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fteen Years Among TheHakkas of SOUTH CHINA》(译《华南客家十五年》) 原著作者:Frank.J.Wiens(卫英士) 译者:丁立隆 2017年5月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插图为目前所见客家祖地福建上杭最早的影像记录
Frank.J.Wiens (卫英士)男,美国人。传教士。100多年从美国来到中国福建上杭,曾在当地创办学校、建立医院。
丁立隆
男,福建上杭临江镇人。1988年本科毕业于厦门大学。1992年赴加勒比岛国和中南美洲各国经商至今。现定居于美国洛杉矶。北美上杭商会会长。北美百果园文学社社长。
第八章 芸芸众生,未知未觉
华南地区可谓是万山连绵,绵绵不绝。整个华南地区完全被群山覆盖,这是一个山的世界。有时我会疑问中国的大大小小的山峰加起来是不是比她四万万的人口还要多。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这里的菩萨神像的总数肯定比这个国家的山和人口相加都要多得多!从热闹喧哗的大街,到寂静冷清的荒野;从家族聚集的祠堂,到个体家庭的灶塘;从政府官员的门房,到学生上课的课堂;从集市到乡村,从山顶到河湾;总之,中国的每个角落都遍布着各色各样的菩萨,神像。每个菩萨和神像都代表着不同的图腾。人民敬神拜佛,烧香磕头,祈求着风调雨顺,四季平安,一帆风顺,子孙满堂。他们对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佛教,道教,儒教是那么的虔诚,膜拜。可以想象,如果美国人民可以像他们那样虔诚地求神拜佛来敬仰基督,那将会是什么样的世界啊!
所以,这个愚昧的腐朽的求神拜佛的习俗,是我们在中国宣教基督圣义的最大的阻碍。可喜的是,近些年,在华南客家地区,已经开始有股进步的破神的暗流在地下汹涌翻滚,开始冲击着这些数以百万计的泥神木偶的庙宇的根基。
距今大概四五十年前,在我们的隔壁身份广西,有位男子精神上开始觉醒。他厌倦了徒劳无益的求神拜佛,把眼光放回到自己身上,独立思考人生的意义。他渐渐认识到,那些神怪偶像绝不是人间万物的主宰,更不是芸芸众生的创造者。天地间,有另外一个力量是人世间一切万物的创造者,原动力,人类应该有更好的归宿。可是这个神秘的力量或者说圣主在哪里?他又是如何指引我们走向光明的归宿?我们该如何找到他?皈依他?这些问题他不得其解。于是,他就开始向天空膜告。这位出身底层社会的文盲认为,通过长期的自我清戒苦修,冥想,那他或许就可以找到答案。他开始日以继夜的在川穹之下静坐,节制各种欲望,忍饥挨饿的冥想,膜告。他告诉信徒们必须向苍天中的冥冥之神坦白自己的所有罪恶,那样精神才能得到解救,病体才能康复。很快,更多的人唾弃了那些泥菩萨,木神仙,开始聚集到他的周围,成为他的忠实的信徒。无论这是否他的初衷,越来越多的信徒奉他为领路人。他的这种修行方法和教义也被狂热的信徒传播到周围的省份。信徒们根据中国的习俗尊称他为“大伯公”,也就是最大的领袖的意思。当时的满清朝廷对这股以惊人的速度快速地在南方各省传播的宗教非常忌惮,担心这股势力会成燎原之势,引发全国的暴动,从而动摇本已经摇摇欲坠的清朝政府的根基。为了把这个苗头掐死在萌芽状态,当时的政府悄然而然地把“大伯公”秘密逮捕,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就迅速将他处死。