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胜友：变革时代与文学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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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时代与文学担当》          (2014年5月在鲁迅文学院的演讲稿)                      张胜友你们的院长钱小芊、同时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希望我来跟大家讲讲“中国梦”这个话题，刚好我正在中央电视台撰写电视政论片《百年潮•中国梦》，是中宣部牵头拍摄的大片，今天正好给大家先看第一集。这个还是内部送审的样片，很快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段将会隆重播出。一共五集，第一集《百年追梦》，就是写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为复兴中华民族而前仆后继、救亡图存的异常艰辛的历程。第二集《中国道路》，阐述我们国家的发展，这100多年、将近200年来，我们有过很多道路选择，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第三集《中国精神》，中国精神就是指中华民族形成的独特的文化传承和文化积淀，相较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世界四大古文明，唯独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续至今没有中断，那么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于今天社会的发展，有什么启示？第四集《中国力量》，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能够生生不息，虽然历经九劫十八难，却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倒？第五集《筑梦天下》，中国梦与美国梦、中国梦与欧洲梦、中国梦与非洲梦、中国梦与世界梦，一个主旨就是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对世界、对人类文明、对世界和平是一种重要贡献。我们还是从“中国梦”话题来延伸到当下的政治、经济、文学、社会，“中国梦”它是一个概念，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梦。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一个分水岭，之前我们叫做“天朝上国”，为什么呢？在农耕文明时期，中国实际上是很强大的国家。现在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绝对超强国家，它的GDP，它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到全世界GDP的约1/4。那么那个农耕文明时代，我们清朝虽然已经开始衰败，但大清王朝的GDP还约占到全世界GDP的1/3。

有一则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1773年，一支庞大的英国船队出现在珠江口对面的伶仃洋面，这是英国勋爵马嘎尔尼出使中国。勋爵怀着对东方黄金和香料的觊觎与渴求心态，企图促成正做着“天朝上国”梦的乾隆王朝与“日不落国”的大英帝国互派使节，签订两国贸易协定。不幸的是，一个小小的礼仪之争酿成了历史的拐点：马嘎尔尼将如何覲见乾隆皇帝？清王朝以君临天下的傲慢坚持行三跪九叩之礼，英国则坚持单膝跪地亲吻国王之手……争执从8月12日一直持续至9月10日，英王终于失去耐心，中英两国的正常贸易暂时搁浅了。半个世纪之后，英王却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的这扇封闭的大门。鸦片战争实质上是什么呢？今天的眼光看来，也可称作因贸易磨擦而引发的一场战争。因为我们大量向西方出口茶叶、丝绸和瓷器，乃至影响了整个欧洲上层社会的时尚风气，久而久之就掏空了英国国库的白银；英国人为了赚回这笔钱，今天讲就是平衡贸易逆差，别出心裁在东印度公司种鸦片，把大量的鸦片运到我们中国来，而林则徐在虎门禁烟烧了他们的鸦片，结果由贸易冲突引发了战争。鸦片战争刚才播放的片子里面有讲到，整个大清朝被一巴掌打落谷底。痛定思痛，中国自此开始了现代化的探索，先后有过三次，第一次是1860年到1894年，你们看今年是2014年，又逢甲午年，中间相隔了整整120年，两个甲午轮回，现在大家注意新闻的话，经常讲中国已经不是120年前了。为什么这样说呢？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结局是清王朝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所以从1860年开始到1894年30多年的第一次现代化探索，就是李鸿章他们搞的洋务运动，就这样被小日本给掐灭了。我突然间想，这好像是一种民族的宿命，第一次现代化就这样中断了，仅仅30多年。第二次现代化探索始于辛亥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掀起了一波实业救国潮，但是到1937年日本大举入侵中国，又把中国的第二次现代化掐断了。我们的改革开放到今年是36年，我们国家开始强盛起来，但是突然一想，今年又是甲午年，又碰到钓鱼岛、东海、南海等一系列的周边关系问题，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需要我们中央，需要习近平这一代政治家非常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智慧，才能够化解这些矛盾，并不像我们网上老百姓图痛快那么简单，民族主义高涨，跟小日本干上一仗，打完以后再建设……所以我有时想，好像有一种民族宿命，我们这个日本邻居呀，我们现在是第三次现代化探索，又碰到这个问题，当然我们相信，这一次绝对不会重演120年前的甲午悲剧了。所以说，我们国家走到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非常不容易。十八大还提出了道路自信，就是说我们终於找到了一条国家能够发展、能够强大、符合中国国情的这样一条中国道路。