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话的评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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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话的评述一

作者：谪仙人

惠州市流行着客家话和本地话两种方言。既然本地话也应划归客家话，那么就需要用不同的名称来区分它们：一种是老客家话（本地话），一种是新客家话（客家话）。 新客家话指由晚近移民带到惠州的客家话，粤化的程度相对较低；老客家话则指由早期客家移民带到惠州的客家话，已严重粤化。  与离之千里与广州方言区千年隔绝的梅州大埔（东晋时期建县）、福建诏安、饶平客家话十分一样，而与梅县音客家话略有区别。处在方言临界区内的客话，则因受别的方言的影响，或多或少地吸收了一些原非已有的语言成分而发生了变异，例如惠州话就较多地吸收了粤方言的成分，兼有客、粤两种方言的特征。 是受广府话影响较大的一个客家语种。

形成过程

惠州话是惠州历史上最为悠久的一种地方方言   ，自其形成之日起，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是惠州近两千年惠州地域文化发展载体中的主体。而且，有学者认为惠州话的历史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存在于岭南地区的缚娄古国的“国语”，被称为“鸲鹆”方言。

西周以前，广东仍属“百越之地”，俚獠混杂。缚娄之名，始载于《吕氏春秋》：“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当时岭南各个土著部落所使用的语言，与太平洋各岛屿的“南岛语”(又称“马来—波利尼亚语”)同出一源。例如上述“百越”一词，其修饰语素置于中心语素之后，这正是南岛语在构词法上的特征之一。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最大的困难是语言障碍：“虽置郡县，而语言各异，重译乃通。”（《后汉书．南蛮传》）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和推进民族文化融合，秦始皇曾将中原人民迁来岭南，与土著人杂居。后设置三郡，陆续有中原人迁居至岭南“同越人杂处”，这是岭南地区最早的客家移民。 客家先民来到岭南后逐东江水而居所使用的一种语言与梅县客家话有细微区别的语言，称之为“水源音”。与梅县客家话相比，是一种更加古老的客家话，形成于秦汉时期。

秦末汉初，赵佗又在岭南称王，“绝新道以待诸侯变”，闭关锁国近百年，南越国从丞相以下的官员都由土著担任，南越王赵佗本人也穿土著的服饰，操土著的语言，将自己异化成土著以便于统治。可见当时番禺一带土著势力还比较强大，汉族移民很少，汉语还未通行。

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唐代中书舍人崔沆被贬谪循州（惠州），五代时王定保的《唐摭言》记述之：“时循人稀可与言者”，说他无法与当时的循州（惠州）人语言沟通，整天闷在贬所艰难渡日；1094年，宋代苏轼谪惠，携子苏过访翟秀才，虽名人相访，兴致之下，却苦于语言的不通，苏过感叹地写下：“但苦鴃舌谈，尔汝不相酬”的诗句。从以上事例说明，早在使用的是正统的中原汉语的客家人迁入之时，惠州已通行一种独特的，难听、难懂、又难学的土著部落所使用的语言。

南汉时，广东境内新置四州：英州(今英德市)、雄州(后改为南雄州)、敬州(后改为梅州)和浈州(后改为惠州)，均在粤北和粤东北，北宋太平兴国至元丰这100年间粤北和粤东北人口的剧增，显然是大批汉族移民定居所致。这部分汉族移民大多数来自中原河洛一带，史称“客家人”。客家人迁入对当地的语言产生同化作用，从当地土著语言中吸收一些因素，逐步发展成为另一支方言——新客家话  。元朝之后，广东境内的客家方言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特色并在通行的粤北、粤东北及东江流域的客家地区具有一定的优势。

广府文化首先向东北和北部扩张，遇到客家文化的阻碍停顿，结果在宋英德府即今清远、花都、从化、增城一线形成文化锋面，势力强的广府文化渗入客家文化中，在惠州客家方言上出现大批粤语词彚，演变为既保持客家话的若干特点又吸收粤语某些因素的一种特殊方言，成为“客粤双方言区”  ，故明王士性《广志绎》说：盖惠作广音，而潮作闽音。

