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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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风水

风水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它起源于古老的占卜术，后逐渐从术数中脱胎而出，成为一支独立的学说，经过历代的发展完备，到宋代逐渐形成两大流派和体系：江西形势派和福建理法派。“一曰江西之法，肇于赣州杨筠松、曾文迪、赖大有、谢子逸辈，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向位，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一曰屋宇之法，始于闽中，至宋王仍乃大行，其为说主于星卦，阳山阴向，阴山阳向，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江西派和福建派均流行于我国南方地区，但比较而言，福建派仅传于闽中，用之鲜，而江西派则广泛流传于江西、广东、福建等省区，尤其是客家地区流传更广影响最大，因而，风水文化是客家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

客家地区有关酷信风水的文献记载比比皆是，清代王之正编《嘉应州志》记载：“（嘉应州各县）惑于风水之说，有数十年不葬者。葬数年必启视，贮以瓦罐。……甚且听信堪舆，营谋吉穴。侵坟盗葬，构讼兴狱，破产以争尺壤。俗之愚陋，莫此为甚”。“粤俗本尚堪舆，嘉应于风水之说，尤胶执而不通。往往因争一穴之地，小则废时失业，经年累月，大则酿成人命，家破人亡。”类似的风俗在赣南和闽西客家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将客家地区“惑于风水之说”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客家人的信仰、习俗，是肤浅的、表面的，其深层原因则是由于客家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人多地少、移民社会等特征）造成对土地、水利、山林等有限生存资源的争夺。客家地区有关信风水、争风水、斗风水等风水活动一则是为掩盖其这种求生存、谋发展斗争的幌子与借口，二则为借天人神灵之神秘力量庇护其多得风水宝地，保佑子孙昌盛发达。于是风水便被赋予一种新的内容与形式，广泛流行，成为客家传统社会中以宗族为代表、组织的一种生存策略。

本文是笔者在广东丰顺县汤南镇和留隍镇的溪北村、九河村以及蕉岭县蕉城镇的田野调查研究，目的只是想通过粤东客家地区的一些风水事象实例，以实证的分析手段（实证研究作为比较研究的前提，有很强的说服力）来剖析风水与客家传统社会宗族生存发展之关联与影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仅是以粤东地区为考察对象，并无意认为风水作为宗族的一种生存策略乃客家地区所独有。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 客家传统社会中宗族风水活动的表征

1、寻风水、立风水

在客家地区常听说某某姓氏、某某宗族来到某地后，首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寻找好风水、好宅地。

其实，所谓寻风水并不一定真的是找风水，而是找落脚点、寻立足之地。因为当一个姓氏宗族新迁入一地并要得到原居民的认可，首先得有立身置命之地，然后才能谈发展、谈扩张。

事例一：蕉岭县蕉城镇徐姓始祖探玄公精于地理风水，他到蕉岭后，查到多处风水宝地：燕子伏梁、山虾落水、螃蟹形、仙人现掌、醉翁倒地。其实“燕子伏梁”的真形是“帐内夫人”，风水最好。徐探玄不便先占有它，故意命名成“燕子伏梁”，因为燕子居无定所，燕子伏梁是暂时的，一有风吹草动，声音喧嚣便分飞四散，不可能定居。时黄、丘两姓有恩于徐探玄，于是他假装让黄、丘两姓先挑，以示报恩。丘、黄二姓怕子孙不能在此地安居，各选仙人现掌和螃蟹形、醉翁倒地和山虾退水两处风水。徐探玄暗自高兴，乐得燕子伏梁。徐探玄死后，子孙把他葬在该处。此后徐姓宗族子孙昌盛，家业兴旺。

事例二：蕉城徐姓始祖徐探玄刚到蕉岭时，想要东山这个地方，即“仙人现掌”。他就对同年丘姓说：“我想在东山做个房子，行不行？”丘姓的老婆懂地理，认为不行，她对丈夫说：“徐探玄这个人很厉害，如果答应他的那就不得了。”于是丘姓不同意，结果徐姓也没办法，就在北角铺开基。假如徐姓在‘仙人现掌“做一个房子，以后这整个地方就是徐姓的。

事例三：丰顺县留隍镇九河村郑姓传到第3代时，其先祖既不做生意也不做官而发了大财，原因是找到了好风水。传说3世祖婆太到锦江边挑水，经常有一匹白马来喝水桶里的水，3世祖婆太回来告诉丈夫。3世祖便叮嘱她，如果下次挑水时白马还来喝水，就将身上的围裙披在马身上。3世祖婆太依言而行，后白马跑走，围裙掉在今郑氏家庙处。3世祖认为这个地方风水，便在此建祠堂——展思堂，从此人丁旺盛。