我再举个例子，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国家曾经为了发展搞大跃进，提出一个很响亮、很漂亮的口号，叫做“超英赶美”，主观想象很快就能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结果我们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违反经济发展规律，最后就搞成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不但在国际上闹了笑话，而且造成了大饥荒，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心中永远的痛。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口，邓小平集权威、权力、胆识、魄力于一身，作为总计师果敢发起并推进了这场改写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我们终于超过了英国、超过了德国、超过了法国、超过了意大利、超过了日本，并逼近了美国；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我们国家能够一直延续当下的发展速度，不出现意外的话（国际和国内都不出现意外），到2020年，就是再有6年时间，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肯定要超过美国，挡都挡不住，坐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把交椅，中华民族复兴就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美梦成真了。当然，如果说人均水平我们排名还很靠后，因为我们人口基数太大，但是一个国家，首先是讲你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就说上个世纪50年代，整个西方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毛主席提出1070万吨钢指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全民大炼钢铁，我也参加过，我那时在小学念书，上山去砍树，大人砍大树，我们小孩砍小树，把满山的树木都砍光，严重的生态破坏，后来连家里面做饭的锅都砸碎拿来炼铁，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也在她家的院子里面搞了一个小锅炉来炼铁，结果我们全国人民炼出了一大堆废铁，真正叫做劳民伤财。但是，现在我们国家的钢产量世界第一，还出现了产能过剩。所以我们说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正确的发展道路，这条路只要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大有希望。我们国家走上改革开放这条道路实属不易，经历了不少艰难曲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们国家面临一个怎样的困境呢？几千万农民外出逃荒要饭，有1亿多人长期处于饥饿线、贫困线以下。有一部著名的电影《焦裕禄》，相信大家都对开篇的那一组镜头难以忘怀：刚刚走马上任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中断第一次县委常委会议，带领常委们深夜冒着严寒风雪来到火车站，目赌了一幕乡亲们争先恐后扒火车逃荒要饭的凄惨场景……这几乎也就是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广大农村的一个缩影。而今天，我们有多达2.6亿的农民工，游走在全国的大中小城市打工，而当年却是成千上万的农民们背井离乡去逃荒要饭，你们在座年纪小的学员会感觉是天方夜谭，怎么农民种田还吃不上饭呢？历史如此巧合。1978年12月18日，北京京西宾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著名口号，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从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就在同一天，安徽省凤阳小岗生产队队长严宏昌的家里发生了一桩惊人之举，18户衣衫蓝缕农民按下鲜红的手印，签订生死契约，偷偷分田单干，试行“大包干”。现在这份皱巴巴的生死契约书，就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这份契约书是怎么写的呢？大意是：我们把田分下去，到了秋收打上了粮食，保证首先交够国家公粮；如果我们干部被抓去坐牢杀头，请社员们负责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中国农民是最可爱的，饭都没的吃了，一旦丰收，首先想到的还是先交够国家公粮，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就很有些悲壮了，有点像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氛围，因为，那个年代的政治氛围，分田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弄不好真的要坐牢、杀头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巨大动力来自甚层、来自老百姓，所以就这样惊心动魄地推开了改革的大门。因此，我在写作电视政论片《十年潮》解说词时，脑海里争先恐后地跳出了这样一组排比句：“饥饿引发了中国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这一纸皱巴巴的契约书，是中国农民告别饥饿的宣言书”、“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和最底层的农民们，共同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安徽省凤阳县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一是出了个靠农民造反当上皇帝的朱元璋，二是凤阳花鼓因农民逃荒要饭而唱遍了全中国。这确实是很具有嘲讽意味的两档子事。