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临时工”的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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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爬山的云│2│一个“临时工”的大学梦

原创 2016-03-25 丁晓平 解毒历史

一朵爬山的云

张胜友纪事

（报告文学）


丁晓平



本文原载《中国作家》2016年第2期

2

        “临时工”


【关键词：功业】


我从小受中国的传统文化熏陶，传统文化里那种入世啊、奋斗啊、理想主义啊、英雄情怀啊，这些东西就确定了你的人生观、价值观。而且我们客家人宗族意识很浓厚，每个姓氏都是一个大宗族，都有祭祀祖先的祠堂。也是宗族血缘血脉的一种符号。在封建社会，你考取了功名，就会在祠堂门口竖起一根石柱，我们那儿叫石笔，像一支如椽大笔，直插云霄。每个宗族间彼此较劲的就是你宗族的祠堂门口立起了多少根石笔。我又是张家的长子长孙,这就是说我要承担起这个家族很沉重的负担,要养家糊口，要光耀门楣。所以我从小就有建功立业的思想, 你来人生走一遭,总要做点事吧。


——张胜友




“写作就像爬山一样。”张胜友说。


在那个年代，在方格稿纸上写作又叫“爬格子”。在张胜友眼里，文学就是一座高山。“爬格子”就是爬山。


丑小鸭真的变成了白天鹅，飞出了小山村。不久，张胜友被借调到了县里，搞新闻报道，跟随张惟编辑《工农兵文艺》。1975年，张惟调到了龙岩地区文化局，他也跟随前往在文化局创作组当创作员。张惟创刊《闽西文艺》，他成了最好的助手和搭档。你可千万别小瞧这个内部刊物，他们就是在这远离喧嚣地处东南一隅的闽西山区，凭着两双手、四条腿，在这一小块园地上辛勤耕耘，团结、组织一大批年轻的文学爱好者，造就了日后风云际会的大舞台。这个舞台上亮相的人物除了张胜友之外，还有何东平、王光明、张志南、方彦富、黄启章、陈耕、谢春池、陈元麟、朱家麟、邓汉征等等一大批在中国和福建文坛颇具影响力的角色，他们有的是全国知名的作家、诗人，有的成为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者。


说是当创作员，其实是一个临时工。四十年过去了，恍如挥手之间。张胜友微笑着说：“我当时借住在龙岩地区招待所，当临时工，一个月拿24元钱。我的户口还在老家，要从生产队分谷子，生产队要我每个月交6元公积金，再扣除每月四个星期天计3.2元，所剩14.8元。我经济拮据，住在龙岩，却要从家乡带粮食。我能不能正式调来呢？不行，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在家乡务农时，小学校长曾考虑聘我当民办教师——我毕竟上过高中，学习成绩又不错。但一讨论，不行，贫下中农要‘占领教育阵地’，怎么能让‘狗崽子’当教师呢？！我报道农业学大寨，让高陂公社的名字第一次上了《福建日报》，而且占了大半块版面，公社也曾想调我专门从事报道工作，也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作罢。后来到县报道组、到地区文化局，虽然被领导公认工作很出色，但都只能是借调，当临时工。有两个月被抽出来专门编民兵斗争故事集《汀江游击队》，书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生活费却没了着落。张惟老师只好写张条子，让我到龙岩军分区去拿工钱。军分区陈政委同情我，两个月给我开了72元钱，也没扣除星期天，高兴死啦。但拿完这笔钱之后又怎么办？生计无着，我迫不得已只能拿着新编的《闽西文艺》到街头摆摊叫卖，一本一毛钱，聊以糊口。在张惟老师的一再提议下，龙岩地区文化局也曾几次动议，考虑正式解决我的户口、工作问题，都因我‘家庭出身不好’而最终搁置。”


对于这样的生活，现在回忆起来，张胜友已经十分从容淡定。他说：“我当初并无流露过一丝怨恨或不满，心想，农民一年到头在田里辛苦劳作，晴天一身泥，雨天一身水，换来的又是什么呢？我好歹有房住，有饭吃，能编刊物，能写作，境况比他们总算好多啦。”坐在他窗明几净的书房里，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也是实说。在龙岩文化局当临时工期间，他清贫的生活却因文学而涂抹上靓丽的色彩，不算丰富却生机勃勃。