2、斗风水、破风水

宗族之间经常发生争斗，不单客家如此。但客家宗族常常不是使用武力，而是用所谓的风水巫术去克制对方。

事例一：丰顺县留隍镇溪北村张姓的土地很多，当时溪北的土地差不多都是张姓的。张姓曾救过许家的祖先，续了许姓的香火，并送予许姓不少土地，但许姓反恩将仇报，逐步挤占张姓地盘，最厉害的就是霸占张姓的祠堂。张姓祠堂所在的地方因象一只大鹤，故称“鹤地”，前面又有一溪流，按照风水上“水即为钱财”的说法，张家因此会富裕有财。许姓便派人在晚上将这条溪流改流，不让溪水流到张姓祠堂那里去了，而是流往他处。又在张姓祠堂后面修一条很宽的路。祠堂后面修条路等于斩断了这只大鹤的脖子，张姓风水因此被极大地破坏，于是便逐渐衰败下去了，被迫迁居外地居住。

事例二：丰顺县汤南镇罗姓，其龙上古寨东门对面原为黄姓，传说当年村中有一株大榕树。风水师说，榕树长越大，对龙蛇越不利。所以龙上古寨的人就想心事，派寡妇挑水去浇榕树。并传言浇了榕树罗家才会发展兴旺。黄姓人认为，既然榕树兴旺对罗家有利，就干脆破掉它。黄姓风水本为鹰地，鹰会吃蛇，而榕树被砍，鹰所栖息的地方都没有了，鹰就跑了，则对蛇的威胁亦随之解除，蛇地亦日见兴旺起来。当时黄姓估计有几百人，以后就迁到揭阳榕城。

另一种传说：黄罗一同到汤南，黄且是罗家仆人，牵马的，后来变成仇人。黄姓到汤南后骑马，到处找风水。有了好风水，占据了大片土地，龙上古寨周围八成土地是黄家的。黄氏宗族发展较快。而罗家未占风水的优势，土地也少。罗家的祖祠是蛇地。黄家的祖祠是鹰地。鹰地前有一株大榕树。后来有一位风水师教罗家的老祖母，请族内的寡妇挑盐水去淋黄家的榕树。本来榕树有水自然生长快，黄家见罗家有人挑水去淋榕树很高兴。但榕树每天被人用盐去淋、浇，不久就枯死了。黄家知道罗家有意破坏风水，只好退让，慢慢外迁。

事例三：蕉岭县城的燕岌山有一风水宝地燕子伏梁，是徐姓的。燕岌山顶有一座小宫，并装上铜钟。这是浒竹刘姓人做的。原因是这样，刘姓人听说徐姓的风水称“燕子伏梁”，那么一敲钟，惊动燕子起飞，那么徐姓人便不能在本地立足，“制其风水”。殊不知适得其反。燕子伏梁其实是“帐内夫人”，就是在帐内裸体伸开两腿的夫人，坟穴中间是阴部，所以葬坟时田氏骨放中间，坐正位，才主人丁旺盛。帐内睡着的夫人，被钟声惊醒，精神奕奕，格外有劲，刘姓人的钟声越响，帐内夫人精力越旺，刘姓人并未克死徐姓的风水，反而使风水越灵，徐姓人丁兴旺。另一说是县令胡会宾懂地理，认为徐探玄很厉害，要赶他走，考虑到“燕子化梁”形似燕子，怕钟，钟响，燕子就会飞走，于是他做了一个庙，庙里放一口大钟，结果中了徐姓的计，因为“燕子伏梁”实际上是“帐内夫人”，钟一响，人就醒，越敲人越精神，人丁越盛。

