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哥哥”卜谷
2014年02月26日10:06 来源:北京日报
卜谷近照 乡村采访 卜谷在瑞金市泽覃乡泽覃村采访原汀瑞游击队老红军战士92岁的张开发 赣南客家有句俗话“口吃者勤说,足跛者勤走。”卜谷,就是这样一位勤走的人。卜谷脚跛,那是8个月时患小儿麻痹症惹的祸,但这点缺陷,没能阻挡他行走的步履。赣南多山,大多地方是山岭、山野、山村,其中不乏穷乡僻壤。他总是在不断地行走,走遍了所在赣州市18个县市365个乡镇,有些地方还反反复复地走。 他到处行走,是去采访散落在大山深处的老红军、老苏干以及红军的家属、后代,是去寻觅红军留下的足迹、墨迹、业绩……30多个春秋,走多了,走熟了,走亲了,卜谷的心就贴在了赣南的大山上,许多红军老人都把他当儿子看待,一些后辈更亲切地唤他为——红军哥哥。 他把行走采访来的真实史料转化为文学创作的内容,先后写出《少共国际师》《红军留下的女人们》《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等纪实作品,进行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新探索、新表达,引起文坛和社会广泛关注。 红土地故乡的人与事: 与生俱来的缘 卜谷勤走,那是因了一份深深的情缘。卜谷是出生在赣南的作家,是赣南的山水养育了他。 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就是红军的血。他的父亲和岳父、伯父都是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母亲是南下干部;在他的家乡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当红军。过去的那些人与事,起初并不需要他刻意去寻求,却时不时让他遇着、撞着,就像树上掉果子,常砸着他的头哩。后来,那些个人与事,却化作了一个个漩涡,卷着、吸着,将他裹挟而去,不能自拔。 赣南,是当年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这片土地,深深地烙上了红色革命的印记,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10.8万多人。卜谷生于斯,长于斯,与红土地的历史、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缘。有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反映和表现那场革命,这曾让他着迷。但他慢慢地有一种觉察:许多作品只是从党性的角度写,写领袖人物,把普通人的事件嫁接于领袖身上去表现,并把革命的成功归功于领袖。这与他听闻到的那些人与事,似乎有一种差异,因为投身那场革命的人,有许许多多是普通的人,默默无闻的人。这里面肯定忽略了某些方面,忽略了许许多多底层普通的人、默默无闻的人。这可不是一般的问题,这关系到那场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历史的主体是什么的重大问题。 还有,主流宣传中,只注重革命的成功、胜利,似乎革命就是无往不胜。这肯定也有忽略,忽略了许许多多的失败;忽略了失败后普通小人物的命运:苦难、隐忍、坚持与忠诚…… 卜谷深深懂得赣南红色历史的分量,因为那场革命是发生在赣南的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且是在赣南人民广泛参与下进行的。作为这块红土地的儿女,有责任根植于红土地,把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这段历史故事真实讲述给后人。“我们不说,不会有更多的人去说。”因为他自己也是从生活的底层走过来的:他先是无线电厂的一名普通职工,后在县广播站、县委报道组从事新闻工作,再后来在地区文联搞文学创作,逐渐成长为国家一级作家,经历了不少的痛苦磨难,深深懂得底层的苦难所蕴涵的精义。所以,卜谷给自己做出了一个人生定位,即用此生专注做好一件事:在这块红土地上挖掘更多的真实史料,从人性的高度,书写红土地上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挖掘普通人性在战争中的表现。