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挑鹽擔的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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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挑鹽擔的歷史記憶                    2015年02月06日10:56    來源：梅州日報

       

       

        　　【鉤沉】
        　　□鄧銳
        　　鹽是人類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中國是一個鹽業使用和生產歷史悠久的國家，但鹽的產地不多，一直以來，中國鹽的來源主要靠海水。如在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上記載，公元前514年，由吳王闔閭、春申、已濞連續不斷地在江蘇沿海開始“東煮海水為鹽”。同時，中國的鹽也有一部分以開採岩鹽來滿足使用。但是，由於中國地大人多，而鹽的產地不多，再加上舊時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不高，鹽的產量一直較低。
        　　面對國計民生所必需的鹽，中國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對鹽特別關注，他們不僅對鹽佔為己有，而且唯恐鹽民造反，對生產鹽的勞動力實行嚴密控制，從而施行對鹽業生產的嚴密控制。
        　　中國是鹽稅文化底蘊豐厚的國家。歷史上，鹽稅（又稱鹽課）成為國家重要的稅收之一。據《尚書·禹貢》記載，青州所貢賦稅有鹽、細葛布、各種海產品等，可見鹽稅的雛形在夏朝就產生了。到了周代，稅收設為九賦，是國家財政的經常收入，其中九賦之中的“山澤之賦”規定了對煮鹽征收賦稅。公元前7世紀前期，齊國的宰相管仲首次提出“興鹽鐵之利”，認為：若鹽鐵專賣則能民不加賦而國家財用足，從而開始了食鹽專賣。由於鹽的使用面廣，為了更好地經營鹽業，封建政府不僅自己經營鹽業，而且他們還發放運銷經營食鹽的特權特許一類的証件，小部分商人獲得了經營具有壟斷性質的鹽，從而成為鹽商。
        　　鹽商運銷鹽，必須向鹽運使衙門交納鹽課銀，領取鹽引（運銷食鹽的憑証），然后才可以到指定的產鹽地區向灶戶 （舊時設灶煎鹽的鹽戶）買鹽，販往指定的行鹽（運銷食鹽）地區銷售。但領取鹽引則須憑“引窩”（又稱窩根、根窩，是清代鹽商之一種），即証明擁有運銷食鹽特權的憑據。鹽商為了得到這種特權，須向政府主管部門 “認窩”。認窩時，要交納巨額銀兩。握有引窩的鹽商就有了世襲的運銷食鹽的特權。但是，無論在商運商銷方式下，或是官運官銷方式下，鹽的銷售都具有國家專賣性質，只是在程度上兩者有所差別。
        　　清代鹽商主要有總商、窩商、運商、場商等名目。他們在食鹽流通過程中具有不同的職能，其中以總商的勢力為最大。總商又名商總，清政府鹽運使衙門在運商中選擇家道殷實、資本雄厚者指名為總商。其主要任務是為鹽運使衙門向鹽商征收鹽課。總商經濟實力雄厚，與官府的關系最為密切，是鹽商中的巨頭。
        　　鹽商集團成為我國封建時代最大的商業資本集團。但是，鹽商集團並未改變朝廷壟斷鹽業資源的本質。鹽商集團只是在朝廷的壟斷下從事經營。朝廷為防止鹽商集團獲取過高的利潤，始終未把鹽價的決定權讓給他們。這就導致一些鹽商相互傾軋、爭奪利益，但是，鹽商還是為社會做出過一定的貢獻。
        　　在梅州較早的志書《程鄉縣志》和《清乾隆嘉應州志》中，都有鹽稅的記錄：明朝是按戶籍人口納鹽稅﹔清朝初期也是按人口計鹽稅，但在1705年（康熙44年），任廣東巡撫的范時崇（1663-1720）署兼理鹽政，他明察暗訪過后，發現按人口計鹽稅后走私、漏稅的現象非常嚴重。於是追根溯源來到梅州，發現這些鹽從水路到梅江、琴江、寧江后，分送到各地的鹽倉，再由這些鹽倉流散到江西一帶。因此，1708年（康熙47年）后，他將由人口派鹽稅收改為按斤兩派鹽稅。這樣一來，僅梅縣一地的鹽稅就從幾百兩銀子猛增到七千四百兩﹔然而興寧更多，因為興寧離江西較近，因此，從江西來購鹽的挑夫大多是聚集在興寧，在江西挑夫的帶動下，興梅地區的當地人挑鹽擔上江西也成了謀生之道。當時興寧每年征鹽稅九千多兩，比梅縣多二千多兩銀子。據調查考証，挑鹽擔最多時，可以挑兩百多斤，每天可以掙到五、六升米。由於客家人讀書做官、漂洋過海的多，因此興梅一帶挑鹽擔上江西的大多數是婦女。由於婦女力氣較小，她們出門挑擔往返需要10天，一般可以掙到一升米或四斤米粉、四斤油，在那個年代，這也算是一項較好的謀生之道，特別在抗日戰爭爆發后，梅州靠華僑接濟過日子的僑眷因僑匯中斷，不少人也紛紛加入到挑擔的隊伍裡來，因此挑鹽擔的人數激增。可以說，梅州人挑鹽擔，是“萬人皆知，千人參與，后人銘記”的歷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