当上明朝的开国皇帝后，朱元璋在他的家乡凤阳立了一道很壮观的牌坊，御笔亲书四个大字：万世根本。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民以食为天，朱元璋造反前就曾当过乞丐讨过饭，他有着切肤之痛的体验：如果老百姓没饭吃了，这个天就要塌下来了。当时凤阳有一个体察民情的县委书记，他知道老百姓偷偷把田分下去了，他也知道这个太可怕了，如果中央追究下来，后果不单单是丢“鸟纱帽”那么简单，但他又确实不忍心去制阻，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了呀！县委书记惶惶然观察着政治风向的变化，他有一个习惯，每天早晨要起来散步，当时还没有电视，但是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就像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一样，直接向全国老百姓传递着中央高层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6点半广播《新闻与报纸摘要》，他就天天早上带着个一波段收音机（那个时候只有一波段收音机），边散步边收听收音机的广播，实际是收听中央的精神呢。1979年3月15日，一则广播新闻让县委书记听起来如同五雷轰顶：《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一篇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读者来信，认为现在农村出现一股复辟资本主义的歪风，分田单干，破坏农村人民公社“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制度……县委书记这一惊吓非同小可，拔脚就往省城合肥赶去，急嚎嚎找到省委书记万里，问万里怎么办？万里当时说了一段非常著名话（纪实作品和影视作品中经常出现）：《人民日报》能给你饭吃？《人民日报》不种田，《人民日报》不打粮，到了秋后农民打不上粮食，是来找我们呢，先不要理它！万里的话似乎说得底气十足，其实他内心也没有底，县委书记一离开，他也马上飞回北京找邓小平了。邓小平说：不用着急，等一等，看一看，看看秋后到底能不能多打粮嘛。

当年的秋天喜获大丰收。但争论还在继续，有些农村基层干部想不通，发罗嗦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理论家们则及时总结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年同时大力推进农村改革的除了安徽省还有四川省，广大农村很快流行起一些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完成国家的，交足集体的，剩多剩少都是自己的”、“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赵紫阳时任四川省委书记）。为了巩固和发展农村改革成果，中央就连续5年发了五个“1号文件”。1984年国庆35周年天安门阅兵，大家都记得有两支游行队伍引起了海内外极大的关注：北京大学学生经过天安门时突然举起一个横幅“小平你好”，农民方阵则扛着“家庭联产承包好”的标语牌，喜气洋洋地通过天安门城楼。农村改革成功，很快出现了剩余劳动力，催生了乡镇企业。欧洲和英国搞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它是非常残酷和野蛮的，叫做圈地运动，就是强制性地剥夺农民的土地。我们是通过农民自发地实行土地改革，又顺理成章地发展了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的第二工业。我们现在的乡镇企业，也叫民营企业，支撑起了我们国家经济总量的70%以上，安置劳动力就业人口达80%以上，这就是农村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推进农村改革的同时，1979年先后创办了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特区。1985年，开放沿海十四城市：北海、湛江、广州、福州、温州、宁波、上海、南通、连云港、青岛、烟台、秦皇岛、天津、大连，串成一条贯通南北的开放链。1988年,又在海南建省办大特区。至此，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大格局初步形成。深圳特区是中国改革的试验田、中国改革的标杆。深圳特区的创办，其实也是充满艰辛、甚至惊心动魄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平反复出后主政广东担任省委书记，他看到广东的农民、广东的老百姓实在太苦了、太穷了，他就去找邓小平，说能不能给我一点政策，给我划一块地方，给我一点开放的空间，我利用毗邻港澳的关系，保证把经济搞起来，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叫自由贸易区也可以、叫工业加工区也可以，因为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就是这样搞起来的。邓小平想了想回答说：我看就叫特区吧，当年的陕甘宁边区也叫特区，但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最后银行给贷款三千万，深圳特区就是靠了三千万贷款搞起来的。现在我们的深圳，那当然是财富之都了，如果你问现在深圳值多少钱？谁也说不清楚。西方经济学家幽了一默道：如果测算深圳财富，假设能在深圳所有街道上都铺满一捆捆百元大钞，也不知道要铺上多少层呢？就在中央确定深圳办特区的1979年，深圳却突发大规模的逃港潮，罗孚口岸山上站满了人、树上爬满了人、火车上也挤满了人，人们不顾一切地要逃到香港去……邓小平听取广东省委和广州军区的汇报时，自始至终脸色凝重得可怕，最后甩下两句话：这事，你们解放军是管不了的；看来，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深圳当时只是一个3万多人小渔村，几次逃港潮下来，整个保安县跑到香港去的人却超过了30万人。粉碎“四人帮”后，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曾派专人前去调研，调研发现：这边的农民一年的收入才124块，那边的农民种菜，一年的收入好几万块，人家才会玩命地跑过去呀。