1977年的某一天，正在瑞金参加“两省（福建、江西）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会议”期间，张胜友听说马上要恢复高考了，而且年龄不限，老三届都可以报考。这真是破天荒的大事情！就在这时，张惟急煞煞地把他从会场叫出来，一脸严肃地斥责道：“你还开什么会？赶快回龙岩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我说：“不是要调我到省里去吗……”他感叹地说：“社会的事，你懂吗？只有调令下来，户口迁走，报到之后才算数！你赶快给我回去，认真复习功课。”


张惟的这番话，张胜友听进去了。其时，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陈声远看中了他，正准备调他去新复刊的《福建青年》当编辑。知情人反映说：这要到龙岩地区去和张惟商量，看他肯不肯放人——张胜友正在张惟手下工作，是张惟不离左右的很得力的助手。于是，陈声远书记不辞辛劳亲自来到了龙岩。张惟告诉他：“放不放人不是我说着算，而是要看省里是不是真有决心要。农村户口、家庭出身都算一道道关卡，别到时候办不成，又让人家希望落空。”见张惟的话说得实诚，这位团省委书记就微服私访、经过整整一周的实地调查，结果是：坚决要！


张惟毕竟是过来人，他知道，调动一个农村户口的年轻人到省城工作有多么难。他本人就是从省里下放的干部，知道人世间的许多事是无法预料的。但对每一个年轻人来说，高考是相对公平的。张胜友离开瑞金的会场，赶紧回到龙岩，直奔龙岩一中的大礼堂去听高考辅导课。他回忆说：“那里人山人海呀，挤得水泄不通。老师在讲台前走来走去讲课，为了让后面更多的人能够听清楚，有几个学生拖着长长的麦克风电源线，忙乱地跟老师一齐走动，那场景至今难忘。我参加了一次预考，数学成绩只得了6分，除小学的四则运算外，初中以上的功课全忘光了。”


高考是独木桥。能顺利过桥的毕竟是少数。但张胜友参加高考预考的消息，龙岩团地委领导马上知晓了，立即报告到省里。团省委自然对张胜友此举大为不满，觉得好不容易为他争取到一个“转干”名额，费尽心机跑断腿，他却偏偏还要去报考什么大学。张胜友知道后，颇有愧疚，心想：上大学无非为了搞文学创作，在省里也一样可以搞，便又安心等待命运的转机。于是，团省委开足马力办他的转干调动手续，还派专人来他的家乡高陂镇北山村进行例行政审调查，让生产队给鉴定。家乡的父老乡亲为村子里出了一个作家感到高兴，不再不计较张胜友的家庭出身问题了，尽说他的好话。当然，从某种实际利益的角度来说，如果张胜友能顺利调到省里，生产队里就少了一个人，少一个人就少一张嘴，少一张嘴大家就可以多分一份口粮呀。但是，政审表格到了公社那里却被卡住了。原因是张胜友在填表时写了“母亲历史清白”的这句话，让公社里个别人抓住不放：“他母亲是‘四类分子’，怎么能说‘清白’？分明是欺骗组织！”为此，永定县、龙岩地区的领导伤透了脑筋：省里如果确实需要这样的干部，全省有多少工人、贫下中农子弟，怎么就找不出一个合适的人选呢？偏偏非要调一个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张胜友！其实所谓张胜友母亲是“四类分子”的问题，在县公安部门的档案里根本就没有记载，事情的缘由是张胜友的母亲有一次在田间劳动时，与民兵连长吵了几句嘴，就被人家随意硬扣上这顶帽子，就这样以讹传讹糊里糊涂地戴了下去，戴了一年又一年。好事多磨。但多磨却不能成就好事。张胜友的调动问题就这样卡壳了。遭遇这样的尴尬境况，张胜友欲哭无泪。于是，他不再犹豫，下决心参加高考。