3、偷风水、争风水

事例一：溪北村有一地名叫蛇地龙，原为罗姓祠堂所在地。“蛇地”一名如何而来？据说；罗姓祠堂里有两块大石头，一块在祠堂正门，一块在祠堂旁屋床底下，很像蛇的眼睛，人称蛇眼。祠堂前有原有一条溪流，环绕着祠堂，为蛇的舌头，祠堂后为山势环绕，为蛇的躯体。罗家祠堂前的这条小溪里有一块大石头，为一头黄牛精，头朝向许家，尾朝罗家。黄牛精白天躺在溪流里，晚上就变成一只牛精起来吃许家的禾苗，却屙屎在罗家。在旧时人们的意识中，认为凡神灵之物拉撒的任何东西均为宝物，所以罗家人多且发财。许家后来请来地理先生，用铁锤将石牛的头打烂。从此再也没有发生黄牛偷吃禾苗的事情。许姓进一步将罗家祠堂前后溪流改道拉直，意将蛇的舌头弄坏，然后又趁夜黑将其祖先的骨骸埋于罗姓祠堂后的山腰上。一开始没有做土堆，只是埋在地下。结果罗家就认为许姓侵蚀他家祖地，就告之官府。官府派人察看，许姓说他们的祖先早就葬在此地，这地应该是他们许姓的。挖开一看，果然有许姓祖先的骨骸，这场官司前后打了18年，最后以罗家的败诉而告终。罗家输了官司，卖了不少田地，以后逐渐衰落下去了。因在蛇地山腰上做风水，等于斩了罗家的龙脉，故许姓称此地为“蛇地龙”。

事例二：溪北许姓10世祖子贤公墓葬地名丝线吊金钟，为杨家墓后头顶面左上角，坐庚山兼酉向甲卯，坐毕宿原八度，后土龙神癸方，正面向大溪水艮水朝来，故名曰：“丝线吊金钟”。此地穴原本为杨家的风水宝地。后被许姓看中，于是有五百银元买通杨家任用的风水师，让其对杨家谎称此地对杨家不利。于是转让予子贤公，用以为他自己的坟地。按照风水上的要求，经金在外，坟后须填土一丈二尺。但因子贤公的五个儿子偷懒，填土不够，因此造成分房不均，于是第五房失传。

更有意思的是，客家宗族不仅为求风水而争斗不休，而且还有偷风水的事例。

事例三：汤南镇罗姓7世竹严请来名堪舆师选风水做5世祖坟。堪舆师找到马地，说这是渴马饮泉，好风水。竹严认为马尾戏珠风水好。主客意见不一发生争执。主客商量，晚上在两个风水地各放一盆花，至天亮时，开花者为吉地。不料天机泄露，这段对话被罗姓仆人黄姓听见。子时一过，黄姓预先跑到两地察看，发现渴马饮泉的花先开，就进行调包。次日，主宾双双到现场察看，发现马尾开花，马地未开花，堪舆师愤而离走。后黄姓向主人竹严提出，想要马地做祖坟。罗家认为黄仆一向忠诚老实，既然有此孝心，就把马地让给黄家。黄家做马地风水后，第二代出举人，第三代就做户部主事，人才辈出。

客家传统社会中诸如寻风水、争风水、斗风水、偷风水等等事例，并不是单纯的风水活动，除了为求所谓的吉穴宝地，荫庇子孙繁衍昌盛外，另一个更大的、潜藏的目的则是获取土地、水利等生存资源。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土地、劳力、资本是生产的三要素。在传统社会里，对于宗族、家庭乃至个人而言，劳力是生存的根本，土地则是生存的基础，有与否、多与少，其意义之重大自然不言而喻。因而可以想象的到，在风水掩护、笼罩下的争地、争水等活动对于客家传统宗族的生存与发展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二、 风水活动对客家宗族社会之影响

1、宗族互动

宗族或族群关系常由彼此之间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的情形所决定，特别是经济利益的得失与多少，

成为影响双方关系的重要因素。由于客家地区风水活动多与争夺生存资源、争夺经济利益息息相关，因而对客家宗族内外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影响。

（1） 宗族内部斗争。李亦园先生认为，风水制度的另一亲族关系的成份是权力关系中的竞争与

对立，代表不同房或不同祧的子嗣常因他们能得到祖先风水致荫的程度不现而争执，就象兄弟在争得父母宠爱一样，常是互相对立互相竞争的。

例如，蕉城黄姓10世祖黄新江生了6个儿子，也分6房，做风水时，地理师做了手脚，风水庇荫“长、四住基，五移居三六绝。现黄姓长房四房仍然住寨背，五房移居广福镇，三房失传，但六房没有绝，但留下的人不多。原来做风水时，六房媳妇为人精明，她把所有鸡肚（俗话鸡轻）全留下包着，私下送给地师下酒，地理师受其惠，知其意，所以没有把六房放绝。