可是杀死一位已经做好准备为自己的信仰牺牲一切的无辜者并不会得到好的社会效果。仅仅沉寂了不到十年,这个宗教运动又开始在南方各省流传开来,而且比上次更广,更快,更猛烈。“大伯公”以前的两位亲密信徒成为这次运动的倡导者。他们被尊称为“长老”。大量的信徒不仅身体力行的参与传播,还捐赠无数的金银财宝给这个宗教组织。大家开始在原来的发源地的“圣山”上修建新的庙宇,里面收放着许多信徒们捐赠的金银财宝和古玩字画。这个宗教的图腾标志也被镶嵌在这个庙宇里。但是这个圣山上的庙宇没有足够的场地供信徒参拜,也没有考虑如何摆放俩位长老的位置,所以,没办法到圣山参拜的其他各地的信徒就自发地在各地修建各自的庙宇来供养“大伯公”和那两位长老。
他们一般在露天下,摆放三张椅子,中间那张供“大伯公”坐的椅子是永远空着的,那是没有人敢擅自在上面坐的。旁边两张椅子就是两位长老的位置。在这三张椅子的前面,是一张很长的香桌,供摆放香炉和孝敬两位长老的食物和茶水用。两位长老就静坐在那边,不分昼夜,苦思冥想。在他们的前面,是其他众多的参与戒欲清修的信徒们。所有人都在那里默默地祷告,冥想。这种“大伯公”宗教模式很快在各地传播并且复制。各地信徒们也选择两位自己认可的德高望重的信徒作为领事者坐在那旁边的两张椅子上。然后大家一起静默祷告,清修。
我身边和这个“大伯公”教有关系的人是一位叫林瑞发的基督教徒。他年轻时候有次在路上偶遇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深深地被对方吸引,心底里渴望和她行夫妻之事。但这也只是电光火石般发生脑子里面的事,他也只是想像一下而已。因为在那个时候的中国,男女是授受不亲的。他根本不可能上去和女子搭讪。所以,这件事只是眨眼间的黄粱美梦。但是,谁知道居然这短短的几秒钟的杂念让他感受到“大伯公”的力量。据他回忆,后来在一次外出做事的地方,他突然而然就病倒了,四肢无力,周身疼痛,看病吃药都无效。这时有人就建议他去找正在当地做传播的“大伯公”教的“大伯公”看看。病急乱投医,林先生就去了。“大伯公”要林先生忏悔他的所有罪行,只有那样,他们的祈祷才会有效。林先生一一照做。“大伯公”接着就为他祷告。可是,祷告几次后,林先生觉得没有任何效果。这时“大伯公”就一再问林先生是否还有其他罪恶没有说出来。林先生前前后后,左思右想,才猛然想起多年前的那次路上的偶遇,自己心中的起的淫念。说来奇怪的很,林先生坦诚说出这件事后,“大伯公”的祷告马上起了神奇的作用。他的病痛全部消失的干干净净。这件离奇的事,促成了林先生放弃了求神拜佛,转而投向“大伯公”的教会。而且很快,他就成为这个组织里面的名人。他的名气越来越大,直到他自己成为了“大伯公”。他晚上不到床上睡觉,而是坐在椅子上带着信徒们日夜冥想,祷告。很多在艰难地戒掉鸦片的大烟鬼也跑过去祈求他为他们祷告戒烟。
与此同时,我们的教会也在拓展着分会。自然而然,我们就去到了林先生生活的那个叫“塘下”的小镇。它位于上杭北边50多公里。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林先生这样一位“大伯公”,会在和我们不怎么熟悉的情况下,把他的独子送到我们的教会学校来学习。后来,他回答了我的这个疑问。他说,他把他的独子送来教会学校,是因为在我们的学校学习,他感到很放心。在我们的教会学校,他儿子不会学到坏的东西。很凑巧的是,我们派到那个镇的牧师是他多年的好朋友。所以,各种因素相加,让他本人也越来越被基督教所吸引。他不仅积极帮助我们在当地建设教会,而且后来还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用他的话来说:“基督教比我现在的神教要好得多。”