一扇门关上了，总有另一扇门为你打开。1977年，在中断十年之后，高考制度终于恢复了。对张胜友这一代人来说，高考就是这样的一扇突然为他们打开的大门。


“这真是背水一战呵，形势非常严峻。距离高考的日子只有20多天了，即使各科都不复习，仅仅补学解析几何，用20天的时间自修人家一个学年的课程，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但顾不得这一切了，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只能往前拼。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没日没夜地复习功课。语文不复习了。政治不复习了。地理知识，历史知识，制成表，画成图，把四壁贴得满满当当的……考场设在我的母校高陂中学。考试那天，盛况空前。为维持秩序，甚至出动武装基干民兵，划出长长一条警戒线。考生两人一组，共用一张小课桌，挤得胳膊和腿都动弹不了。我沉着应考，一科一科都很顺利，只有数学遇到小麻烦。不是解析几何问题，解析几何题我做出来了，而且很有把握做对。麻烦出在把卷面看少了，本来以为只有三面卷子，从容做完，又慢慢检查一遍，不料翻过来一看，还有三面试题！糟了，所剩时间己不多了，还差小一半题目没做呢，这下可砸了……我飞快地做，一分一秒地拼抢，争夺。最后一道题目做完，恰好钟声响了，不能检查了，交卷！刚交完卷就想起来，一道算式做错了：y2=9，y应当等于3，我居然写成y=9！太紧张啦……这样的考试，我一分都不能丢的啊！我懊恼地使劲敲自己的脑壳……考完之后，我的整个身体都累瘫了，躺在木板床上一天一夜起不来，好像死过去一样……”一个人的记忆是有深浅的。张胜友如此清晰的记忆，足见高考在他生命中的轻与重。


高考完的第10天，巧不巧，正是同一天，《人民日报》和《福建日报》同日发表了张胜友的散文《闽西石榴红》和《登云骧阁》，立即在龙岩地区、乃至福建文坛引起一阵小小的轰动。过不久，又传来消息说，他的考试成绩也不错，似乎各科都在90分以上，尽管数学稍差点，但上大学是有希望的。张胜友的身体渐渐恢复了元气，但他的心仍然紧紧地悬在嗓子眼。他知道，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与命运的搏斗已到了白热化。过了些日子，考生们陆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张胜友也终日焦灼不安地在等待着。然而，在龙岩地区邮电局工作的诗友邱滨玲天天向他报告的却是坏消息：没有，没有，还是没有……都到年末了，张胜友依然没接到录取通知书！他的精神几乎崩溃了，“我迷迷糊糊地回到北山老家，一头扎进小屋里，不想见任何人”。


此前，在填报志愿时，还发生了一件事。张胜友回忆说：“当时报志愿，可以填许多大学，我只填了三所：第一志愿，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三志愿，厦门大学中文系。周围人一看，都惊呆了，说你怎么不留点余地？比如填上本省师范学院之类。我赌气说，要念大学就念重点名牌大学，其他不念。接着，我父亲的一位同事悄悄告诉我，北京在北方，那里气候寒冷，吃窝窝头，我们南方人吃大米，一连念四年书，受不了的。我于是挥笔一划，把北大中文系划掉了，只剩下两所，都在南方：复旦大学中文系和厦门大学中文系，空下了第三志愿。父亲看我这样填，把我叫去狠狠骂了一顿，说是你长期和泥巴打交道，功课早就忘光了，考一般大学都没什么指望，还报那么高的志愿——你就那么有把握？考不上怎么办？冷静一想，我报考大学和省里办调动的事掺和在一起，已经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一旦考不上，好像就没什么退路了。再细一了解，得知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在全福建省的招生名额只有两个，便傻眼了。但我的犟劲上来——一切豁出去，拼了！”


转干到省城工作的机会已经擦肩而过，孤注一掷放手一搏的高考又名落孙山，老实巴交的父母知道说什么话都安慰不了精神苦痛的儿子，也就什么都不说了，让他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呆着。是的，这个年肯定过不好了，张胜友连年夜饭都不想吃。在北上村有个习惯，就是在大年二十九的晚上把在外工作的本村干部、学生召集在一起，摆上些茶点，叙谈叙谈。偏僻的乡村，思想一点儿也不落后，父老乡亲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被邀请参加的，当然也是一件挺风光的事情。张胜友的心情坏到了极点，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当然不想去。第二天，除夕夜，各家都祭神拜祖不串门，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张胜友说：“我家的气氛像坟场一般死气沉沉，全家人为我的事没吃好一顿年夜饭。我早早就回房间躺下了……”


朦朦胧胧之中，大门忽地被推开了，一大群人拥进来，嘴里高声喊着：“复旦，复旦！祝贺了，拜年啦！”睡梦中的张胜友被这莫名其妙地叫嚷声吵醒了。这正是农历1978年正月初一。前来拜年的乡亲们把张胜友从床上拉起来，告诉他:就在大年二十九那天晚上，乡亲们聚会的时候，地区教育局的干部托人捎来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张胜友考取上海复旦大学。”条子传到大队书记手上，他当众宣读。人群沸腾起来——北山村出状元了！人们争相传看那张条子，后来竟不知把它传到什么地方去，反正不见了。只凭口口相传，父亲起初有些疑问，说：“复旦，复旦……会不会是‘福大’——福州大学，你们听错了？”有这种可能：两个志愿都没录取上，人家看考分还比较高，送个本省大学，安慰一下……“不！”大家肯定地说，“我们亲眼看到条子上写的字，就是复旦大学！”张胜友心里还是不踏实——没看到录取通知书呀！