习仲勋曾亲自到收容所看望被抓回来的逃港难民，当场流下了痛昔的眼泪……所以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又说：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只有死路一条。我们中国第一批改革家，是有信仰的，就跟当年共产党打江山的时候有信仰一样，绝对不像现在的有些贪官污吏，他们是有信仰的一代人。梁湘早期在深圳创业的时候，晚上带领市委一班人就在铁皮屋蚊帐内开常委会，因为蚊虫实在又大又多；梁湘调离深圳后，袁庚为了坚持留在蛇口继续推进“试管式改革”试验，直飞北京坚辞即将任命的深圳市长职务。他们坚守改革理想，就是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文学，永远是社会的晴雨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曾有一段风光无限的岁月。因为那一时期的文学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和人民大众的命运休戚相关。如我复旦中文系同班同学卢新华在《文汇报》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引起全国文学界的大讨论，“伤痕文学”也经由这篇小说发轫、命名而形成一种文学思潮。这个时期的文学，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已经放大了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功能。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学》发表、《人民日报》转载，我是在上大学的火车上看到的，全国人民争相传阅。这篇报告文学不但歌颂了陈景润，歌颂了科学精神，同时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文章第一次质疑了当时还是十分神圣的“文革”，“文革”被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徐迟却尖锐地指出：这是“一场有组织的混乱”。此后，出现了包括《于无声处》那样呼吁为天安门“四五事件”平反的话剧，包括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以及雷抒雁(你们鲁院的前院长)赞颂张志新的《小草在歌唱》、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等诗歌，也包括茅盾文学奖得主熊召政，他当年写了首诗也挺有名的——《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全国都在争相传阅这些闪耀着思想批判锋芒的文学作品。那时文学在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真理标准大讨论、拨乱反正、突破禁区、启动中国改革方面，起到了冲锋陷阵的作用。在这里，我想重点谈谈1979年9月号《人民文学》发表的《人妖之间》、一篇被当年的读者们赞叹为“石破天惊”的报告文学。作家记述的是黑龙江省宾县燃料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王守信，私设秘密金库、截留、贪污了一批公款，被判处死刑。在今天看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反腐案件。作家在报告文学里揭示产生王守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并找寻病灶时，最早提出了“权钱交易”，指出权力通过寻租与金钱进行交易而产生腐败，这一发现当然是很了不起的。接着，作家进一步尖锐地指出：“共产党管理一切，唯独不管共产党。”就因为这一句“党不管党”，在当年曾掀起一场轩然大波……直至8年之后，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总书记作政治报告，提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要解决“党不管党”的问题。从此之后，共产党的领袖们演讲时或中央下发的红头文件上，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句话：“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篇报告文学的写作和发表适逢粉碎“四人帮”不久，全国人民尚沉醉在第二次解放的喜悦之中，提蟹沽酒，上街游行，欢庆胜利。作家却在文章结尾时，及时警醒人们：滋生“四人帮”的土壤有没有被彻底铲除呢？三十多年后，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在他总理任上的最后一次中外纪者招待会上，曾痛心疾首地指出：我们的改革事业向前推进那么艰难、阻力重重，就是因为封建余孽和“文革”余毒的影响。这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佐证了当年前辈作家们的思想立意、观察角度，以及这种忧思与警醒，是多么地具有远见卓识、多么地具有启示意义。毋庸置疑，一篇热情关注社会生活、深刻思考社会变革的优秀文学作品，能够传递出一种多么强大的思想力量呵！什么叫做作家，作家是思想家，当然不反对写风花雪月，但是你的作品要想真正成为大作品的话，不关注社会、不关注时代，肯定是不行的。无须讳言，中国的改革开放，既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派生出了众多的社会问题。我们仅仅用30多年的时间，几乎走完西方发达国家100年、200年、乃至300年的历史进程；那么，我们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同样积累了西方发达国家历经100年、200年、300年发展过程中、所必然会遇到的全部问题、挫折和社会矛盾。包括我们现在北京的严重的雾霾，急于把经济搞上去，有时不惜“杀鸡取蛋”，现在回过头来看，环境生态方面付出的代价实在太沉重了。其实西方发达国家也都走过这个阶段，比如英国伦敦的雾霾、美国纽约的雾霾，他们都花费了五、六十年才慢慢治理好。当下的中国，堪称一个错综复杂的多面体的国度。正如老百姓所调侃的：《新闻联播》中的中国、朋友圈酒桌上的中国、网络上吐槽的中国。应该说每一个“中国”都具有片面的“真实”，但把这三个“中国”叠加起来就是当下中国的全部了。它取得很大成就，它充满了希望，它又存在很多问题和矛盾。