林瑞发是位成功的商人,他打理着很多生意。其中一个就是销售求神拜佛的香烛,纸钱等等。我告诉他,卖那些东西不符合们基督徒的身份。他答复我说等过完春节,他会处理好这件事。这个回答让我很满意。因为作为一个刚刚信奉基督的教徒,他的所作所为比一些老基督徒都更符合基督徒的身份。早在洗礼之前,他就提前在做一些牧师才做的事。而且,他把教会安排的事情当做自己的家事那么尽心尽力去办。除此之外,他的人品还很好。讲信用,讲仁义。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很好。可是,春节过后的某一天,我去了他的杂货店。我一眼就看见那些香烛纸钱什么的还在他的货架上面。这些东西对他而言不值什么钱,为什么他要食言呢?这不符合他做人的原则啊。我对此有点闷闷不乐。我该怎么看待这位前景很好的兄弟呢?晚上大家祈祷的时候,我打开圣经,念到古希腊以佛所人皈依基督不久后就焚烧了价值千金的邪恶书籍这一章。然后我开始和大家讲解。林先生听完后,他对我说:“牧师,那些供养品等等的香烛什么的不值什么钱,鸦片更重要”。我意识到他或许有新的打算,就要他继续说下去。“那些拜祭品不值一提。重要的是我储存了大约四百块大洋的鸦片。鸦片才是真正害死人的东西。”这席话在我的心头一亮。因为,按照当时的市场价值,四百块大洋的价值相当于美国人的一万到一万五千美元左右。我接着他的话题说道:“你不是说这些鸦片佬愿意为了信奉基督而戒烟的吗?现在是你兑现你的承诺的时候了。”因为香烛的事引起的我的的不快,消失的无影无踪。当晚,我听到林先生一晚都在祈祷。
第二天,他告诉我,有位洗礼皈依基督的兄弟曾经多次复吸鸦片。虽然他答应林先生多次,要敬仰主,戒掉鸦片,但是林先生担心他没办法做到。这件事让他很揪心。我建议等我们在大街上的早课(当时那里当地教堂还没建好)结束后,我和他一起去找那位兄弟。这时林先生的一位老友也来了,这位朋友是个老赌棍,但是在林先生的影响下,也想皈依基督。
几个人凑在一张桌子前,就开始谈事。我极力劝说那位吸毒者无路如何都要戒掉毒瘾,而他也最后承诺了以后不再碰鸦片。那位赌徒也答应从现在开始戒赌。事情似乎很顺利,可是林先生并不像我一样那么相信这两人。他对那两位说:“既然你们今天都发誓要戒赌戒毒,那么,我们写下字据。如果你们以后复吸复赌,那么,你们要赔偿我今天烧掉的鸦片的同样多的钱。你们知道我的鸦片值多少钱的。”对此提议我觉得我最好保持沉默,但其他两方都答应了。这件事那么庄重,我为此要求大家都下跪祈祷再签字。字据很快拟好,大概意思如下:“以下签名各方都同意:1.林桃年承诺自今日始,无论何种原因都不再吸鸦片。2.林方声承诺自即日起,永不赌博。3.为此林瑞发承诺烧毁他存储的价值4百大洋的鸦片。如果前面两位违约,将赔偿林瑞发的鸦片损失400大洋。签名日期为1916年1月3号。大家毕恭毕敬地跪下祈告完毕后,各自签字画押。我作为双方的见证人也在上面签上我的名字。
下午时候,林先生的杂货店开始忙碌起来。大家把那些香烛,纸钱什么的都装起来放到一个大的藤筐里面。这是拿去烧鸦片的最好的引火材料。一切就绪后,林瑞发叫一位伙计敲锣打鼓的把大家集中到杂货店后面的一个空地上。很快听到消息的人群把这里围的水泄不通。人群中的一些鸦片鬼风言风语地嘲笑林先生,说他为了在洋人面前装好人,故意烧掉这些假的鸦片。也只有好骗的洋人才相信他的诡计。有谁会那么傻,烧掉价值四,五百块大洋的真鸦片。林先生听到这些,就叫了一位鸦片鬼出来,让他随便挑了一块鸦片闻闻看是真货还是假货。因为真假鸦片一闻就能辨别。林先生紧紧握住那块鸦片,让那人仔细地闻。那人因为兴奋过度,用力吸气呛到了,猛咳了一阵,最后竖起大拇指说是真货。千真万确。人群没有疑问了。但那些鸦片鬼又在叽叽喳喳地嘀咕,说那么多那么好的鸦片付之一炬多可惜,如果好心给他们吸的话,他们会幸福开心好长一段时间。他们恶毒地抱怨林先生没有善心,不得好死。这些话让我想起了犹大,他说把贵重的药膏涂在基督身上是浪费,还不如给穷人好。