入清后，身为客家人的和平县进士徐旭曾，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主讲惠州丰湖书院，  在《丰湖杂记》中，叙述了客家在今天所说的大本营福建长汀和客家腹地梅州、河源、惠州等地方承传着中原文明，惠州府当年辖有今惠州、河源大部分县份和梅州、韶关部分县份。界于梅汀、东江与广州之间，是客家人主要居地之一，也是客人与土人（广府人）接触的前哨之地，是文化比较发达之区，对外文化交流较多，讲客家话（包括水源音、客家音两种方言）。

徐旭曾从语言方面为“中原衣冠旧族”的观点作论据，“客人语言，虽与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但是却“随处都可相通”。而与迁徙所在地的土著，“至今仍未能强而同之”。故他强调，居住在“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的南迁中原后裔被称为客家人，居住在那里的中原后裔也因与土著有区别而“自称为客人”。

赖际熙主编的《崇正同人系谱》记载说明，梅州“语系殆出于福建汀州，盖其地本汀江下游流域，东北紧连汀州所属之永定，其渊源所自有如斯矣！”可见，梅县话与水源话是来源不同的两种客家话。  至于“蛇话”的讲法也不能证明水源话是粤白话。“蛇”，在广东人的口语中含有“地头蛇”的意思，那就是这部分居民先到，后来的客家人所说的客家话又跟他们不同，所以把这些先到的居民称为“蛇’，把他们所说的话称为“蛇话”。在这方面，《系谱》也有类似的论述，由此可见，后迁来的客家人，有少数把水源一族称为“蛇”，实际是把他们看作“土著”。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推测，操水源话的人，是最早进入广东的客家人，水源话（含惠城区话）是广东最古老的客家话。

从秦朝开始客家先人就从中原大批量南下迁移至此，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把中原文化和本地文化进行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因此，客语中派生出的惠州话 很有可能与粤语中的广府话同为岭南的方言始祖之一。

演变分析

秦50万平定南越大军随赵佗定居岭南大地，成为第一批成规模、成建制的南迁客家人，这批客家先民成为南越国的中坚力量。赵佗熟悉秦朝国家治理机制，依秦制设置百官，先后任第一批随军将士为官。如吕后实行“别异蛮夷”政策期间，赵佗派往汉都长安请求吕后改变政策的南越国高级官员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三人，应是平越高级将领。赵佗承任嚣遗训，绝道划岭而治，成为南越国最高长官，自然而然成为这些南迁客家人的政治首领。 赵佗在佗城主政6年，推行“和辑百越”、“汉越杂处”的民族政策。将士们与当地女子婚配，代代繁衍生息不绝，从此佗城成为岭南最早的的客家先民聚集之地。 由此推测，惠州话应是以赵佗为首的秦朝远征军官兵、民夫和龙川、傅罗两县地方政府官员所持的方言，是来自中原地区的。据史料记载，赵佗是当时恒山郡真定县（今河北省正定县）人。由此可推测，惠州话的发音应该与当时真定县的方言有关。

由此可见，惠州方言与广州方言有同有异。同者，两种方言都是由秦朝远征军及民夫从中原地区带来的，都是秦代华夏民族的方言口音。此时的岭南地区，汉语只有在番禺（今广州）等几个城市才有分布，异者，这种由秦朝移民带入两广的汉语，也确实并非当今粤语的祖先。 惠州话应是赵佗及其来自恒山郡（今河北省石家庄周边地区）的部属及民夫所持口音演变而来，属战国时赵国的方言口音，到岭南后主要驻守在今广东省东江中上游的惠州城区、惠阳、惠东、博罗、河源、龙川等地，是自东江源而来的较大的一种客家语种。”