如果你只讲它的成就，好像明天可以就超过美国了，其实呢，我们跟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哪怕有一天我们的经济总量真的超过美国了，我们的科技、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法治、我们的人才培养等，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崛起的中国始终处于世界浩荡大潮之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高度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走势和社会转型；与此同时，磨擦和碰撞也变得越来越频繁，改革开放一路走来，始终伴随着西方诅咒式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轮番夹击便是明证。我们还是说回文学。现在我们国家的文学版图三分天下：一个传统文学，一个市场文学，一个网络文学，各有各的作家群和读者群，谁也不能替代不了谁。但文学终归是文学，不管你在什么载体上发表作品，文学都不能丢失其关注社会生活、为时代立言的高贵品格。所谓文学教化人心，说的是文学最能浸染人的灵魂。我至今还记得1979年全国获奖短篇小说《记忆》，作者叫张弦，我几乎记得小说的全部细节。我为什么记忆如此之深呢？因为小说太震撼我了：主人公是一个农村电影放映员、18、9岁的水灵灵的小姑娘，走村串户到乡村中学或小学操场上给农民们放电影，大家都拿着板凳看电影，如果前面挤满了，就跑到后面去看，看的人像是倒过来的，照样看得津津有味，这就是那个年代农民们最奢侈的文化享受了。小姑娘从来没有谈过恋爱，跟他一起放电影的还有一个小伙子，就在电影开映之前突然往她身上塞了一张小纸条，现在讲就是情书，小姑娘第一次接到情书非常紧张、慌乱，赶忙藏掖起来。那时候放电影之前要先放幻灯片，她一紧张、慌乱，就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颠倒了，就是把幻灯片倒置了，大概也就是几秒钟吧，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情，是现行反革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就亲自来抓阶级斗争，大会批小会斗，最后把这个小姑娘弄到劳改农场去劳改了。若干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市委宣传部长自然难逃一劫被打成“走资派”，发配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部长是军队转业的干部，他有一双解放鞋，那个时候一双军鞋比现在的“耐克”还宝贵呢，他劳动的时候穿，回到家后就赶快脱下换上木拖，用旧报纸包好放在床底下。结果有一天造反派去抄家，从床底下抄出这双解放鞋，最要命的是“文革”时期的报纸往往从一版到四版都印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照片，那么你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照片来包你的臭鞋，这不反了大天啦，铁板钉钉的现行反革命，马上就被造反派们斗倒、斗垮、斗臭，再踩上千万只脚。

粉碎“四人帮”后，这个部长很快平反官复原职，复职后的宣传部长想到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那个小姑娘平反。在常委会上，宣传部长郑重其事地提出了为小姑娘平反的动议，当即遭到常委们的强烈反对：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照片颠倒了，难道不是一个错误吗？难道不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吗？这些话听起来振振有辞，几乎无可置疑。但是，部长说出来的一席话却把所有人都镇住了：不错，小姑娘在慌乱中是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照片颠倒了几秒钟，但是我们却把一个活生生的人颠倒了10几年，因为她不是反革命，我们把她打成了反革命，把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颠倒了10几年啊！（实质是作家对极左路线的深刻反思而借宣传部长的口说了出来）正是秋天，宣传部长亲自赶赴劳改农场去宣布平反决定。但是，站在部长面前的人彻底击碎了他记忆中那个水灵灵漂亮小姑娘的形象：满头白发、满脸风霜、满面皱纹，俨然一个饱经苦难的上了年纪的农村老太婆。当然。小姑娘第一眼就认出了宣传部长，对宣传部长亲自前来为她平反千恩万谢，情急之中，小姑娘一捧一捧地把刚打下晒干的大红枣拼命往部长口袋里塞……这一情景，令宣传部长泪流满脸，他马上想起当年解放战争的时候，每当我们的部队开赴前线或胜利归来，村口总是站着满满两边迎送的乡亲们，尤其是老大娘、老大爷们，把煮熟的热鸡蛋、或一捧捧的花生、大红枣，拼命往战士们口袋里塞……我们共产党就是与人民血肉相连、靠了人民的支持才把江山打下来的。那么，今天我们坐江山了，我们应该记住些什么呢？我们应该永远记住对人民犯下的(哪怕是一丁点儿的)罪错啊！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为什么广受读者欢迎呢？我们可以说出一条又一条的社会因素，但最根本的一条是，那一时期的小说是比较接地气的，所以才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还有一篇全国获奖的中篇小说叫《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是河南作家张一弓写的，小说塑造了一个悲剧英雄，复退军人李铜钟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他一贯抵制左倾路线和浮夸风，反对在大跃进中搞“化妆劳动”等虚假行为，坚持说实话、办实事；特别是大饥荒时期他带头“开仓借粮”，成为“抢劫国家粮食仓库的首犯”，他把“借”来的粮食分给乡亲们，然后自己坦坦荡荡去投案自首……小说发表后和评奖时都引起了巨大的争论，有评论家撰文《社会主义难道会饿死人吗？》，反批评的文章也非常犀利《天上的评论和地上的文学》；巴金老人愤然拍案而起：如果这篇小说都得不了奖，我这个中篇小说评委会主任不当了。当然，《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最后顺利获奖。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市场文学。