他要通过这一特别的角度,触摸和呈现历史的真谛,以启迪世人。 于是,他迈动他那不太灵便的双腿,辛勤地奔走于赣南群山的折皱中。由于腿脚的不灵便,在崎岖山道和泥泞田埂上跌跤是家常便饭。跌倒再爬起,继续前行,为的是探寻那些易被人忽略、鲜为人知的铁血史迹。 《少共国际师》: 跌宕中担负的文学使命 卜谷花费十几年艰辛、倾注了大量心血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少共国际师》。 《少共国际师》写的是红军队伍里的一群娃娃兵,平均年龄不到18岁,小的只有14岁——真正意义上的“小人物”。“少共国际师”从1933年9月3日誓师成立,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取消建制,前后也就存在了一年多。经过短暂而酷烈的血战,“少共国际师”消失在了历史的烟云中,但作为红军战史的特殊篇章,是不应该湮灭的。 但在此之前,很多人只知道有过这么一支队伍,但这支队伍的命运及其他详情却鲜为人知。卜谷作为当年“少共国际师”战士的后代,怀着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感,决心书写出“少共国际师”的悲壮战史。 在写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卜谷的人生遭遇重大跌宕。他的妻子是这部作品的参与者,她当时利用在县博物馆工作的便利条件,搜集了许多历史资料。然而,当采访和创作稍有起色时,年仅28岁的妻子身患胃癌,撒手人寰,留下两个小孩,一个4岁,一个2岁。这突然的变故,像天塌了下来,生活的担子全部落在了卜谷肩上,沉重无比。他既要工作,又要理家务,既当爸又当妈,下班回来,买菜、做饭、洗衣服、带孩子,生活乱成一团糟。他曾一度悲观绝望,仿佛陷入了地狱之门,人显得憔悴,也变得沉默。礼拜天,他常常一个人坐班车到乡下妻子的墓前,呆呆地坐上大半天,口中喃喃自语…… 写作还能不能继续下去?最终,卜谷坚强地挺了过来,把对妻子的哀思化作力量,将那段铁血历史昭示于世。 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作为他创作生涯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少共国际师》终于于2003年正式出版。捧着散发出墨香的新书,他又一次来到妻子的墓上,将新书庄重地摆在了墓碑前——他是要告慰妻子:他实现了他们共同的愿景,完成了为当年的小红军英雄们塑形画魂的文学使命。 从邂逅到寻找: 与一群特殊女人的生命交汇 有意无意,卜谷还与一群女人邂逅、相遇。 早年,卜谷住在宁都县城,离他家不到五百米处,住着一个女人,她是宁都县最著名的烈士彭澎之女彭国涛。卜谷三天两头地与她相遇,还多次采访、报道过她。卜谷再去看她的时候,她已年届86岁,常年躺卧在病榻上回忆往事,与人对话时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凝望着天空中的虚无,她语气高远缥缈:“我15岁成为孤儿,躲藏到大山深处,像白毛女一样过着野人的生活。1931年,红军在深山的一座破庙里找到了我。中共宁都第一任县委书记,牵着我的手宣誓加入‘共青团’。我16岁,当妇女部长……今年,我18岁,还没嫁人……” 逾二年,彭国涛在其工作了大半生的敬老院里,悄然辞世。当年,她“正式”参加了革命,却因为她有一个当过国民党大兵的丈夫,死时,她还不是“正式工”。面对老人的死,卜谷的心中除了悲伤,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后来,卜谷花了十几年时间刻意去寻找一群女人,他找的不是一般的女人,而是特殊的女人——红军留下的女人。 他寻找和采访到了上百个这样的特殊的女人。 最让他牵挂和动容的一个女人是兴国县茶园乡教富村的池煜华。 一次在兴国县的采访中,听县党史办主任说起,苏区时期曾担任少共中央局书记的李才莲,在红军长征后留下来打游击,下落不明(实际上当年就已牺牲)。李才莲的妻子池煜华,新婚不久便与丈夫分别,70多个春秋过去,现在仍在翘首等待。等待中,为了能让丈夫有后,年近70的她带了一个不聪的养子。80多岁的人,还走20多里山路挑柴到县城去卖,并用几十年积攒的一万元钱为养子娶妻。养子生了3个小孩,都由池煜华侍候,种田、栽菜、砍柴、做饭、喂猪……从早到晚不停地劳作。