（2） 宗族争斗与联合

在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宗族之间时常发生磨擦争吵，矛盾一旦激化，常导致武装械斗，双方大打出手。引起宗族争斗的主要原因不外乎是风水、妇女、赌博等因素。其中因争风水而发生争斗的事件尤其多，常见的情形是强势宗族仗势压制弱势宗族，后者不甘示弱，常联合同宗甚至同姓不同宗的人予以抵抗。

事例一：溪北村蔡姓祠堂叫“志阳堂”，据说当年祖婆太来到这里后，被她救的老伯就交代蔡姓的厝场（祠堂）要建在现在这个地方，并规定祠堂的大门要坐北朝南。然而当蔡姓准备按照老伯的吩咐去动工建造时，许姓出面干涉，既不允许蔡姓祠堂做得很大，占的地盘大，又不允许蔡姓祠堂大门前挂灯笼。以免灯笼火照着许姓的风水，否则就拆除蔡姓的祠堂。许姓有一处风水位于现蔡姓祠堂的左边，因地形似一只蟹，故称蟹地。蟹怕灯火，一照即死，所以许姓不允许蔡姓挂灯笼。当时许姓人多势众，是当地的第一大姓，而蔡姓人少力单，无法与许姓对抗，只做了一个龙厅，在龙厅前面还做了一堵很高的围墙以挡住灯笼火。蔡姓直到解放后在政府的支持下，才建造成今天的样子。

事例二：溪北村张姓与易姓斗风水。张姓祠堂建好后，易姓祠堂相继开始兴建，他将祠堂墙壁上的两个洞做成尖尖的三角形，而不是当地建筑中习惯采用的圆形。张姓祖先会看风水，认为易姓祠堂上的尖三角形会“克”张姓。于是请易姓改换成其他形状，易姓不听，张姓无法只好诉之于官府。县太爷亲自下来查看，了解情况。谁知易姓祠堂上的尖三角形是活动的，没有固定。等县太爷来查看时，易姓便将三角形改成了圆形。县太爷认为张姓诬蔑他人，是诬陷。张姓因此输了这场官司，不少田地也卖掉了。张姓来到水井头后，因与坑背的张姓为同姓，所以关系十分密切。由于各自实力有限，加上人丁不多，两张便商定共建一个祠堂，各取其开基祖名字的第一个字命名，即“辉直公祠”。

事例三：梅县梅西镇赖氏系承主公之次子弥陀公（念二郎）之后裔，而蕉岭陂角赖姓系承主公第6世孙贵贤公之后裔，两者无关。然而西洋青草铺弥陀公墓碑上所刻皆贵贤公之裔者，何故？原因之一是托名而作。据西洋塘坑宗亲赖治文先生说：“听上辈云：‘弥陀公墓乃风水宝地，许多外姓均想占为己有，其时当地赖氏弥陀公裔孙人单、财虚、力薄，无力与之抗衡，不得不联络各地宗亲商讨对策。其时陂角赖氏贵贤公之裔，正值人丁蕃昌，科甲人材鼎盛，闻知此事，即力扶之，此得重修，并为当地裔孙购置了一部分尝田，以供裔孙每年祭祀之费用。为确保墓地不再被外人侵占，因之碑上所刻裔孙皆蕉岭陂角赖氏贵贤公派下有功名、官衔之裔孙，并佯扬言曰：‘弥陀公后裔之盛。’自此，外人不敢言占，直到保留至今”。

可见，并非所有的宗族一开始就是“聚族而居”，不少是因为争水争地等生存资源而聚居、团结起来，形成“居而族聚”的局面。因而风水有团结宗族内部的一面，也有破坏宗族内部团结的一面。

（3） 诉讼与禁婚

在传统社会中，客家宗族为争风水而导致宗族之间禁婚、诉讼是常有的事。冲突一起，假如用武力不能解决，就只好求之于官府，诉之于公堂，官府不能公正裁决，双方由此反目为仇，严禁通婚、来往，相沿为例，世代为敌。不少宗族直到今天，仍然心怀戒备，隔阂很深。