市场文学的出现与整个国家的改革大走势密切相关，此时改革的价值取向终于选择了市场经济。那时候我正好在作家出版社当社长，作家社推出了很多畅销书，也可以说我曾为催生“市场文学”推波助澜。市场经济它有基本的属性，就是非常残酷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这是市场竞争的铁律；第二，市场经济实质上是法制经济，就是说它的法制管理要非常规范、非常完善。我们现在出现很多社会问题，包括贫富差异、贪官污吏、官商勾结等等，都跟我们的法制跟不上、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跟不上、监督机制跟不上有关。封建社会有一句话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只是一种道德管理。市场经济它首先允许你发财，这就需要严格的社会管理，严格的法制管理。改革开放促使整个国家由农耕社会快速进入一个商业社会，开头是“官倒”，以后是遍地开花办公司，漫画家华君武老先生曾经在《人民日报》画一个很有名的漫画，他画一条猪尾巴高高挂在上面，叫猪尾巴公司。全国人民都追逐财富办公司，一块砖头砸下来都会砸在某个“经理”的脑壳上。办出版社也一样，国家颁布的新政策叫“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说白了就是：国家不再拨款了，自负盈亏，靠自已挣钱养活自已。一下子就把出版社全推向市场了，青春文学、校园文学、畅销图书也就一窝峰冒出来了。韩寒的长篇小说《三重门》,也是我当社长的时候给他出版的，当时《三重门》发行了多少呢？先后发了100多万册吧，结果就有很多大作家心里不服气了，比如王蒙、贾平凹、王安忆、蒋子龙、张贤亮等等，人们问难道他们的小说都写不过韩寒吗？我反复给读者解释，我说大作家们的小说都写得非常高雅，要看得懂或欣赏他们的小说，读者本身就需要有相当的层次和相当的水平；而韩寒的小说是中学生题材，他写中学生的青春叛逆期，写中学生的庸常生活，他自已就是一个中学生，对中学生活感同身受，中学生们就喜欢看他的小说，而中学生又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所以他的小说读者群体很大、占有的市场份额很大。这时候，一批80后、90后的新锐作家也就脱颖而出了。毋庸讳言，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学的挤压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作家社出版诗歌的时候，我就曾经让编辑们来排排队，看看能够开机起印一万册、甚至二万册的诗人有多少？结果全国排下来还不到10个人，当然也包括舒婷在内了。其他的诗人们对不起，只能是自己掏腰包自费出版了。因而就有诗人自嘲说：自娱自乐，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要多。散文出版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么小说呢？现在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已经超过4000部，这还不包括在网络上发表的长篇小说，至于网络上一年发表多少长篇小说，谁也说不清楚。而我们国家文革前17年（从1949年到1966年）出版了多少长篇呢？17年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总共才200部左右。现在这样的海量出版（大多数又属于自费出版），真正有品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又有多少呢？极少极少，每年能够有10部大家留得下印象的就很不错了。这真不知道算是文学的繁荣还是文学的悲哀？我经常下去会碰到一些业余作者，我自己也是从农村业余写作走出来的，我跟那些业余作者交流时，都不敢劝他们一定要坚持搞文学，我就跟他们说，文学很美好，但文学竞争很残酷，王蒙先生就说过在这条路上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当然，在座的学员们都已经不是初学写作者，你们都已经小有成就，或者已经开始走向成熟、走向成名。我一般会很谨慎的跟基层业余作者这样说：你是想搞专业创作还是业余爱好？专业创作跟业余爱好完全是两码事，要求完全不一样。我就举个例子，比如我喜欢打乒乓球，我是业余爱好，有空的时候跟朋友打，乱打一气，打得满身大汗，非常尽兴，非常快乐，锻炼了身体，因为我只是业余爱好，我喜欢，我打了，我高兴了，我快乐了，我锻炼身体了，如此而已。但如果是一位专业运动员，那可能我就要练长跑，我为什么要练长跑？要练耐力；我可能要练短跑冲刺？为什么要练短跑，要练爆发力；我还要练姿势，还要练命中率，还要练击打力，就这样一年复一年的训练下去，最终能不能拿到冠军还不知道呢，这就是专业要求。搞文学也是一样的道理，我想在座的很多人都基本上是追求专业创作的，如果你追求专业创作，那么起码需要通读、熟读、精读中外古今文学名著，这应视作基本功训练。无论你写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电影、电视连续剧（现在写电视连续剧价码很高），第一位都是要求语言文字能够过关，这是必须的；其次你能不能单点突破，就好比说运动员，你是游泳运动员，那你是自由泳还是蛙泳、蝶泳，这是不一样的；你是田径运动员，你是跑100米、1000米、3000米，还是马拉松，这也是不一样的。另一点，选择文学事业，就好比选择了马拉松长跑，艰辛而漫长，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耐久力，同时还要耐得了寂寞。下面结合谈谈我个人的写作体会。始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由报告文学写作转入影视政论片创作，我不讳言主要是受到苏晓康创作《河殇》的启发。现在看来，《河殇》呼唤走向海洋文明，即所谓由黄色文明走向蓝色文明，即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主潮，但他的有些观点过于绝对和偏激，以致于当年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批判。我着重想谈谈这种政论片的艺术表现形式，信息容量巨大，时空转换自由，文字音画互补，传播效益倍增。时至今日，我对《河殇》片头的四组镜头还记忆犹新：第一组镜头是黄河漂流，翻船、死人了。第二组镜头国人纷纷质疑，既然没有这个技术条件，为什么要去白白送死？第三组镜头我们的运动员出来释疑，如果我们再不去漂，美国人就要来漂我们的黄河了。