东江一带的居民，不仅来自江西、福建，更多的是来自现今的梅州。据龙川129个自然村居民姓氏源流的调查，各姓多为宋明以来自兴宁、五华、梅县以及翁源、赣州等地迁来。又据《惠州府·郡事记》记载，明万历二十年以前，惠州一带居民很少，后从兴宁、五华、安远、武平陆续迁来许多居民。这是因为，明末清初以后，以梅州为中心的客方言区人口激增，又受到清初迁海政策的影响，客家大本营的居民便逐渐向外迁移，进入了客家民系的播迁期。粤东客家人的播迁，其中一支先进入龙川、河源一带，经由东江迁移至珠三角丘陵地区，由此延伸了长达数百公里的客家居民区，即惠河片客方言区，并形成了龙川、河源以至惠州、博罗一带的客家话水源音。

从地缘学的角度来看，赣南经寻邬、安远二水可直通东江。得舟楫交通之便，在明朝初年，东江上游确有一些客家人是从赣南迁来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又有不少人回迁的。据统计，明中叶以后经龙川回迁到赣南的县就有赣县、安远、信丰、定南、全南、南康、上犹、大余、崇义、寻邬、万安、遂川、井冈山等共21个，其中以原籍兴宁的最多。这样一来，东江一带的居民就大多来自梅州或由福建经梅州迁来，而赣南迁来的只占少数。可以认为，在东江一带，来自梅州和赣南两地的客家移民和原住民长期杂居在一起，他们所说的客家话，理应经过一个混化的过程，才产生了既区别于梅州话又区别于赣南话的客家话，即惠河一带的客家话水源音。因惠河一带的客家话具有许多相同的特点，可以扩而大之，把惠河片凡具有这些相同特点的客家话都称为水源话。

惠州话既保留了赣南客家话的某些痕迹，又接受了粤方言的不少影响，形成了既不同于梅州地区客家话，又不同于赣南地区客家话的特点。而惠河片客方言水源音所具有的这些特点，又正好反映出粤东客家人沿东江向西播迁，与粤方言区民众广为接触和相互交流，而受强势粤方言的影响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惠州话作为秦朝年代中原华夏民族的方言，从2000年前一直保持稳定至今，确实是一个奇迹。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集中迁徙，且人数众多，在驻扎地形成强势的语言环境。当时进入岭南地区的秦朝远征军官兵达50万人，加上民夫、随军家属等可能还不止这个数。平定岭南后，他们主要集中驻扎在郡县治所及周边地区，因此在当地形成明显的语言优势。二是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华夏文化。当时的岭南地区仍处于原始氏族社会阶段，还没有建立主权国家，当地的文化还很落后，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秦朝远征军带来了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华夏文化，使当地原始的百越文化很容易就被先进的华夏文化所融合和吸收。三是岭南地区远离中原皇朝的政治中心，历来都不是兵家必争之地，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秦始皇死后，中原地区爆发了大规模反秦起义时，身患重病的任嚣召见赵佗，命其断绝通往中原的通道，隔断与中原的联系，不卷入中原地区的战争，从而使岭南地区免遭反秦起义及后来楚汉相争战火祸害。任嚣在临终前，让赵佗接任南海尉的职务。随后，赵佗在公元前205年兼并象郡和桂林郡，统一了岭南地区，第二年建立了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自封为南越王，保持岭南地区和平稳定近一个世纪，到汉朝进入文景盛世后才归顺汉朝。从那时起，岭南地区未发生像中原那样的大规模战争。进入岭南地区的秦朝远征军及民夫的后裔，2000多年来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繁衍生息] ，促进了中原汉人与百越各民族的融合，这也是当地客家人最早的起源，也是岭南文化形成的最初。

惠州的地理位置西连广府，东接潮汕，北依梅赣，南临深港，历史上，由于特殊的地缘因素，客家文化、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在此交汇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兼容共生的文化现象。由于惠州离客家大本营的赣南、闽西、粤东交界山区相对较近，因此惠州一直以来受客家文化的熏陶影响较大。沿海地区的客家人因邻近港澳，与港澳同胞和华侨往返较多，长期与海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容易接受新事物，吸收新思维。加之这里远离当时朝廷所在地，在古代交通和通讯不便的情况下，接受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较少，使惠州地域呈现了包容开放的氛围和态势。