事例一：解放前蕉城徐姓与丘姓打官司打得很厉害，是什么原因呢？是因祭祖墓而引起。徐丘两姓都住在石窟河东岸，徐姓开基祖坟燕子伏梁，丘姓均庆祖坟螃蟹形，都在河西，旧时*北角铺木桥过河。清明节祭祖坟队伍浩浩荡荡，队伍几百人成长长的行列。旧时的木桥仅尺余宽，仅能一人独行。年年清明日，徐丘两姓人都争着过桥，由吵驾到大打出手，把对方推入河里去，经常打架。清嘉道年间（1840年前后），清明祭祀那天，徐丘两方争吵，徐姓青年竟将丘姓一个秀才打死在坟塘。有人戏改《千家诗》中一首纪曰：“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祀各纷然。圆领扯作白蝴蝶，脑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秀才眠冢上，夜归儿女哭灯前。人生有打须当打，不打何能到九泉。”最后闹到官府公堂，县里解决不了，就到省里去解决，省里官员首先问丘姓，家族出了什么人物？丘姓人回答：“我们丘姓人出了多少官，我们都是上等人物。”再问徐姓，回答说：“我们徐姓做官的、讨饭的、偷抢盗什么三教九流人物都有。”省里官员就说：“丘姓人让一下，你们在清明节前一天祭祖，清明节这天由徐姓人祭祖。”为什么呢？因为徐姓什么人物都有，没办法管。于是徐姓胜诉，准于清明这一天祭祖。蕉岭便有“祭了螃蟹再祭燕岌”的俗话，比喻做事要有先有后。

事例二：溪北村许姓通过破坏同村罗姓的风水“蛇地龙”，挑起与罗姓的矛盾，使罗姓输官司后卖田地卖山林，家产锐减，人丁不旺，宗族于是逐渐衰落。

相反许姓从此人丁兴旺、家产日裕。罗姓祖宗遂立誓永与许姓通婚，因此解放前罗姓从无与许姓通婚的记载，只是在解放后才开始与许姓相互通婚。按理，罗姓衰落后，许姓成为溪北大姓，罗姓本应与之通婚搞好关系以求生存。罗许的世代禁婚，可见风水之争对罗姓宗族影响之大、之久、之深。

2、祭拜祖墓

由于虑及祖先神灵的荫庇作用，所以客家宗族对其风水崇拜（坟墓祭拜与祠堂祭拜）非常看重，其中墓祭比祠祭还更隆重。每年春节前后的祭扫祖墓，不仅在家、在乡的族人要参加，就是搬迁在外乡、外县甚至海外的族人，届时也要回来拜祭。祭祖的祭品多的有几十、上百“郑隔”，族人有成百上千人。如蕉城徐姓宗族清明祭始祖探玄公墓，十分隆重。出行时，前为徐氏大灯笼，扛彩，金鼓、锣鼓、笛手，三房族人随后鱼贯而行。祭品近百抬“郑隔”，祭品有四海碗海参、鱼翅、燕窝、烧猪、双鸡、双鹅、双鸭、羊以及花馔盒花、参茶、糕饼、水果等，十分丰盛。祭祖时有专门的礼仪和祝文，礼成后，于坟前聚餐。然后整队回家。

许多宗族将有关敬奉祖墓的规定写进族谱，让族人遵守。如蕉城镇黄姓《黄氏家训》之九为“修坟墓”，曰：“坟墓所以藏先人之魂赅，每年宜诣坟祭，扫剪其荆榛，去其泥秽。切勿挖掘抛露，致使祖宗之怨声载道恫。”

蕉岭徐姓对墓祭也十分重视，早在其3世时，其老祖徐竹斋就担心子孙后代忘祖先之功德，便将有关祖先墓祭的规章条例写进族谱，文曰：“窃惟人之有身，必本乎父祖，故父祖之终必择地之美者葬之，则神灵安而子孙盛。……既葬于地，当祭于墓。恐日后子孙繁庶，互相推故墓祭缺失，今依房次编各轮流祭扫。每年自清明日祭祖，创业守成之祖以次而祭，便不失序，则神灵安享矣。神既安，则人亦安；人既安，则诸福毕获信可必矣。敢有不遵时至不祭许，合族罚其祀礼宴众，仍令赔祭以警将来。或有子孙科贡仕宦追远之祭，不拘此限，如有仕宦归家不先祭祖，其无报本之心，以不孝论。”

有的宗族将祖宗坟墓等所谓的风水宝地修缮得高大威严，以让后人景仰、祭拜。如燕山墓乃蕉城徐姓始祖探玄公之坟墓，坐落在兴福乡堑垣燕仞山下，坐东朝西，正对尖峰笔，人称“燕子伏梁”。墓头高1．7米，宽1．73米，坟堂宽6．4米，长9．3米。与之并排的是其妻孺人田氏之墓，墓头高1．85米，宽1．75米，坟堂宽7米，长9．4米，用花岗岩砌成。

