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名医梁伯强 妙术仁心 杏林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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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名医梁伯强 妙术仁心 杏林漫山

2014年12月16日15:13    来源：南方日报

　　核心提示
　　在19世纪与20世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无论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抑或社会、文化，都迎来了前所未有、风云激荡的局面。不同学科都迎来了其知识转型的挑战或契机。而医学，这一门济世救人的特殊学问，恰好处在“西风东渐”大潮的风口浪尖上。
　　或许，知识分子们都习惯性地将“弱国”和“弱民”联想在一起。积贫积弱的“老大帝国”，也如同面黄肌瘦的“东亚病夫”形象一样跃然纸上。这些在时代浪潮洗刷下成长的新一代，远者如革命行者孙文，近者有文学旗手鲁迅，都曾不约而同地在医学中探寻救国救民的良方。尽管由于时代浪潮的激荡，革命者与文学家先后放下了手中的手术刀，怀抱同样热诚的一颗医者心，走上疗救国民心术的道路。然而更多立志从医的学子，却终其一生在西洋医学中扎下了根。梁伯强，就是其中的一位。
　　梁伯强，一个平平无奇的名字。而他的科研工作，恐怕比他的名字还要单调而平凡。对专业以外的读者来说，对梁伯强的名誉和成就，恐怕更是陌生了。然而，那些曾与他同时代共事，或受教门下的医者，每每谈到他的名字，却是由衷地发出赞誉和感激。
　　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尚处草创阶段的病理学：确立了严谨的尸体解剖制度，建成完备的病理学教研机构，对当时尚不清楚致病机理的肝硬化、鼻咽癌等病症提出了准确的论断……而其影响更为深远的，乃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为我国各医学院校和研究所，培养了数百名病理学人才。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国病理学研究机构有将近一半的骨干和学术带头人，都是他的学生。
　　将医家称作“杏林中人”，乃是源于三国名医董奉定下的一则奇怪的规章：为人治病，不取钱物，病愈者栽杏一株或五株，再将种杏所得，易谷济贫。十年之后，十万杏树，郁然成林。尽管梁伯强从事的工作，可以算得上医疗事业的“幕后工作”，然而，他所亲手培养的学生，早已成了今天中国病理学的前辈。而他学生的学生，仍在继续推进我国医疗事业步步前行。梁伯强的贡献，堪称杏林佳话的“故事新编”。
　　■学人小传
　　梁伯强（1899-1968），医学教育家、病理学家，我国病理学奠基人之一，广东梅县人。1922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随后赴德国留学，1925年获慕尼黑医科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担任同济大学副教授，1932年在广州任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教授和病理研究所所长。解放后，梁伯强先后担任过华南医学院、中山医学院教授及副院长、卫生部科学委员会常委等职，与谢志光、陈心陶、陈耀真、秦光煜、林树模、周寿恺、钟世藩等同评为国家一级教授，誉为中山医学院的“八大金刚”。1955年，梁伯强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8年11月病逝于广州。
　　梁伯强毕生从事医学教育和病理学研究。治学严谨，学术造诣极深，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病理学人才。他对鼻咽癌开拓性的研究，蜚声国际，为发展我国病理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自然科学年鉴》曾特别表彰梁伯强在病理学研究上的业绩，而《德国医师杂志》则载文称他为“非常出色的中国病理学家”，苏联也将他的名字作为现代著名病理学家载入《百科全书》。
远渡重洋
　　寻找明灯燃亮医道
　　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客家院士”梁伯强降生在梅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梁劭勤是一名教师，任教于本乡小学和梅县女子中学。在严父慈母的管教之下，梁家子女都勤奋好学，梁伯强在班中也是名列前茅。然而不幸的是，在梁伯强6岁时，一场疫症夺取了他母亲的生命。济世救人的理想，也像一颗种子，从此撒播在梁伯强幼小的心灵间。
　　20世纪初，先进的西洋医术随着坚船利炮，送抵积贫积弱的中国。科学的治疗手段，随着传教士开设遍地开花的医局和学堂，燃亮了神州大地，也照见出传统医术中愚昧落后的诟病。通过先进的西洋医术，增强国民体质，成为不少有识之士的洞见。“病理解剖对于医者，譬如一盏光耀的灯，在黑暗的中国医道上，光照他们，引着他们走上路。”梁伯强的感言，道出了那个年代中国医者的心声。而这一点冀盼，也成了将梁伯强引上从医之路的指路明灯。