精神、经济、体力负担像三座山一样压着池煜华…… 一听说这个女人,卜谷彻夜无眠,决定要专程去拜访池煜华。 这是一次充满坎坷、艰辛的采访,也是一次触及心灵、终生难忘的情感之旅。 卜谷打摩的去车站的时候,他的那只残疾的脚被绞在摩托车后轮里面,穿着的皮鞋被撕碎,彻骨的痛使他晕了过去。这次事故,使原本残疾的腿脚再次受到重创,他在病床上躺了4个多月。伤痛稍轻,卜谷便挣扎着再次踏上采访路。 与池煜华见面是翌年11月底,她兴奋异常地叙说李才莲,从上午说到了中午。她坚信李才莲还活着,要等他回来。深秋的风很硬很凉。她穿得补丁摞补丁,分不出裤子原先的本色。卜谷还发现她全靠单衣御寒,他掀开她的衣服数呀数,数到了9 ……中午邀她一起吃饭,没想到,瘦瘦小小的池煜华,竟吃了八九块大肥肉。人们不知道她86岁还要饿饭,一年到头难以尝到肉味哩。她生活那么苦,但是她不觉得苦。她对命运的那份淡定,那份从容,让卜谷深深感动:她,不仅是在守望爱情,也在坚持信念。 后来卜谷多次去看望她,前后看望了七八次。他们彼此走进了对方的心里,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的关系,变成了儿子与母亲的关系。有一次,她卧床三天滴水未进。卜谷去了以后,她非常高兴,摸索着从怀里掏出三块银元,说,这几个银元还是才莲留给我的,我送给你。见卜谷不肯收,她又说,我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亲人了,就把你当儿子看待。银元卜谷没有收,池煜华从箱底搜出了一本珍藏多年的笔记本,那是她1953年在南昌“八一”革命大学读书时的奖品,用块缎子布包了,送给卜谷。 再往后,就传来池煜华的死讯。她是突然死的,死前还说她有个儿子,就是卜谷。卜谷闻听此言,泪流如雨。 天阴云重,卜谷与朋友立即赶往那座高高的秦娥山奔丧。湿漉漉的山岚挟带着凉意,池妈妈躺在山冈上,显得更瘦小了。卜谷小心翼翼地在池妈妈棺木上,覆盖上一块大红被面,上书一行字:“永远的池煜华妈妈”,落款是:“您的儿子们”。 采访一个女人,不经意间,却牵扯出了一大串女人和女人的故事。这些女人都是在中央红军主力撤离后,因种种原因留下来的,留在了注定要遭受血雨腥风洗劫的土地。“留下来”,这是一个带有几分凄凉和无奈的词语,本身就分外沉重,而她们后来的际遇和命运,更让人感叹唏嘘。卜谷觉得,这些女人及其故事,或许都是他前生的缘分,注定了与他的今生会有一番生命的交汇,要他付出真情。 《红军留下的女人们》: 见证苦难的凝重与生命之顽强 时间是最温柔的力。那些红军留下的女人们,在卜谷的目光注视中一个个慢慢老去、消失,至今所剩无几。但是,他永远地记住了她们,并在心里升腾起一份责任:要将她们的生命故事留下,要让她们的生命故事通过自己的写作,永远地留在这个世间。要让她们的苦情、坚韧,她们的信念、精神,像血液般流淌在作品里面,与人们一起分享,让身处浮华的心灵得以纯净,以期生命的升华。 这一切不为什么,只为有这份缘。这样的缘分虽然与爱情、血缘无关,却依然要用真情相伴。于是,就有了《红军留下的女人们》这部卜谷在2011年面世的纪实文学力作。 千呼万唤始出来。这部纪实作品从采访到写作与出版,也经历了十几年。 卜谷在这部作品中讲述的是一群特殊女性在特殊际遇中怎样担当起坎坷与苦难的故事。除上述提到的彭国涛和池煜华外,其中还有马前托孤、身陷囹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斗争不止的李美群;有不意入庵为尼,坚信红军会来接她归队,临终也未能如愿,还剩最后一口气仍口占一偈“生是红军,死也红军,来日转世,法号红军”的“红军尼”弘菁;有在太长的等待中,因顾虑太深,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被如何评价而不敢在革命胜利后与组织联系抑郁而死,死时还把保存多年的一枚苏维埃红印放在身旁的“女红匪”廖秀姑;有离散53年后与父亲陆定一重新团聚的陆叶坪;也有不知父母是谁,却依然在幻想着童年的年迈的红军孤女邱兰…… 这就是卜谷向我们呈现出的苦难与悲壮的女性群雕。朴实的文笔,具有区域特色的原生态的历史与生活的写实,见证苦难的凝重和承受苦难的女人们的生命力之顽强和品性之美丽,这就是本书的魅力所在。这种魅力使读它的人都会感动,让人读罢掩卷,心头分外凝重,却又翻江倒海。 《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 关于坚守和生命的传奇 前年,笔者参加在红都瑞金市的一次采风活动,同行的卜谷特邀我一同去探访另外一个女人。