤山、马山、灌阳、扶绥、宁明、河池、上林、阳朔16。可见客家人的足迹已遍布八桂全境,无论从东到西,从南至北,都有或多或少的客家人分布,形成一个个小聚居区,就像在土著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包围着一个个孤立的客家文化小岛。所以广西基本上没有纯客家居住的县份,多是半客家或有部分客家的县市,它不像闽粤赣山区的客家人集中居住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交界处,有诸如汀州、梅县、连平、龙南、定南、仁化、兴宁、平远、上杭、宁化、南康等众多的纯客县(约有28个),以致形成粤东、闽西、赣南客家人的三大聚居地。

为什么广西的客家人这么分散呢?究其原因,与客家迁徙历史有关。闽粤赣山区的客家人,当初是为避乱而来,闽粤赣“山区重峦叠嶂所造成的封闭性以及交通的艰阻不便使外力难以入侵”,17成了“流民驻足生息的理想天地”18,客家人在这里找到了避风的港湾,因而整族整村地聚居在与外界相对隔绝的闽粤赣山区,形成今天的“客家大本营”。而客家人入桂,主要是因为地狭人稠的原客家山区承载不了过多劳动力,剩余劳动力不得不重新寻找一块可供生存的栖息之地,土地问题是其入桂的主要原因。只要有地可耕,他们就迁到那个地方去拓殖。当时广西地旷人稀,荒地富余,闽粤赣客家人纷纷西迁。他们抵桂后,首先向荒地进军,“补嵌土人之隙地,由是县境之田亩日辟,农业顿为之改观”19。康乾年间,广东的客家人开始移往广西东南丘陵地带垦殖,又再以此为跳板往北部发展,一部分则西迁,于是客家人的足迹踏遍八桂。另外广西境内河流众多,几条大江及其支流遍及全境,东面西江与珠江相连,客家人入桂多由水路从西江而上,蛙跃式地散点跃进,顺广西境内的大小河流由聚居点扩展为交通沿线再扩展到面上,向四面八方分散。

客家人虽是大分散,但也有小集中,主要集中在桂东南、桂东、桂南、桂中和桂北五个地区,尤其在靠近广东的地区,如玉林、梧州地区,客家人占总人口20%以上的4个县(市)皆在这两个地区,其中博白县客家人口比重占68%以上。在桂南、陆川、博白、合浦、钦州直至中越边境的南部沿海一带,客家人众多,基本上从整体上连成一体,形成一个客家文化地带。而桂西客家人较少,从桂东到桂西,像引水灌田一样客家人口逐级减少。

为什么广西客家人多集中在桂东南、桂中、桂北一带呢?这与广西的地理环境有关。广西地处云贵高原的边沿,山地多,平原少,过去广西开发程度不高,古为“蛮夷”、“烟瘴”之地,到处都有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的阻隔,正如史书所说:“五岭皆越门”,“入越之道必由岭”,“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在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经陆路进入广西是相当艰难的。但广西境内河流众多,从西向东流经广西全境的几条大江,虽各段名称不同,但均属珠江水系。因此,在陆路交通不太发达的情况下,客家先民多借助水路,沿江而入,北方沿桂江而下,东南由西江而入,或由南海而入,故客家人多沿江分布。客家人入桂,随遇而安,由东到西逐步西迁,“蛙跃式散点前进”20,越往西客家人越少,他们多沿西江先到达桂平,再转而南下北流江到达博白,继而进入钦州、防城地区,所以在桂东南客家人最多。有的到桂平后,再向西迁入柳州,向南进入宁明,人数从东到西呈梯级递减之势。