　　“病理学为临床医学之基础，欲求临床医学之进步，须先研究病理学。”在西医看来，病理学是临床医学基础中的基础。然而，在梁伯强的学生时代，中国病理学仍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对致病机理缺乏系统性的了解，往往耽误了患者的治疗，造成健康和生命不必要的损失。在当时，只有《中华医学杂志》偶尔刊登病理学的相关文章，也只有北京协和医院等少数几家医疗机构，开设了独立的病理系。病理学就像一条人迹罕至的小路，让每一个先行者，都感到举步维艰。
　　1912年，梁伯强入读梅县巴色教会中学。梁伯强勤勉好学，每天坚持早起背诵德语词典。他仅仅用了4年时间，便修完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并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考进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梁伯强，师从著名病理学教授F·欧本海姆，并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尸体解剖。毕业后，梁伯强留在医学院里担任助教。而在这所为德国同行垄断的医学院里，梁伯强显然是一个另类。他不迷信权威，敢于独立思考，常常因学术观点的分歧，与德国教授争论。
　　因教学水平优异，梁伯强为校方推荐，赴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病理学。留学期间，他在钻研西洋医术经典之余，还著文向海外阐述中国的医学成就。与当时学者普遍怀疑和否定中医的态度不同，梁伯强对传统医学进行了客观而辩证的分析。他表示，近代医学遇到的不少问题，如胃肠解剖等，在《黄帝内经》便早有论述。当然，梁伯强最感兴趣的，还是如何借助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提高国人的身体素质。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着眼关注国人体质，以及地方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最终，梁伯强凭借《中国人的血型和地理关系的研究》一文，以最优等成绩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特立独行
　　“贡献尸体功德无量”
　　回国后，梁伯强受聘为同济大学病理学副教授。1932年，由于上海战事吃紧，他回到了广州，作为当时教育部的部聘教授，受聘为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兼任病理学研究所主任。
　　当时的病理学研究所，只有一名助教和一名技术员，教学用具严重不足。梁伯强立即申请经费，购置教学投影机、显微镜和教学图片，并率领助教和技术员装配课室和建造尸解室，向德国母校征集人体标本。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病理学研究所便成了当时国内学术氛围最为浓郁的第一流学术机构之一。
　　研究所条理的规范和勃发的生机，让梁伯强的“德国老师”也为之深受触动。来访参观的德国病理学教授H·贝廷格，称赞这是一所“完善的、极有发展前途的”研究所：“教学法好，科研有成绩，工作计划性强，标本和挂图都令人满意，师资培养受到足够的重视，研究所内外整齐清洁，有浓厚的学术氛围。”而梁伯强亦不无欣喜地表示：“本所虽无伟大可言，而简朴实用，颇适合我国教学及研究之需。”
　　古语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损伤。”由于俗禁未破，尸体解剖便成了难中之最，尸源尤为稀缺。梁伯强求学时代的同济大学，每年的解剖量也不过40、50例，对病理学研究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为了争取尸体的来源，梁伯强竭力动员死者家属捐献遗体。他带头签名死后捐献遗体，并在自己的解剖室门口挂了一块牌子，写着“谁愿把尸体贡献给科学，功德无量”。对于无主尸体，梁伯强更是随到随解，逡巡于市政厅、卫生局、慈善医院和掩埋队之间，宣传解剖的科学意义。
　　梁伯强对待解剖工作态度严肃。出于对死者的尊重，他禁止学生在尸体面前谈笑风生。然而，梁伯强对尸体解剖的高调宣传，也为他惹来不少麻烦。他曾经三度几乎因解剖而吃上官司，甚至还试过在军警的监视下完成解剖。其中一次，梁伯强在医院的同意下，取得无主尸体进行解剖，不料竟被当地地痞流氓勒索。梁伯强遭到了盗尸罪的指控，被敲诈巨额赔款。事态最终经过校方与社会名流的多方斡旋，方告平息。
　　在积极倡导尸解之余，梁伯强对病理研究所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也高度重视。连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也对他一手创制的“梁伯强格式”竖起了大拇指，甚至称赞“梁伯强格式”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已经超越德国。对梁伯强来说，工作与生活并无二致。他将自己收藏的每本图书，都认真地在固定位置画线，贴上标签，就连战乱时期拍摄的工作照，都以工整的笔迹作注，记录下自己的行踪。他所创制的管理制度、尸解程序和记录规范，见诸其编写的《病理学实验室手册》、《病理组织学标本制作技术》等工具书内。这些珍贵的学术遗产，仍在全国许多医学院中广泛沿用。
潜心学问
　　奋斗终生攻坚顽疾