蕉城陂角赖姓6世祖文德及曾大孺人墓，当地人皆认为是一个上好的风水宝地。坐落在长潭乡沙田岭，古称“风吹罗带”，为明初墓葬。民国32年（1943）重修，坟堂大，墓头高，为镇平县最高大的古墓。墓头高1．75米，插香台高1．4米，整座坟墓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坟堂及墓台可摆十几二十张桌，是罕见的特大古墓葬。

3、习武尚武

习武本为防身、健体之用，但对于客家传统宗族而言，意义更大，功利性更强。在客家地区许多宗族都设有专门的武馆，有的地方称拳馆，或嬲馆有的宗族还创立了自家的拳术，如广东五华县华城镇的卓氏宗族为保卫宗族，创造了“卓家拳”。村民中有一顺口溜：“书要读，拳要练，老婆不要也随便”，由此可见，宗族对习武的重视。

作为一个宗族重要组成部分的拳馆，其强势宗族用之作为抢夺、霸占他族姓氏的土地、财物、妇女等的工具，而弱势宗族则用之于保护自己族群利益，一遇冲突，凭之进行搏斗，其作用与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事例一：溪北村许姓三房始祖公太即华用公曾在“潭江转水”这个地方给他叔父做风水，因地形、地势与潭江李姓相克，故两姓发生了矛盾。李姓为潭江镇大姓，不仅人多势众，而且还会武功。许姓因此吃了亏。许姓三公太回来后，便请江西有名的拳师来教武术，为防止他人知晓，因此便请师傅在晚上教，偷偷地学，天一亮就走。这样一连学了三年，外人毫不知晓。许姓三公太的武功学得很好，曾经还打过狮子。现在许姓三房的老祖屋的大门上还挂有一只狮子头，就是为纪念其公太打狮的。武功学成后，许姓三房公太便到潭江找李姓报仇。当时潭江李姓有一绝招，名叫“仙人摘桃”，专抓男人阴部，十分狠毒。许姓三房公太早有准备，为防万一，比武的这一天，他穿了6条裤子，结果5条被抓破，最后许姓三房公太还是技高一筹，他用自己的绝招“黑虎掏心”破了李姓的“仙人摘桃”，打败了李姓，于是许姓的风水便在“潭江转水”做下了。

事例二：解放前蕉城镇各个姓氏宗族都有自己的拳馆。丘姓的北房时与蕉岭县文福镇

的溥姓为争风水山林发生冲突，一开始时处于下风，因为溥姓武艺高强，丘姓斗不过。后丘姓从潮州请武功师傅教子弟武术，传授飞檐走壁功夫。功夫学成后，将溥姓打败。丘姓东房每年清明节都要前往祭扫螃蟹形祖墓，由于桥窄人多，常与徐姓发生冲突，甚至大打出手。由于徐姓居住集中在蕉城周围人多势大，丘姓人多且武艺高强，力大能捕的北房却住在文福镇，东山丘姓人少，因此，祭祀前夕，文福丘姓有武功的高手结队到蕉城南门的丘姓“希鲁公祠”住宿，集合统一过桥祭拜，为东房族人壮威，否则可能被徐姓宗族欺负。

事例三：蕉城黄田村的徐姓不仅有专门的武馆，而且还有舞龙灯队。舞龙灯是一项熔娱乐与竞技于一体的民间游艺节目，龙灯分龙头1人、龙尾1人、龙腰7至9人（分7至9节）和龙珠1人，舞龙灯主要内容有戏龙、取水、龙滚珠、寻珠、抢珠、团灯、牵十字等，倘若配合不默契、身手不敏捷、腾挪跌滚不熟练，难以出演。解放前蕉城徐姓的舞龙灯远近闻名，其原因之一就是徐姓的武艺功底好，徐福妹就是其中的代表。徐福妹在蕉岭县舞龙灯功夫最好，会飞檐走壁。据说徐姓的舞龙灯队曾到福建连城县去舞龙，但因技术不好，遭受侮辱，其龙头、锣鼓等器具被当地人全部没收。徐福妹看到这个情况，发奋练功，等到将功夫练好了，然后就去连城。技压群雄，力挫连城宗族，替徐姓人出了一口气。