第四组镜头美国运动员说，他们感到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你们中国人愿意来漂我们的密西西比河，我们会很高兴、很欢迎的。这就是民族心态的差异性话题。美国太强大了，而我们中国100多年来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欺负，我们的民族承受心理已经非常脆弱，何况这件事又正巧发生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母亲河——黄河身上，我们太想要强大了，太想要表现我们的强大了（或说太想要秀肌肉了）。短短四组镜头，表达了多么丰富的内涵呵。如果我们要写论文的话，可以写一本书，写几十万字，写西方文化跟东方文化、西方民族跟东方民族，我们的历史跟他们的历史。我马上受到启发：这种新颖艺术形式，十分切合表述当下正处于大变革、大转型的中国社会生活。所以,当北京奥申委第一次申办奥运请我撰写专题片时，我的片名叫做《光荣与梦想》，那么，你要表达中国怎么样的一种情怀呢？我们的宣传往往是很直白的：中国改革开放了，中国强大了，中国有这个申办奥运的能力了，中国人热爱和平，中国人崇尚奥林匹克精神，13亿人口的中国要为奥林亚克运动做出应有的贡献……是不是很表层、很肤浅呀？我很费了一番心思琢磨后，开篇也是采用了四组镜头：第一组镜头，唐古拉山下一群漂亮的藏族小姑娘，非常优雅地点燃亚运圣火；第二组镜头，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式，西班牙斗牛士一簇飞箭穿越夜空点燃奥运圣火；第三组镜头，远古人类钻木取火，进入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第四组镜头，中国火箭点火，腾空直上云霄。这四组镜头想要表达中国人的什么情怀呢？表达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独特的贡献、中国对世界和平的珍爱、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理解。跨入新世纪以后，互联网横空出世。互联网无疑是二十一世纪人类科技革命的“惊险一跃”，互联网不受时间限制的快速即时性和不受地域限制的无穷大的可能性，正以不可阻遏的趋势改变着人类的生存空间与生活状态，当然也势必要改变我们的文学生态环境。因此，网络文学应运而生，很快势如燎原，诸如穿越、悬疑、惊悚等类型化、娱乐化的网络写作，铺天盖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以前我们说地球村，现在真正成地球村了，现在你写作，在一个山沟沟里也完全可以写作，只要有一台电脑，能够上网，你照样知道天下事，照样知道世界的事情。蒋子龙就曾不无幽默地调侃说：一觉醒来，中国进入了“全民写作”和“全民作家”时代。作家出版社曾经与深圳的腾讯公司合作搞过一次网络征文大赛，委托他们负责初选，结果一天收到的长篇小说竟然多达147部，而且网络长篇小说动不动就上百万字，他们一下子就傻眼了，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也只能答复说：花钱请中山大学、深圳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们帮忙先看吧，只能这样了。我也曾经像发烧友似的追踪过网络小说，每天晚上趴在电脑前看《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慕雪容村所描述的一群70后大学毕业生融入社会的故亊，我承认太原生态了、每一个生活场景都太原生态了，文字灵动、跳皮、鲜活，人物命运离奇曲折，确实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我每天晚上都追着看，如果今天晚上没有新的帖子，我就慼觉好像睡觉都不太踏实似的。我非常认真地和编辑们商讨作家出版社是否出版？但一摆上案头，就发性描写太多且过于直露，如果都删除了呢，故事又衔接不起来了，最后只好作罢。如何评判当下风生水起、势如大潮的网络文学呢？网络写作无门槛、无审查、无禁锢、无任何清规戒律，可以信手拈来、天马行空、思想驰骋空前自由，还可以一边发帖一边即时与网民们沟通互动，对于作家来说，这确实是一种全新的写作心理和写作形态，理论上讲是肯定会涌现出一些思想博大、艺术奇特的新锐作品的。但实际情况是，网络写作很快就受制于网站市场运作的巨大的利益驱动，写手们则很快受困于发帖量及点击数，陷入跑场救火式的疲于奔命发帖。结果，无可回避的事实是，网上充塞了大量的、怪异的文字垃圾。中国作协当然希望网络文学健康成长，因此组织各项文学大奖评奖活动时，都主动把网络文学作品也纳入其中，但每次评奖的最终结局都让希望落空。为什么呢？文学评奖当然必需让文学归位，文学必然有自身遵循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包括对社会生活本质的揭示、对人性善恶美丑的评判、对艺术规律的把握和创新等等。

圈内圈外，包括广大读者几乎都一致公认《白鹿原》是新时期以来最为厚重的长篇小说，评论家雷达不惜称赞为：当代《红楼梦》。陈忠实创作《白鹿原》堪称为一个传奇。大家可能认识他，或者见过他的照片，或者在电视上看见过他，黄土高原滋养的一个满脸沧桑的质朴的作家。他在47岁那一年，突然自已对自已发了一个毒誓：我要用3年时间，在50岁之前，写出一部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小说要像砖头一样厚重，当我死的时候，它可以放在棺材里做我的枕头。陈忠实是陕西省作协主席，马上收拾行囊离开西安，离开喧嚣的都市，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南坡西蒋村，与乡亲们叨家常，查阅地方志，熟悉风土民情，重拾民间记忆。经过一系列的“热身运动”，陈忠实开始了长篇小说的长跑，上午写作，下午见客、会朋友，晚上休息。但当他一进入写作状态，他的整个人就生活在小说世界里了，晚上一整宿一整宿的睡不了觉，失眠。他突然惊恐地意识到，这个长篇小说起码要写上2、3年时间，如果天天晚上睡不着觉，他这个砖头一样厚重的小说还没有写出来，人恐怕就先上西天了。他要解决睡觉问题，解决怎么随时能从小说世界里走出来？于是，他晚上去听秦腔，想换一个思维空间，可一躺到坑上小说中的人物还是纷至沓来、命运相依、同悲同喜，结果还是睡不着觉，他很苦恼，几乎要放弃这个写作计划了。朋友来找他喝酒，大碗喝白酒，喝得酩酊大醉，然而呼呼睡死过去……他发现喝酒是个好办法，以后慢慢就养成晚上喝点酒后睡觉。《白鹿原》前后写了3年，陈忠实连春节也不回西安，倒是夫人前来陪他过大年。