好消息就像冬日的腊梅花，迎着瑞雪来报春。正月初二，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来到村里，老远就举着那份通知书一边骑一边高喊：“请客！请客！张胜友考上复旦了！”张胜友接过来拆开一看，果然是复旦——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蓦地，他的脑海轰地一声，瞬间闪过 “范进中举”的镜头，紧紧攥着通知书，飞速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接过通知书，反复看了又看，一转身，“噔噔噔”就爬上楼去了，随后只听楼上传来“砰”的一声重重的门响……半个小时以后，父亲走下楼来，张胜友看见，父亲的眼眶留有泪痕，眼泡红红的……这一天，他在邻村上洋村的朋友陈荣书（日后担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家喝得酩酊大醉……


入学前体检，张胜友体重只剩下90多斤。母亲说，他的脸瘦得非常可怕。张胜友都不敢照镜子看一眼自己……离开家乡前，他坐在自家的土楼上，面对家乡逶迤的大山，陷入了沉思。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他的作家梦，已经不再是遥远的未来。但他知道，山外有山，还有更高的山，等着他去爬，去攀登。此时，共青团福建省委还专门发来一封电报祝贺：“自古良才多磨难。”


步入复旦大学校园，不久就赶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新中国的历史进入崭新时代。“真理标准大讨论”、拨乱反正、否定“文革”、开启改革开放……使裹着满身伤痕的莘莘学子们激动不已。


思想的解放带来了心灵的复苏。复旦园里大家跳起舞来，对于和祖国一同从十年浩劫中迎来新生的大学生们，那是一种崭新的生活状态。当时复旦大学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在留学生的录音机里，张胜友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文革”时期只能流行样板戏等一类轰隆轰隆的所谓革命歌曲。记得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千言万语》，张胜友有一种突然遭遇电击的感觉：“此曲只应天上有。”1978年的“五四”青年节，上海举行全市中外大学生文艺联欢晚会。联欢会上，本来说是要跳集体舞，可留学生们却跳起了交谊舞。从那次开始之后，大学里就开始流行跳起了交谊舞。张胜友忽发奇想：中国没有大学生圆舞曲，为什么不能写一首《大学生圆舞曲》呢？


鲜红的太阳升起在东方

美丽的花朵争相开放

四海的同学欢聚一堂

我们展开理想的翅膀

来来来遨游在知识的太空

前程似锦无限宽广……


张胜友几乎是一口气写完了歌词，歌词表达了当时大学生的心态、情绪、情感、理想，也折射了整个国家、社会走向新时代的一种憧憬。这首歌最初由同学陈小唐谱好曲后参加了上海市大学生文艺汇演，荣获一等奖。当时参加文艺演出观摩的有上海歌剧院、上海舞剧院等很多专家，专家看中了张胜友写的词，于是又组织两个作曲家银力康、张强重新谱曲，请上海歌剧院的两位歌唱家来领唱，首先在中央电视台推出，接着全国各省、市电视台都作为每周一歌播放；后来又灌制成唱片，很快在全国（尤其在各大学校园）流行开来。


若干年后，张胜友回忆说：“我在复旦中文系读书，那位开‘伤痕文学’先河的卢新华便是我的同班同学。我在黄浦江畔完成了一次痛苦的思想嬗变，从幼稚走向成熟，由盲从学会了思考。我此后逐步摆脱个人命运的纠缠，更多地关注民族命运、国家前途。大学毕业后以更大的热情投入文学创作，但同以往相比，已进入自觉创作的阶段，知道自已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回顾以往走过的道路，那段知青经历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甚至对我今后要走的道路，对我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对我整个人格的形成，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知青那一段生活积淀，已经完全溶入我的血液中，永远摆脱不掉了。历史给予这一代人磨难，也给予这一代人厚爱。如果说人生经历是一种财富，那我们这一代人肯定是富有的。我们接受过比较完整的正规教育，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经历了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又能适应当代的最新潮流。我们能够全身心地投身于国家改革开放洪流中去，同时又少有偏激情绪。如今，我们自然而然地成了各自领域的骨干力量。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人们戏称“十年开科取士”——1978年的春天，张胜友跨进了大学校门。


这一年，他30岁。


虽然已迟至而立之年，但不可否认，张胜友有幸赶上了一个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