有一次寨背黄姓有个人想在徐姓祠堂后面做房屋，身体强壮，会武功，经常欺负徐姓人。徐福妹知道后，很气愤，但不动声色。第二天，等那个姓黄的来了以后，徐福妹对他很热情，与他握手，说：“好久不见”，请他喝茶。徐姓人不明白，徐福妹解释说：“你们不懂，一小时后他就会死掉，因为他的穴道被我点中了。”不久，那个人果然死了，徐姓人十分高兴，而寨背的黄姓却一直找不出其死因。

据报告人郑保勤先生介绍，丰顺九河村旧时也有武馆，但不是常设机构，由宗族的叔伯们牵头发起，然后请拳师指导。一、二十人，三、四十人不等，主要是防身、健身而用。这种松散的组织，其目的是有备无患，真可谓是“征召于临时，不必养之于平日，屯聚于平日，不致使失之于临时。”

三、 风水与客家传统社会

风水在客家地区广泛流行，为何？有不少专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其中罗勇先生的《客家与风水术》一文较为全面。他认为客家地区风水术兴盛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客家地区山重障叠，河流交错的地理形势为风水术的传播带来了条件，是形势理论大显身手的地方。同时满足了客家先民的这种生存需要，讲究方位地理，使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第二、宋明理学对风水术的影响。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本体论与风水术中的阴宅理论中的唯心主义是一致的。阴宅风水理论的基本前提：墓地位置能决定人的吉凶祸福提供了一套圆通的解释。第三、客家地区“巫文化‘的盛行，也是风水漫延的一个因素。

由于文章侧重点不同，罗文重点是从风水的发源、起因的角度分析了客家地区风水流行的原因，而没有结合粤闽赣三角地带这个客家人聚居区的正式形成、确立之后的社会人文景观如村落、宗族等因素深入剖析。简而言之，罗文只是注意到了客家地区风水兴起的原因，而忽视了客家地区风水盛行的原因，即没有很好地关照客家传统社会文化特质以及它与风水活动的关系。

客家传统社会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之一部分，两者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以农为本，土地是人们立身之本，由此产生了“安土重迁“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另外一方面，农耕文明大背景形成一种特殊的人地关系——简单分工协作，小规模、低水平生产，使之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或宗族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组织和实体。

对于客家传统社会文化特质的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徐正光教授有其独到的见解。他将客家传统社会文化特质分为宗族、宗教信仰、宇宙观与民俗知识体系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在宗族方面主要探讨在不同客家地区宗族与聚落结构的关系，宗族的发展及与政治、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宗教信仰方面，了解民间崇拜神明的上下阶序与权力的关系，仪式系统的要素，祭祀组织；在宇宙观与民俗知识体系方面，客家风水思想的特色，风水思想的起源与发展，风水的仪式性要素与社会空间的展演。在这里，笔者关心与看重的是客家宗族与聚落村落的关系及其为争取土地、水利、科举功名等生活资源与文化资源所导致的宗族间与聚落间的对立关系户，客家风水与山、水、地、阴宅、阳宅等社会空间的关系。

事实上，有关客家传统社会的特质以及与风水活动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掌握。1、地理环境。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不可须臾脱离的空间和物质前提，是人类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所谓“地大而俗嚣，山宽而田狭。俗嚣帮易以燥，田狭故易以饥”，正是这个道理。客家地区总体上大都是山地，很少有平原地带，多为山脉之间错综分布着大小不一的盆地、丘陵和河床谷地。这决定了客家地区人多地少的人地矛盾的突出，这方面的记载在客家地区的文献中连篇累牍。这种地理环境同时也决定了客家地区的物质生产方式主要是农业，而且只能是小规模、低生产。2、社会环境。客家地区是一个具有典型移民特征的社会空间，新老居民共同生于斯、长于斯，为争夺生产资料、生存资源，不仅土著居民与移民之间有矛盾，就是在迁徙流民内部，由于不同的宗族从不同地方于不同时期迁入，同样有族源、迁入时间先后之分，也势必产生矛盾冲突。正如黄香铁《石窑一征》所言：“按吾乡巨姓大族皆元明时始迁者多，尔时气类不齐，斗争当不能免。”

以丰顺县汤南镇、留隍镇为例。汤南镇面积56平方公里，耕地2.1万亩，西北部是山区，西南部是丘陵，有高岗梯田与山坡地，东南部是冲积平地，人多地少矛盾突出。留隍镇溪北村境内地势四周高、中间低。四面都是山地、丘陵，当中是一片小盆地，耕地面积仅为山地面积的十分之一。现有13个姓氏，丁、杨等土著居民被排挤走或灭绝。又如九河村，四周为丘陵山地，有18000多亩，耕地只有1700多亩，人均耕地不足6分。其土著居民巫、刘、张等姓先后被郑姓赶走。