(二)聚居地的经济比较发达。

在广西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首推桂东南,桂南次之,桂中、桂东、桂北再次之”21,与客家人人数的分布多少成正比关系,越是客家人相对集中的地方,经济越发达,这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1.客家人原居从闽粤,具有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明清时期,广西经济开发程度与广东、福建相比相对落后,如在桂中地区的象州县沙澜、隘白、石梁一带“昔原属旱地荒土”,“满目蓬蒿”22。在桂西的宜山,古为“蛮溪山岗”,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作物产出率低。而客家人原居闽粤,具有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他们在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福建开发数世,系统掌握了水利灌溉,提高单产等一系列配套生产技术。在他们老家梅县,清代时稻谷亩产一般高达1037斤以上。客家人抵达广西后,带来了广东、福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利灌溉技术,并将其充分运170用于所耕种和开垦的田地中去。凭着开拓进取、吃苦耐劳的精神,客家人能把不毛之地变作良田沃土,“他们太能干了,石板上都能种出稻禾来”。23他们实行“中耕勤薅,耘田去莠”24和“育秧插田”25等新式耕种方法,并且使用一般是“从广东带来、购来或仿闽粤把式自造的劳动效能较高的生产工具”。26他们开发水源,挖沟通洫,讲求水利灌溉,依地利沿河“驾车灌田”或“塞坝灌田”,使“一邑禾谷,多半产此”27。到了清中叶,广西竟成为一个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每年向广东运销粮食200多万担。

2.迁桂的客家人商品意识较强。

明清时期,闽粤二省是全国乃至当时世界范围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原居闽粤的客家人饱受商品经济发展大潮的洗礼,具有较强的商品意识。他们来到广西,因地制宜,大力种植经济作物,开发广西的物产资源,如糖、油、蔗等,其产品销往广东,提高了农产品的商品率,有力地促进了广西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的还利用广西特产发展手工业,如用楠竹造纸,产品大量销往广西各地,获得较高利润。此外还有来自广东的客家粤商直接到广西经商,促进了广西商品经济的发展。结果,客家人聚居的桂东南成为广西最大的“粮仓”和“果仓”,“这一区域无论农业种养,或是手工业生产、商业经营、或是城镇墟市聚落发展水平,都为广西之最高”。28

3.从地理位置来看,桂东南、桂北等地占有一定的地理优势。

桂东南面临南海,沿海开放城市就设在桂东南的海滨城市——北海。北海的合浦盛产举世闻名的南海珠,从汉代合浦就是中西贸易的港口,如今在其地还出土了大量的古代从西方运来的翡翠、玛瑙、水晶等珠宝。北海是中国大西南贸易的主要通道和门户,是个天然良港,空运、海运发达,现有85条国内外航线,与98个地区的218个港口有着贸易往来,经济相当发达。同时桂东桂南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许多港商及外商投资,更进一步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开发。其次,桂东毗邻商品经济发达程度在全国都首屈一指的广东,也对桂东经济发展起了一定带动作用。加上桂东、桂南便利发达的交通条件,有利于产品远销广东及海外,也为当地带来了丰厚的利润。长期以来,正是客家人在桂东南、桂北等地创建的良好的经济环境奠定了这些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今天,他们正充分发挥传承已久的商品意识,利用当地的优势条件,不断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广西,凡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开发程度较高,经济发展较快。

然而在桂西地区,当地土著如壮、瑶等少数民族,农业生产技术长期以来很少有进展,处于落后地位,他们多采用“刀耕火种”、“广种薄收”式的原始农业做法,农业产出率低。至清代广西土著仍采用“就田点谷,更不移秧”的老式植稻法,农业生产工具也较原始,并且习惯“旱不救水,涝不疏决,一任于天”,29对作物任其发展,农作物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耕地潜力也没有得到发挥,收成不高。加上长期闭塞的地理环境和不与外界交往的社会生活,当地人多缺乏或没有商品意识,商品经济无从发展。从现实来看,桂西原本落后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对无法提供较好的投资环境,加上山高路险,交通不发达,外商投资桂西较少。再加上当地人多安于现状,少客家人的开拓进取精神和商品意识,经济发展相对于客家人较多的桂东、桂南等地落后。

(三)风俗习惯中的“壮味”。

民俗往往与民族(或民系)发展历史和居住地环境密切相关。客家人迁入广西后,主要是与壮族杂居,如壮族集中聚居的邕宁、武鸣、来宾、靖西、宜州等七个县、市境内,都有客家人居住,少者数千,多者数十万。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客家人和壮族的文化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同化。客家人在与壮族的接触交往中,不断吸收壮族文化,使自身的传统文化发生变化。

