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博导在福州开讲“文学与人生的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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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在福州开讲“文学与人生的遇合”

讲座现场（本图由谢有顺本科毕业学校福建师大中文系1990级的QQ群提供）

讲座结束后谢有顺与部分在场的福建师大中文系1990级同学合影（本图由该年级QQ群提供）

      

    2013年7月27日晚，位于三坊七巷内的八闽书院人头攒动，由福建省文学院主办的“名家大讲堂”，邀请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闽籍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举办专题讲座，这是“名家大讲堂”开设以来，继南帆、孙绍振、朱以撒之后开讲的第四位闽籍名家。

    出生于福建长汀的谢有顺，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出版有《文学的常道》等十多部著作，曾获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他是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为“中国青年领袖”，2010年被国际经济组织达沃斯论坛评选为“全球青年领袖”。

    谢有顺昨天讲座的主题是“文学与人生的遇合”，他的演讲不时与现实生活挂钩，其风趣幽默的语言，不时获得听众的笑声和掌声。谢有顺认为：“如果你不了解中国文学，那就很难理解中国文化。从中国人起名字的寓意到中国家长喜欢让孩子背唐诗，多数中国人都具有文学情结。”

    谢有顺认为：“文学的力量也许是渺小、轻逸的，但它关乎心灵的自我援助，也关乎一种更高的人生实现。有些感受，我没有的，文学里有；有些梦想，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但在文学中实现了。中国是一个对文学有特殊喜好的民族，在中国生活，正如文史大师钱穆先生所言：‘不懂文学，不通文学，总是一大缺憾。这一缺憾，似乎比不懂历史，不懂哲学还更大。’”(《福州晚报》首席记者 顾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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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听谢有顺说文学与人生

2013-07-22 《东南快报》

他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发起人之一，他说，11年前，文学奖在中国不足以成为一个公共话题，11年后，评什么样的文学奖，已成拷问

     他是从长汀走出去的福建之子，活跃在评论界的前沿，血液里流淌着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立场；他是“文学中国”的倡议者与实践家，以文学与批评立心，呼吁“要复兴文艺，首先要复兴文学”；他让文学奖成为公共话题，在变与不变之间，十一年如一日，坚持自己的普世价值。他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发起人之一、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

    7月27日，应福建省文学院之邀，谢有顺将来榕演讲以《文学与人生的遇合》为题的讲座。在百忙之中，通过邮件，谢有顺接受了专访。他说，这是来自家乡的信任，期待月底与广大读者的见面。

中国人生背后的参照系是文学

    关于文学与人生的遇合，谢有顺说这个话题值得和大家一起分享，因为中国人眼中的文学，是一门生命的学问，也是一种人生的艺术，几乎每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它的背后都隐藏、演绎着作者的人生。因此，作家笔下的事物，都是人生感悟的一个载体，正如王阳明所说，物不是物，而是人事，“物即事也”，“自然”也不仅仅是自然，而是一种伦常。一首诗的背后，总是有一种人生观在里面，它包含着一个作家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有多少种文学，就有多少种人生。在谢有顺看来，中国人的人生观重视的是今天，是此时，他们不愿轻易抛弃人世，更不愿迅速从此岸过渡到彼岸，与西方人保持宗教意义上的人生看法不同，多数的中国人，并不把人生的理想指向神，在他们的内心，认为最高的人生是一种艺术人生、诗化人生、审美人生。谢有顺说，中国人生背后的参照系，主要不是宗教，而是文学。“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化，认识中国人的人生，就得熟悉中国的文学。中国是一个对文学有特殊癖好的民族，历史上不乏一封信吓退敌国（李白）、一封信气死了人（诸葛亮）、一篇文章吓退鳄鱼（韩愈的《祭鳄鱼文》）的神奇传说。”谢有顺认为，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文学已经近乎是一种宗教。所以，在古代，官员中有诗人，隐士中有诗人，皇帝、僧人、侠客中也不乏诗人，而这个传统延续了好几千年，即便是在一百年前，中国士人安身立命，仍旧要通过“文”这个途径，离开这个途径，一个知识分子就难以介入和影响社会，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不懂文学，不通文学，那总是一大缺憾。这一缺憾，似乎比不懂历史，不懂哲学还更大。”