自隋朝开皇年间设立循州总管府后，惠州作为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得到确立和拓展，而当时在城里居住的绝大多数人既传承着传统的客家文化，又有着独特的惠州本地特色。  他们早已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社会风俗、道德规范、宗教信仰和传统礼仪，随后又在这几方面从入城移民和周边移民中有所借鉴，有所吸收，有所扬弃，便逐渐形成了惠州独特的文化，并把它融合到本地的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和方言土语中。

最近几十年来，惠州方言在词汇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很多以前常用的词和俗语已渐渐不用，或者为别的词所替代，惠州方言有走向式微的趋势。导致此现象的因素很多，既包括社会生活环境、物质条件的改变，又包括方言自身发展的因素，再加上惠州市惠城区是身处闽客粤三大方言区的交界处，是个典型的客粤双方言区，容易受到政治上、经济上比较先进的普通话和广府话影响。因此作为东江文化的主要载体和活化石的惠州方言，作为一项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惠州方言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和保护价值。

观点汇集

暨南大学方言中心写的权威资料《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内容主要讲粤语，也不认为惠州话是粤语：如第4页的 惠州市基本上通行客家方言，惠州市内的口家话别具一格，不同于粤东及省内其他地方的客家话，是一种长期受粤方言影响，带有一些粤语特点的客家话。第35页的 珠江三角洲的客家话特别容易接受粤方言的影响，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惠州市内的客家话，就带有相当多的粤语色彩，以至有人把它当做粤方言看待。

《广东省志方言志》也认为惠州话是客家方言的一种，如第401页，处在方言混杂地区的客话，其词汇情况大体与此相同，不同的是混杂地区的方言之间会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而占优势的方言的影响力和渗透作用都比较大。处在这区域内的客话受到的影响一般都比较大，都吸收了一部分别的方言词，而惠州客话则因靠近粤语区而吸收了不少粤方言词如：闹交（吵架）、倾偈（闲谈）、瞓觉（睡觉）、返学（上学）等。

就连与刘叔新一样是白话人的江门著名学者司徒尚纪在他写的《岭南人文地理》一书中也认为惠州话是客家话。如第370页：在今惠州市内流行的客家话即拥有一大批粤语词汇，这些词汇都是从粤方言中借用而来的。故有学者认为，惠州话属于粤方言，但是受到客家话很多影响，因而具有客家话若干特色，当然，更（多）学者认为，惠州话属于客家话但受了粤方言很大的影响，因而具有粤方言的若干特色。这些相左的看法，恰好说明惠州话是客家话和广州话接触的产物。在375页：惠州被认为是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接触锋面之一，但也属一个外缘切线接触地区。明代学者王士性曾指出惠州方言的特殊性：盖惠作广音，而潮作闽音。到道光《广东通志舆地略》也说：省会音柔而直，歌声清婉可听。惠之近广者，其音轻以柔。现代语言学研究指出:惠州客家话里有很多粤方言词汇，与作为客家方言代表的梅县话有显著差异。这表明自明代以来广府文化东移与客家文化向西南推进都很活跃，两者在惠州一带接触地段实际上也是一条外缘切线。

第384页：广府系形成以后，以其强幼的经济实力和移民运动加速了粤方言的扩张，分布地域不断书大。东莞居民历史上主要来源于潭江流域，即四邑(今称五邑)地区，使用粤方言的一一个分支四邑话，故今东莞话被称为“小四邑”话。东莞毗邻的增城也是粤万言分布区，两者形成粤方言东部界线。而历史早期的客家移民抵达东江龙川，惠州以后基本停顿下来。明初首批客家移民进入东莞，到清乾隆年间才告完成，并与差不多同时进人增城的客家人在地域上联成片。形成惠州一东莞-增城客家分布界线，并与上述广府系东部界线发生两种文化接触，使惠州话既近客家话，又像广州活，实是一种混合话。