第三个春节前，当陈忠实为50万字的长篇小说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他突然间，这个是他自己讲的，突然间泪流满面、号啕大哭，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号啕大哭……我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用生命在写作”吧。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何启治听说陈忠实的长篇小说写完了，也顾不上已面临年关，立即派了高贤均和洪清波两位编辑赶去西安取稿子，这就是我们平素说的老一辈编辑的敬业精神。当陈忠实把厚厚一大撂的稿子捧给编辑的时候，两只手是发抖的，他心里说仿佛“把生命也一起交给你们了”。高贤均和洪清波在火车上就迫不及待地把整部小说看完了，看完以后大吃一惊，这是传世之作呀！《白鹿原》1993年6月正式出版，到10月份即已加印到第7版，销量达50多万册，可见出版后洛阳纸贵的空前盛况。现在人们说起《白鹿原》，都认为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巨著，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堪称“一个民族的秘史”，相信《白鹿原》肯定会传之后世的！近年来，改编电影、改编电视连续剧、改编歌舞剧、改编话剧、改编音乐剧……我应邀参加过北京众多的各式各样艺术形式的专家改编研讨会，专家们就像面对《红楼梦》一样，感觉到有点束手无策，认为集家庭史和民族史于一体、被批评界称作“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班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的《白鹿原》，它的人物、内涵、思想、艺术都太丰富了，任何一种艺术门类都很难把它完整地重现出来，只能取其一部分，取其精华。对于作家而言，我要说这应是最高境界的文学回报了。贾平凹也是用生命在写作，很多人都说贾平凹有点“半仙”。贾平凹创作他的第12部长篇小说《秦腔》的时候，取材于其家乡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写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乡情，并称“我要以它为故乡竖一块碑”。所以，贾平凹是怀着深深的敬畏感而动笔的：更衣沐浴，焚香祭拜，尤其告慰已故去的父老乡亲的在天之灵。《秦腔》是贾平凹对于家乡一次“密实的流年式的书写”。荣登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榜单后，平凹带着获奖的《秦腔》，一个人悄悄的回到家乡，来到父母的坟前，一页一页的撕下来烧给父母，这些都有一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风范。但是我要说，这些作家都是用生命在写作，他们追求文学艺术最高水准的风骨是很值得人们仰慕的。中国作家正面着对一个风云激荡的变革大时代。怎样认知这个“大时代”呢？我认为起码应从三个层面来阐述：首先，1978年12月18日—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正是在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议上，党中央果敢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口号，全党指导思想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这是粉碎“四人邦”后，我们党和国家实行的一次重大政治大转折，从此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由此，它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历史定位，堪与红军长征路上中国革命危难关头所召开的遵义会议相媲美。其次，1992年春天，88岁高龄的邓小平毅然决然“南巡”并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谈话，深刻思索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命运，随后，在当年秋天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会议上，终于确立改革的价值取向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显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不啻为一次石破天惊的经济转轨。再次，正是基于上述相继成功实施了政治大转折和经济大转轨，中国这艘艨艟巨舰快速掉转航向，劈波斩浪驶向浩瀚无际的太平洋，其义无反顾、其恢宏气魄都令全世界瞠目与震惊，一个东方古老的传统农业大国，就这样开启了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迅跑，几千年沿袭不变的农耕社会以不可阻竭之势、大广度全方位地向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高科技社会，概而言之向现代社会快速转型，13亿中国人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指日可望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纵览中外古今的文学名著或传世之作，无不是深刻揭示作家所处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本质的。现在，很多学者写文章都喜欢借用狄更斯《双城记》中的一句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意指社会转型的错纵复杂或惊心动魄。毋庸置疑，当下中国壮怀激越的社会变革与气势恢宏的社会转型，所表现出的除旧布新与回环激荡的生活形态，正是出大作品、出大作家的大时代呵！                        （根据录音整理，并经作者本人校阅、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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