由此我了解到,他正在写作关于这个女人的长篇纪实作品,她是他采访次数最多、时间最长、也是花费心血最多去书写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张桂清。 上山、过坳、下坡,又上山,在几十里崎岖的山道上颠簸近两个小时后,我们终于来到了瑞金市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泽覃村,这里就是张桂清的家乡。 这个山村之所以叫泽覃村,是因为这里是伟人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战斗、牺牲的地方。为了采访,卜谷说不清来了多少次,每次都要在这偏远小山村住上几天。当时村委会有4年没住人,床上只有一床像渔网一样破烂的棉絮,其上沾满厚厚的灰尘,还有星星点点的灰黑色的或硬或软的老鼠屎。从繁华都市到偏远山村,生活条件反差太大,卜谷却毫不计较——习惯了。 泽覃村党支部书记对我们说:卜作家收集烈士资料很耐心、细心,也很辛苦。自己那么个残疾的人,一天还走几十里山路,连我们带路的人都觉得很辛苦。 我们见到的张桂清,是一位100岁的老人(写此文时,她应是102岁了),是中国至今依然活着的最老的女红军。她瘦小,佝偻着背,脸上布满了折皱和黑斑,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也是翳蒙重重,且已是老年痴呆状态。幸亏卜谷在早些年她清醒的时候采访到了她,抢救下了她人生的资料,否则,一切都会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张桂清有着传奇的人生。19岁时,为了生计,她当了红军。红军长征后,她与自己十分崇敬的毛泽覃打过游击,也曾不顾死活,在白军的枪口下,为牺牲后的毛泽覃擦洗尸身。她独居深山,为毛泽覃守灵77年。为此,她承受了世人难以承受的苦难:她嫁过五个男人:四个红军,一个白军,却依然守寡;她怀着身孕时,被白军绑在树上,用缰绳“箍”着身体自上而下将腹中婴儿挤勒了出来;她在“文革”时,被打成出卖毛泽覃的“叛徒”,枪毙时居然连遇三颗“臭弹”,死里逃生……她是被命运随意践踏却不死的一棵野草,是苦难的化身、生命的奇迹,是大山不屈的精灵! 苦难,没完没了,无穷无尽……在苦难面前,是什么力量让她如此坚韧不屈、忠贞不渝——这正是令卜谷震撼并要探索的生命内核。 2013年8月,卜谷耗费大量心血和情感书写出的《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终于出世了。此书写了九稿,完成多稿后还在边采访边修改边充实。因了他采访所下的真功夫,该书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历史的真实,人物、故事、环境,在他笔下原汁原味地呈现。其中对于毛泽覃牺牲的细节,也靠了他穷追不舍的深挖和细揭,使其从历史迷雾的遮蔽中慢慢显露出来。而他书中的主人公——一个女人的苦难和坚守,更让人感叹:知道世上有苦难和坚守,但不知道还有这样的苦难和坚守。 书一出版,便引起了文坛及社会的关注。这部作品的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的作家、评论家们在感叹该书主人公的命运与坚强的同时,也赞扬卜谷对红土地文学的执著,并认为这一新作是卜谷文学创作实现的一个突破,是对英雄人物的人性的新探索、新表达,是以小人物反映大历史、大时代。 天道酬勤。行者卜谷总有新的收获,佳作频出。但长年的奔走劳累,卜谷本来残疾的右脚变得更加瘦小畸形,右脚比左脚足足短了十多厘米,很多时候他只能靠着脚后跟着地,靠着坚强的毅力走下来。他还有深深的焦虑:从事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人越来越少了,而这一领域多么值得去开拓呀。而他自己,想着那些还没有挖掘与书写出来的人与事,总觉着自己背负了沉重的债务,“不写出来,对不起那些参加革命做出牺牲和奉献的人呀!”于是,他行走的步履越发匆匆…… 此刻,这位红军哥哥又行走在何方? 我们惦记着他,并要用他喜欢唱的一首歌送给他,也算是一份叮嘱哩: 红军哥哥你慢慢走嘞 小心路上有石头 ……(荒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