第385页：有着:“宁卖祖宗田，莫忘祖宗言”谚语的客家方言，也在各种形式的历史接触中失去部分语言特色，甚至丧失自己的语言阵地。如果说惠州话是客家方言变异的产物，那么在东江博罗、北江韶关等地，改客(语)从粤(语)已很常见，粵方言不但在这些地区城市流行，而且进入部分家庭。有一些客家方言岛的语言主体甚至被粵方言取代。

归属争议

粤中是历史开发很早的地区之一，然而关于这里的方言发生、更替、融合的历史还不甚清楚，各种争议都有。常见的观点，是把这一带方言当作客家话来看待的（黄雪贞，周日健，詹伯慧、张日升），但有个别学者把这一带方言看作粤语（刘叔新），也有人认为既不是粤语，也不是客家话（李新魁），当作属性未明的方言。

惠州话在惠州一般特指在惠州府府城居民的方言，上世纪50年代，著名语言学家岑麒祥先生在《中国语文》1953年第4期发表了论文《从广东方言中体察语言的交流和发展》，把惠州（即惠城区）与嘉应州并列为客家音系的代表点。袁家骅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概要》也把惠州在内的东江地带排除在粤白话分布之外。《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客家方言词条论述到客家方言在广东的分布时，把广东梅州、惠州、蕉岭等16县市，加上河源的五县一区；江西南部宁都,瑞金，兴国等14县市列为纯客县或以客家方言为主的县市。惠州即惠城区。但有学者持不同意见。1987年12月，南开大学中文系刘叔新助教(惠州人,母语为白话,不会讲客家话)在提交给中国语言学会第四届年会的论文《惠州话系属考》中，对惠州话的系属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来挑战学术主流，认为惠城区话应属粤白话中的东江系。由此正式展开了惠州惠城区水源音话是白话还是客家话的争论。

把河惠本地话看作粤语，困难更大，照刘叔新先生的思路，如果粤语接纳了河惠本地话作为下位的变体，那么可能会导致粤语概念的瓦解，甚至梅县话也可以算入粤语的范畴了。项梦冰、曹晖（2005）在总结上述两派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指出“归客派的说法代表汉语方言学界的主流意见，归粤派的说法则只是少数人的意见”。

评述总结

惠州话是珠江三角洲及沿海一带的商品经济逐步发展起来，通行于这些地方的粤语和闽语便随着经济交往而向粤北、粤东北及东江流域的客家地区渗透的结果，是客家地区的语言受粤语影响，逐步演变为既保持客家话的若干特点又吸收粤语某些因素的一种特殊方言，人们既接受了粤语，又保持着客家话，对外交际用粤语，内部交际则用客家话，成为“客粤双方言区。”

广府学者就是要颠覆以往学界许多人认为的惠州话等土语应属客家话的旧观念，如果他们的说法成功，这无疑是加大了粤方言的分布地域，扩大了粤方言的分支系统，现在决定竞争结果的因素主要是方言的强弱势和使用人口的多少，整合力强的方言大多是向心型方言，说水源音是粤语的话会削弱客家话的向心力，粤语惠河系一旦确定，将对近期学界缺乏坚实材料基础的粤东客家民系非客说，现代粤语源于宋末移民说等观点，是一种有力的批判，他会增大广府的势力。在过去，包括罗香林等先贤的著作中，只留意到经江西石城的“闽粤通衢”过武夷山进入福建宁化石壁——这被誉为“客家祖地”，而后，沿汀江，再进入广东梅州。但是，对沿东江源，经江西寻乌、定南一线，进入广东龙川，进而至惠州一线，却没有提及，以至有人把东江一线的方言，都不列入客家方言中。《广东客家史》确认了水源音为客家古音。由寻乌——龙川——惠州的客家人大规模进入广东的线路得以确认，原东江流域的“水源音”的归属终于得以证明。  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对水源音是为客家话的问题有了统一的认识，认为水源音属客家话范畴。

                                         （作者系广东客家人、客家文化研究者）

注：本文系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