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儿女：八千子弟走勤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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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6日         開封日報        

客家儿女：八千子弟走勤王
——客家人第三次大迁徙历史回望（三）
本报记者　吕树建

         

核 心 提 示

北宋末，客家人随君王南迁，客居赣南、闽西，在那里繁衍生息。但是，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中原故土，北望中原泪沾襟。及南宋末，元军南进，南宋小皇帝南逃，在抗元名将文天祥的率领下，客家义军揭竿而起，奋力勤王，书写了一部宁折不弯、气壮山河的壮丽诗篇。抗元失败后，他们不得不再次迁徙，走向深山，走向密林。

徐旭曾（清）《丰湖杂记》记载：“沿途据险与元兵战，或徒手与元兵搏，全家覆灭、全族覆灭者，殆如恒河沙数。天不祚宋，崖门蹈海，国运遂终。其随帝南来，历万死而一生之遗民，固犹到处皆是也。虽痛国亡家破，然不甘田横岛五百人之自杀，犹存生聚教训，复仇雪耻之心。”

南北对抗： 民众流离山河间

南宋建立后，金国为了逼迫南宋投降，多次发兵南下，南宋军民浴血奋战，多次挫败金兵，最终保住了宋高宗所建立的南宋政权。史学家把南宋初年宋军抵御金军入侵的这段历史称为一次“中兴”。

“这次‘中兴’并不是什么伟大的胜利，也没有满足南迁汉人心目中的打回家乡的迫切愿望。只不过宋金逐渐达到了军事平衡，百余年间，双方打打杀杀，签订了一个又一个和约，谁也没有占到多少便宜。”9月23日，市博物馆馆长、文史学者曾广庆谈到这段历史时评价说。

国仇家恨，大丈夫仗剑走天涯，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中兴”过程中，很多文臣武将屡立战功，其中有韩世忠、张俊、岳飞、刘光世，合称“中兴四将”。还有众多英雄血染沙场，马革裹尸。

但是，那个时代又是一个不需要英雄的时代，南宋诸位皇帝要么有雄心又有胆量，却没有可用之将；要么是胆小怕事，一心议和，致使英雄被压抑，甚至被谋害，留下“莫须有”罪名。又有多少英雄好汉吟着“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郁郁而终？

南宋和金的关系是实力的较量，又是一次次对理智和情感的考验。南宋和金签订了3个和议，分别为宋高宗“绍兴和议”，宋金之间维持了近20年的和平； 宋孝宗“隆兴和议”，宋金两国维持了40多年的和平；宋宁宗 “嘉定和议”，维持了6年和平。由于北方蒙古兴起，南宋朝野得知金国遭受蒙古猛烈攻击，就于宋宁宗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停止了和议的执行。

3个和议中，“绍兴和议”影响最大。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年底，宋金双方达成 “绍兴和议”。“绍兴和议”是在宋军反击金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宋高宗急于求和，解除了韩世忠、张俊、岳飞三位大将兵权的情况下进行的，和议的签订直接影响了南宋的国祚。

“绍兴和议”确定了宋金在政治上的不平等地位，宋朝皇帝需要金国册封，使宋朝永久失去了原来北宋的山西和关中养马的马场，从此南宋只能靠步兵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精骑对阵。后来南宋的“隆兴北伐”和“开禧北伐”，都是因以步兵对阵金国精骑兵大败而归，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绍兴和议”导致南宋骑兵力量由于缺少战马而削弱，无法和绍兴年间的南宋军队相提并论。

“绍兴和议”规定的金国境内的汉人归金国。从此，北方汉人不但完全在名义上成为金国臣民，而且不能南逃，否则将被遣返，这造成北方汉人成为宋朝的敌国子民。公元1279年，灭宋的元镇国大将军张弘范和他的父亲张柔是河北的金国汉人。

宋理宗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宋、蒙联合攻破金国最后的“都城”蔡州（今河南汝南），金哀宗完颜守绪自杀身亡。