文学奖要有价值定力

    2013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将年度杰出大奖颁给了诗人翟永明，这是诗人第一次获得此项殊荣。谢有顺在接受采访时说，翟永明的获奖能昭示我们这个奖对文学的态度。从史铁生到莫言再到苏童，走过十一个年头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始终坚持“反抗遮蔽，崇尚创造，追求自由，维护公正”的文学态度，将好的作家好的作品呈现给大众。“11年前，文学奖在中国，根本不足以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也没有人会在设计评奖规则和保证程序公正上耗费心神；11年之后，如何评文学奖、评什么样的文学奖，已经成为对任何文学奖项的拷问。我不敢说这个风潮肇始于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但我相信，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所建立起来的坐标至关重要。”谢有顺说，他在参与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当中，是他意识到一个真理：现状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我们付出努力，实践比空谈更重要。在当下混乱的文学生态环境中，文学奖的公正性是很容易受到非文学因素干扰和绑架的。在文坛现场的谢有顺，深知一个文学奖所面临的陷阱在哪里。他说，伤害文学评奖公正性的三个致命要素是：利益、人情和思想压迫；要保证一个新的文学奖的公正性，就是要努力反抗低级的利益诉求、暧昧的人情文化和庸俗的思想压迫。“很多文学奖之所以中途夭折或者饱受诟病，原因就在于他们失去了价值信念，或者说，他们所要坚持的价值极其混乱，无从取信于人。”正是基于此，在一开始，谢有顺就为这个奖设计了严格的评奖制度，制定了一系列全新的评奖规则，在国内首创让公证人员参与评全过程。“假如你没有价值定力，你就会六神无主。你谄媚了一群人，会获罪于另一群人，你听从了一种声音，会屏蔽更多种声音，即便最后你疲于奔命也无力改变你卑微、恭顺的可怜命运。所以，你只能做你自己，文学奖也只能做有自我的文学奖。如果你认定你的价值信念是有力量的，你就要坚持，哪怕是孤独前行，你也终将胜利。”在谢有顺看来，人本身是不可靠的，只有当人忠诚于一种价值、受限于一种制度的时候，他才值得信任。

文化软实力的输出需要“文学中国”

    前几年，《时代周刊》评封面人物，登的是几个中国工人，穿着灰色的工作服，满脸疲惫地站着，让谢有顺印象深刻，他说这是大多数西方人认定的中国形象。

“中国确实有很多工人在流水线上，他们那疲惫的表情，也是中国现实的一种，但中国绝不仅仅是这些。只是整个西方，大都没有耐心听我们解释，更没有诚意来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他们骨子里对中国精神的漠视，才是对中国真正的伤害，这种伤害，甚至比贸易制裁和贸易歧视更严重。”谢有顺认为，中国给人的印象依然是一个物质中国，我们一直没有什么机会来修正西方人对中国这种扭曲的认知，因此我们需要有说服力的精神产品。

    在文明之邦的中国，产生过孔子、老子、《红楼梦》和鲁迅，但就当下中国社会到处弥漫着一种如何才能发展文化软实力的期盼，谢有顺认为，假若在物质中国以外，我们能向别国输出一个文学中国，这才是真正的软实力；中国形象和中国语言，比中国经济和中国物质更富精神内涵，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文化输出，没有那种有高度、有影响力的文化符号来诠释自己的国民精神，这个国家就永远不会被人尊敬。

无论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出发的地方

    谢有顺的家乡在古朴美丽的长汀。每一年，他都会从广州回家乡四五趟，看望父母、亲人，见见朋友、同学。这些年，他还为家乡谢氏谱系的编撰奉献了一份力。他说，回老家，为家乡做点事，是内心的需要，人无论走得再远，也不该忘记自己出发的地方，只有记得自己的来处，才会真正明白自己将走向哪里。

除了工作以外，在谢有顺看来，更重要的是生活本身。但他说他对生活永远是不满意的，原因是世界如此喧嚣，人心如此复杂，一边是苦难和恶大行其道，一边是无度的娱乐和放纵，中国今天的现实，太魔幻，太肉欲，道德和信念几近崩溃，身处其中，说自己对现状满意，那只能是说谎。因此，谢有顺常常提醒自己，以期让自己的心在这个纷扰的世界能坚持一种信念，一种对抗的力量。

    谢有顺，1972年8月生于福建省长汀县。文学博士。一级作家。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文学的常道》、《从密室到旷野》等著作十几部。曾获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奖项。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为“中国青年领袖”，2010年被世界经济组织达沃斯论坛评选为“全球青年领袖”。先后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林宗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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