首先在语言使用上,客家人对本民系的语言有强烈的认同意识,“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是客家人用以教育后代的祖训。客家人不管迁居何处,都忘不了客家话,客家方言认同是超地域性的。因此,在一般的民族交往中,客家人是很难改变其语言的。但客家人入桂后,居住较分散,多与当地土著杂居,处于新来的“客”位,出于生活环境的需要和压力,不得不学习使用周围民族的语言,进而融洽民族关系,优化生存环境,这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迫使固守本民系语言的客家人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因而许多客家人部分接受了壮语。例如武鸣县陆翰镇那艾屯的客家人,一般都会讲客话和壮语,日常和外村屯壮族交往均操壮语,客家话只限在客家人中使用。

其次,在风俗习惯上,壮族的一些风俗习惯如饮食、节庆、丧葬、宗教习俗久而久之也成为客家人的习俗及其文化的组成部分。如原在壮族中盛行的三月三歌节,以歌会友,以歌传情,热闹非凡,客家人也热情参与;又如色香味俱全的五色糯米饭,鲜美的鱼生,富有怀旧情趣的不落夫家,寄托着传宗接代美好愿望的花婆神,“神奇的壮族文化,无疑对客家人是一种吸引,一种感化,并且潜移默化地对客家人产生影响,为客家人所吸收,最终形成客家文化的一部分。”30

(四)在民居建筑上,没有出现闽粤赣客家大本营常见的客家土楼、大围屋式样的建筑。

当年,客家人举族南迁进入闽粤赣山区,主要为躲避战乱,找个“避风港”,因而大多居住在比较偏僻的地方。外来客家人不免要与当地土著发生强烈的生存地域竞争,因而客家人往往整个宗族结村立寨而居,并修坞筑堡,加强防卫,于是出现了像闽西的客家土楼,粤东的客家大围屋这样城堡式的民居建筑。而广西的客家人多由闽粤赣迁来,当时不是一个家族,而是一个家庭迁来,不具备建造土楼的人力资源和客观条件。另外客家人是因原居住地地狭人稠而迁入地旷人稀的广西的,与当地土著一般不存在强烈的生存地域竞争。他们多半与汉族其他民系或少数民族同住一个县、一个乡镇或一个村里,并同当地人和睦相处,相互通婚,关系融洽,因而不需建防御性的土楼。

综上所述,广西客家人是客家民系中又一支独特的分支,他们既具有客家人普遍存在的共同特征,又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客家人的独特的分布格局及人文特征。数百年来,他们在广西开基立业,不断进取,为广西的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的历史和现实也为广西各民族的发展史增添了多姿多采的一页。

注:

①②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199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第14页、1页。

③⑧⑨25 26 28　饶任坤、卢斯飞:《客家历史文化纵横谈》,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124、124、121、123、123

页。

④⑤　钟文典:《客家与客家研究的几个问题》,转引自《客家研究辑刊》1996年第2期,第23页,嘉应大学客家研究

所编。

⑥　民国《桂平县志》,卷31,“纪政·风俗”,1920年版。

⑦　《贵县林光远堂族谱》,见钱宗范:《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第10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0　张卫东:《神州文化集成丛书·客家文化》,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11 12 13 14 15　方铁、方慧:《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4、391页。

16　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第143页。

17 18　王东林:《“客家”概念的新诠释》,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1期,第70～75页。

19　民国《防城县志》,民国三十四年版。

20　林浩:《客家文化新论》,见《客家研究辑刊》1997年第1期,第14页。

21　熊守清:《略论广西客家的源流、分布及其特点》,《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第28页。

22　民国《象县志》,民国三十七年版。

23　谭元亨:《客家圣典》,海天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

24　(清)《贵县志》,光绪二十年。

27　《广西通志辑要》卷九,道光二十年辑。

29　《防城县志》,民国三十四年版。

30　熊昭明:《客家人的壮化》,《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