和北宋“联金灭辽”一样，金国的灭亡使南宋没有了缓冲地带，直接面对强大的蒙古政权，这是一个比金国还要强劲的对手。

宋蒙战争从公元1235年全面爆发。蒙古和南宋进行了三次战争。第三次战争导致了南宋的灭亡。第三次宋蒙战争（公元1268年~公元1279年）是元世祖忽必烈发动的。

宋度宗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十一月，蒙古仿照汉制，建国号为元。南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进献攻灭南宋的策略。南宋重在防御襄樊，“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并指出“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更坚定了忽必烈灭宋的决心。忽必烈根据刘整的灭宋建议，开始了五六年的襄樊之战。宋度宗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初，樊城陷落。二月，南宋知襄阳府吕文焕见大势已去，举城投向元军。

襄樊之战的失利，元军打开了长江中游的门户，撕开了南宋在京湖地区的重要防线，极大影响了宋元双方的士气。之后，元军攻势迅猛，南宋几乎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御抵抗，一败涂地，直至灭亡。

时战时和，中原地带和江淮成为“拉锯战”的主要战场，房屋、钱粮、牛马、车辆等生产生活资料随时都会被军队征用，家中男子随时都会被拉去做壮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批批北方汉人奔向南方，逃离战火，寻找僻静之地再建家园。

德祐之变：靖康之耻又重演

宋度宗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春，忽必烈诏令中书省签军10万人，在开封建造战船800艘，编入南征部队，利用南宋降将，训练出一支强大的水军。当年七月，宋度宗病逝，年仅4岁的宋恭帝即位，由谢太后听政。元世祖抓住这一时机，令丞相伯颜统领诸路大军伐宋。

为保障军事进展顺利，最大限度减少抵抗，行中书省提出建议：“江汉未下之州，请令吕文焕率其麾下临城谕之，令彼知我善遇降将，亦策之善者也。”元世祖采纳了这个建议。伯颜率领水陆元军由襄樊杀向临安。沿途遇到顽强抵抗时，元军并不恋战，而是采取“陆上行舟”（将堤坝凿毁，用竹席铺地，用人力将战船拉向另一水道）或开挖河道的办法，躲过宋军坚守之城。宋军长江防线迅速崩溃。伯颜主力东下，沿途宋军纷纷投降。

消息传来，南宋政府大惊，急忙下令各地勤王。宋恭帝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三月，元军为减少伤亡，暂时停止对两浙的进攻。一面派人前往杭州逼降，一面抽调兵力加强对四川、两淮、荆湖、江西地区的进攻，以达到孤立杭州，迫使南宋朝廷投降、顺利占领南宋全境的目的。

宋恭帝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正月，元军进驻临安（今杭州）东北郊，临安城内一片纷乱，朝中文武百官纷纷逃离。丞相陈宜中不见了踪影，谢太后临时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前往元营议和。文天祥被扣，议和无果。三月，皇帝及皇亲、后宫数千人被元军押解北上大都（今北京）。

宋恭帝被俘后，被元朝封为瀛国公。忽必烈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赏给19岁的赵隰许多钱财，叫他去西藏当僧人。元英宗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赵隰写一首诗触犯了元朝皇帝，被赐死。

赵匡胤陈桥兵变，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得天下。几度春秋，他的赵宋江山也遇到同样的命运。

赵匡胤灭南唐后，南唐后主李煜及宫室被押往京城东京，怀念故国，吟着“春花秋月何时了” 的李煜被赐死。几度春秋，赵匡胤的后人也遭受同样的命运。

靖康之变，徽、钦二帝及宗室被掠北国。几度春秋，宋室又遇到同样的命运。

东京沦陷，康王赵构侥幸逃脱，赵宋血脉得以延续。几度春秋，谢太后安排皇子悄悄出城，王朝血统又延续三年。

客家儿女：男执干戈女甲裳

离开中原，离开开封，客家先民带走祖宗牌位，那是血脉之根，家族寄托所在。来到赣南，他们重新建立家族祠堂，把祖宗牌位供上，祭香俯首屈膝。宗祠是客家人心目中的圣地，往往用祖宗辉煌故事或者祖宗居住之地作为堂号；往往在族谱里细而又细写明本宗的源与流，为的是让后裔知其根、不忘本。