　　1949年初，梁伯强正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考察。由于国内时局动荡不明，不少亲友都劝他留在当地工作。然而，梁伯强婉拒了这一请求，他毅然表示：“发展祖国医学事业，是我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解放前夕，梁伯强终于回到了广州，并以其将近20年的下半生，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1950年代的中国，各行各业都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在全国院系调整中，中山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和光华医学院合并为华南医学院（1957年命名为中山医学院）。梁伯强出任病理学教授、病理学教研室主任、第一副院长等职，全面主管全院的科学研究工作。
　　当时，中山医学院有“八大金刚”的说法，身为中国科学院生物部学部委员的梁伯强便是其中之一。八位教授代表了当时国内医科最高学术水平与成就，每月薪水为381元，同学们将其戏称为可望而不可及的“381高地”。
　　然而，尽管梁伯强在学术水平占据了这样的“高地”，但他的学术关注点却显得非常“草根”。早在1930年代初，梁伯强便提出：“广东要与肺结核、麻风和肿瘤，特别是恶性肿瘤作斗争。”全国一解放，梁伯强便将鼻咽癌研究纳为中山医学院的科研重点。他改进了对鼻咽癌患者的治疗，引进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代替过去单纯的外科手术，大大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
　　梁伯强十分重视实地开展调研。他常常告诫学生“尽信书不如无书”。他认为，科学研究本身探索前人所未能认识的事物，因此虽重视前人的经验，却不能囿于前人的条框。“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所谓的‘创造’，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1962年，梁伯强在莫斯科第八届国际肿瘤大会上，首先提出了鼻咽癌的组织学分类，并阐明了“肿瘤间质反应”的新概念。他所提出的肝癌发生机理，也与当时国际的主流观点相抵牾。不少西方学者曾一度认为，中国的肝硬化多发是由于营养缺乏。梁伯强根据自己的长期研究，提出病毒性肝炎是肝硬化的致病因素之一。这一科学见解，直到1980年代才为病毒学、免疫学和超微结构的大量研究资料所证实。
　　除了具体的致病机理外，梁伯强受卫生部委托，主编了全国第一部病理学教科书《病理解剖学总论》和《病理解剖学各论》，结束了我国无通用病理学教科书的历史。此外，梁伯强对其他医学前沿问题也有广泛涉猎，如维生素代谢、血吸虫病，乃至化学毒气的防护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严师慈父
　　掏心掏肺传授学问
　　每天步行上班，手上拿着一把长柄雨伞，向遇见的路人频频点头问好，是梁伯强在校园中给人留下的典型印象。尽管在学术界德高望重，但日常生活中的梁伯强，却是作风简朴，平易近人，勤于读书写作。尽管当时他已年近花甲，担负繁重的科研工作之余，还要进行大量的社会应酬，但他仍然将人才培养放在首位。
　　从1952年开始，梁伯强连同秦光煜、李瑛两位教授，连续开办了十多期高级病理学师资培训班。每逢开学之初，梁伯强总要亲临现场，作尸解示教，在解剖室里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每逢上课铃声一响，梁教授总是准时准点地出现在讲台上。他讲的每一堂课，都会让助手预先绘制图标，印发讲义，精心挑选标本和幻灯片。每作一场学术报告，梁伯强还要事先实地测量幻灯机的摆放位置，以求为听众预备最佳的观察距离。
　　“他真的是掏心掏肺地想把知识教给你。”梁伯强的学生叶嗣懋如此总结道。
　　尽管身居教授的要职，梁伯强却虚怀若谷，不耻下问。他时常鼓励学生超越老师。梁伯强多次向自己一手培养的学生表示“甘拜下风”。对助手杨简制作的模式图，梁伯强更是逢人说项。他认为，只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病理学的事业才能前进。他也将“培养出能够超越自己的学生”，视为老师成功与否的一道检验。事后，杨简也因其对食道癌病因研究的杰出成绩，成为国际知名的肿瘤学家。
　　而学生们评价的梁伯强，却是“不像大教授，像小学的班主任”。他们都将梁伯强视为“严师慈父”：“严”是因为态度严格，训练强度高，每逢周六，梁伯强都要按名册抽查，回答不上的学生要被罚站，若是上课时中途离座亦要挨批，因此，不少同学都在病理课上流过眼泪；“慈”则表现在生活中对学生关怀备至，视若己出。梁伯强将研究所的教职员工，都看作自己的亲人。逢年过节，学生们总会获邀成为梁家的座上宾，师徒促膝谈心，共叙情谊。同学们至今仍忘不了梁夫人为他们制作的精美点心，还有存记心间的一份家庭温暖。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一幕幕温馨的情景再也无缘得见了。潜心学问的梁伯强，虽一直避免卷入政治漩涡，却未能躲过这场无妄之灾。他受到了严酷的审查，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1968年11月28日，由于心脏病复发得不到及时救治，梁伯强在广州与世长辞，终年69岁。他的学生竟只能从当时交恶中的苏联广播里得悉他的死讯：“彗星陨落，举世同悲。”直到1974年，世界卫生组织还试图邀约梁伯强参与上呼吸道肿瘤组织学分型图谱的复审工作，可惜此时他早已不在人世，这也成了学术界永远的遗憾。
（杨逸）
　　本文参考了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提供的采访素材，在此对中山医学院病理学教研室退休教授宗永生的帮助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