四、 有关风水理论的回顾与检讨

1967年，佛里德曼在Ancestorworship: Two Facts of the Chinese Case 一文中提出对中国人的祖先在风水制度中的看法，他说：“作为一付骨头，一个祖先已经不再能支配他的后嗣；他是受他们的摆布的。他们不再崇拜他，而他则侍候他们的意图”。“利用风水，人们用他们祖先作为手段，以达到他们的世欲的欲望；他们在如此做时，已经不是在崇拜祖先，而是把他当作东西在利用了。崇拜祖先是将蕴含于嗣系中的权威仪式化，但在风水制度中这种情形倒过来了，在这里子孙争着强迫他们祖先给予好运，把先人当作傀儡，而支配原先应属支配者，在祖宗崇拜中，祖先是被崇拜的；在风水中，祖先却成为从属者。

李亦园先生在《近代中国家庭的变迁：一个人类学的探讨》一文中认为，中国人的祖宗崇拜包括牌位崇拜（厅堂牌位与祖祠牌位崇拜）与风水崇拜（坟墓崇拜与阳宅风水）两个方面。他针对佛里德曼认为在坟墓崇拜中，我国人对祖先的态度恰与牌位崇拜相反，后者的态度是崇敬供奉，前者则属于利用操纵的论点以实证的材料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李亦园先生指出，中国人的祖先与子孙是一体的，在风水仪式中，将祖先的骨头埋在好风水的地方，不只是子孙，祖先也可以得到利益，同时更表现亲子关系中的疼爱、依赖关系，不同房或不同祧的子嗣常因争祖先风水荫庇的多少而争执。此外，李亦园先生根据坟墓风水与阳宅风水产生利益的时间长短不同，在现代社会的讲究效率、速度与功利的风尚下，坟墓风水逐渐为阳宅风水所取代。反驳了佛里德曼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坟墓风水”较“阳宅风水”属于正则的仪式，所以坟墓风水的执行较为频繁的这一论点的错误。

与佛里德曼、李亦园有所不同，法国远东学院院士、劳格文博士长期在客家地区从事道教研究，尤其是主编《客家传统社会丛书》，在大陆主要是粤闽赣客家地区组织当地文化人士对客家村落、宗族、民俗、民间宗教等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以期揭示客家传统社会结构与原动力。长期的田野实践与丰富的资料，使劳格文对客家传统社会中的风水现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在典型的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中国东南部的宗族发展不可避免地和争夺有限的资源相连；没有其它东西可以充分地解释传统中国中风水的重要性。”“风水的角色，常牵涉到农业社会的各个地方、各个时间、各个空间。……生存在这个乡下是不断地为了好位置而竞争，这个竞争牵涉到所有的资源，它包括而且特别是牵涉到坟墓、祠堂和神庙那些象征性的资源，它们的功能，是代表团体，代表集体，不代表个人。这些‘公家的’建筑的共同点就是风水，我们也许应该把风水看作整个农业社会的象征系统的基础，然后可用一个有名的西方战略专家的一句话改成这样：‘风水是打仗的另一种策略’。不管怎么样，风水是生存下去的一个基本策略的资源，也是中国乡下的政治协商的共同货币。”

相比较而言，劳格文先生的观点比佛里德曼、李亦园更能解释了客家传统社会风水活动特别是宗族风水活动的内涵与实质，具有普遍性。

粤东客家地区大量的宗族风水活动的实例大量的田野考察资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它同时表明：为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各宗族之间及宗族内部使用各种手段，或以势压人，明目张胆，强取豪夺；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或瞒天过海，偷梁换柱。风水因而被大肆利用，成为争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资源的工具（本文所列举的实例都是关于争夺土地、水利等经济资源方面，其实在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宗族利用风水争取政治权势、争取科举功名等方面的现象也十分普遍，限于篇幅，这里从略，将另文专述）。风水对包括客家地区在内的中国传统宗法社会还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不仅使祖先坟墓风水崇拜、习武尚文风气盛行，而且还对宗族内部与宗族之间产生强烈的互动作用，它更多的使宗族处于一种斗争冲突的状态，经常成为宗族械斗、诉讼甚至禁婚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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