从开封走出的王家，曾在开封曹门外种三棵大槐树，家族兴旺。来到南方，他们取的堂号是“三槐堂”，至今“三槐堂”王氏的子孙已遍布全世界。他们进行具有深远意义的祭祖敬宗活动，以此铭记先祖在中原的赫赫声望、功名业绩。

风萧马鸣，北望中原，人生百年，留下多少遗憾。宋室倾倒，他们感到心痛；外族入侵，他们感到羞耻。在对后裔的教育中也十分强调 “国之有难、匹夫有责”。

“南迁汉人有极强的家国意识，强烈崇拜先祖恢复中原人地位的意识，他们为此而生，为此而死！。”曾广庆说。

宋度宗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文天祥被委任为虔州（今赣州）知州。次年，元军大举进犯，朝廷诏令天下勤王。文天祥捧着诏书哭泣，在其家乡吉安，组织客家义军。从隆祐太后带领先人到赣南（包括赣州、吉安），经历几代繁衍，人们已把这里当做家乡。客家人纷纷加入义军，文天祥聚集兵众万人，进京勤王。

宋恭帝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五月二十六日，文天祥在被元军押往北方途经镇江时冒险出逃。他辗转到达福州，被任命为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由于受排挤，文天祥离开南宋行朝，以枢密使、同都督的身份在江西、福建等地指挥抗元。文天祥派兵收复宁都县，进攻虔州于都县因福州失陷，元军反攻，文天祥部队严重受挫。

宋端宗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四月，文天祥率部转移到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嘉应州松口镇8000子弟跟随文天祥抗元。厓山之战后，这8000子弟仅余一人，其余全部以身殉国。黄遵宪曾为梅州题诗：“男执干戈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厓山舟覆沙虫尽，重载天来再破荒。”

五月，见元军在江西的防务稍松，便率部再次进入江西，入会昌，战于都，获得胜利。于是，文天祥把督府设于兴国县。

身为客家人的文天祥在兴国县建立抗元大本营，赣南各县到处摆开抗元的战场。文天祥派兵进攻赣州、永丰、吉安、太和。经过激烈战斗，收复虔州10县中的9县，吉州（今江西吉安）8县中的6县，江西大振，淮西、湖南、福建也有不少州县的抗元武装群起响应。

上犹客家人与元军血战72天，杀敌数千，元军溃退他处。后元军又返回再次攻打上犹，城破后，宋将李梓发与子侄47人誓不降元，自焚而死，全城“死者1316家，仅存68人”。（《上犹县志》）

在抗元斗争中，客家人前赴后继，加入义军，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壮举，客家人万难不悔、宁死不屈、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为客家民系的形成注入了一种力量。

民族英雄：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是客家人的杰出代表。

文天祥（公元1236年六月六日～公元1283年一月九日），江西吉安人，宋末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抗元名臣，民族英雄，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

文天祥在兴国县建立了抗元的大本营，元军派兵反击，偷袭兴国县，猝不及防，被击败。文天祥领兵撤退，元军穷追不舍，部队溃散，文天祥妻妾儿女被元军俘获。由于文天祥所部惨败，元军得以集中兵力重点攻击南宋行朝。赵罡政权在潮州难以立足，遂下广东中山。

当年冬天，文天祥与南宋行朝取得联系，率部由龙川进至惠州海丰，不幸遇到瘟疫，文天祥所部将士遭到传染，战斗力大为下降。得知南宋行朝进驻厓山的消息后，文天祥要求与行朝会合，但遭到拒绝。

十一月，文天祥退往潮阳（今广东汕头潮阳区）。这时，文天祥的数千江西残部也历尽艰险来到潮阳。文天祥得知后决定率部转移，再次返回江西。

十二月二十日中午，文天祥所部到达海丰以北的五坡岭时，被元军追上，经过连番激战后，兵败被俘。元将要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乃书所《过零丁洋》诗与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在元大都被囚禁3年2个月。其间，元朝千方百计劝降、逼降、诱降。

已经降元并被封为瀛国公的宋恭帝来劝降，文天祥先是出于君臣之义“北面拜号”，然后又说出“乞回圣驾”4个字，表明自己决心殉国、无意降元的决心。

元朝统治者又让被押解到大都的文天祥妾及女儿劝降，他们“哀哭劝公叛”。文天祥没有彷徨，对妻妾女儿说：“汝非我妻妾子女也，果真我妻妾子女，宁肯叛我而从贼耶？”又说，“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文天祥高风亮节，义薄云天。

文天祥被俘后，江西等地有以他的名义起兵抗元的。到至元十九年，河北中山府有人自称是南宋小皇帝，聚兵千人，准备进攻元大都，要救出文天祥。

忽必烈亲自对文天祥进行劝降无效后，决定不能留文天祥。当年十二月九日，文天祥从容就义，时年47岁。

事后，忽必烈惋惜地说：“好男子，不为吾用，杀之可惜也。”文天祥虽然救不了南宋，但其浩然正气，可谓光耀千古，至今仍为后人所传颂。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文天祥在狱中所作《正气歌》壮怀激烈、气壮山河、直抒胸臆，充分体现了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君降我不降”，文天祥站在全民族的高度对客家民系精神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厓山之战：赵宋王朝终覆亡

南宋赵昺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正月，元军兵分两路进攻厓山，对厓山形成夹攻之势。

厓山屹立于海上，两山相对，北口水浅，南口直通南海，如今已淤为平陆。宋军在厓山东岸盖起草屋，号称“行宫”，每月初一和十五便在 “行宫” 举行朝会。

当时，虽然元军已经占领全国，但是就厓山之战双方实力来说，宋军占优。宋军有“大舶千余”、“内大船极多”，当然其中不全是战船。元军有战船420艘，特别是元军最初不习水战，普遍晕船。元军来攻，张世杰下令将岸上所有草屋烧掉，让宋军将所有战船相互连锁，结成水寨，船尾一致向外，船上设立战楼。

正月十三日，元兵封锁厓山西南出口的海道，断了宋军的海上补给线。

正月二十三日，元军隔断了厓山的东北出口，完全断绝宋军的汲用淡水。宋军饮用海水，饮者呕吐不止。

元将派遣使者劝降，张世杰只是向元军提出一个要求，立即退兵，将广东留给南宋，“以奉赵氏宗庙”。元军岂会答应。

二月六日，元军发起总攻，战斗到中午，双方杀伤相当。傍晚，风雨大作，海雾四起，咫尺难辨。张世杰见大势已去，便乘着退潮，率领19艘战船，护卫杨太后突围而去。

赵昺所在舟船最大，又居于宋军水寨中央，不能挪动。左丞相陆秀夫见势不妙，急忙登上赵昺的大船，保护赵昺。张世杰在突围前，曾派一艘小船想接走赵昺，但是陆秀夫担心船上士兵不可靠，怕赵昺被俘受辱，不肯让赵昺登船。

陆秀夫眼看要被元军俘虏，先仗剑逼迫自己的妻儿投海自尽，接着又背起9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赵昺之母俞太后也随之跳海而死。南宋行朝官员、将士及家属纷纷投海，死者众多，据说有10多万人。

张世杰一行突出重围后，杨太后得知赵昺的死讯，嚎啕大哭，说：“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尔，今无望矣！”说完，投海而死。张世杰把杨太后埋葬在海滨。不久，张世杰也不幸溺亡。

文天祥率领的客家义军是南宋末年抗击元军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战斗的主要地区就是赣南、闽西、粤北客家人聚居区。抗元失败后，为躲避元朝的追捕株连，客家人又一次大迁徙。这一时期的迁徙主要由赣南、闽西迁至粤东、粤北地区。客家人“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形成“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特点，使客家人具有典型山区居民的特征。

经过这次大的变乱迁移之后，客家人已从自在群体演变成自觉群体，汉族的一大支系客家民系终于形成了。

徐旭曾（清）在《丰湖杂记》这样描写客家人与开封的关系：“要之，客人之风俗俭勤朴厚，故其人崇礼让，重廉耻，习劳耐苦，质而有文。余昔在户部供职，奉派视察河工，稽查漕运鹾务，屡至汴、济、淮、徐各地，见其乡村市集间，冠婚丧祭，年节往来之习俗，多有与客人相同者，益信客人之先本自中原之说，为不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