点火之前,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宣讲,告诉大家鸦片是害人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烧毁它。正当在场的观众各怀心事,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熊熊大火吞噬着这些害人的毒药时候,林先生的老母亲突然出现在人群前。她气急败坏地骂着林先生这个败家子,随随便便就烧掉这么贵重的东西,简直是三生不孝!等等等等。林先生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他要我站到他的位置,防止有人从火堆里面掏鸦片出来。他站到了我刚才做宣讲的地方,还踩在一张板凳上。他情绪激动地大声对大家说,有谁可以拿事实出来证明他是不孝子孙?不论是平常时候,还是逢年过节,他都是尽心尽力地尽孝,从来没有违背母亲的意愿。又有谁比他做的更好?当然这些问题是没有人可以回答的。对于林先生的为人,大家都一清二楚,非常尊敬的。“乡亲们,我不是我母亲指责的那样疯,那样傻”,他大声对大家说道,“但是作为一名基督徒,我不能一边信主,一边卖这些害你们家破人亡的东西给你们!”
他现身说法,鼓励大家像他一样选择基督作为自己的真神,重新做人。
这一场大火,不仅烧掉了那些害人的鸦片,同时也把很多在现场的观众心里的腐朽宗教信仰给烧掉。给那一带的居民的精神上带去了非常大的震动。林先生用焚烧自己鸦片的义举,证明了上帝的无穷无尽的力量。证明了他对上帝的爱戴和忠诚。证明了他的博爱和仁慈。
我常常在想,像林先生这样一位刚刚从异教徒信奉基督的年轻人,他的所作所为,会让多少美国的基督徒脸红啊!有多少人口袋里揣着不属于你们的钱来到教徒做祈祷,又有多少人为了主愿意放弃什么恶习或着不愿意放弃什么恶习?你们在银行里面的钱有多少是属于上帝的?你们可以为富一方多久?你们为什么还不能因为基督的缘故而放弃你们的那些恶习?你们口袋里的不干不净的钱,终有一天会被焚烧干净;你们的那些恶习总有一天会让你们下地狱。共产主义占领自由美国的日子不远了,正如他们今天占领了俄罗斯,中国一样。在那些国家,许多以前的富有的教会兄弟现在身无分文,穿着别人好心馈赠的破旧衣服在大街上乞讨。难道你们也要像上面说到的俄罗斯人,中国人那样后悔:“要是我以前有钱时能够捐赠一半的财产或者其他奉献给上帝,我现在就不会忍饥挨饿,两手空空。”
哦,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你们发自内心地问问你们自己:“为了上帝,我应该放弃什么?为了上帝,我又该奉献什么?”
林瑞发兄弟曾经多次和我提到那个圣山和他以前一起在那个宗教组织里服务的其他众多兄弟们。他的那些兄弟们至今还在崇拜着,赞美着那些未知的神。他的内心很为他们担心,希望他那些兄弟也能早日改邪归正,皈依基督。所以,我和他商量好,等待一个合适的时间,和他一起去拜访那座圣山,我要在那里给那些还在迷途中的人群指点光明,一起来到基督的怀抱。
新年期间,我联系到附近基督教会的布德先生(Mr.E.S.Burder)和我们一起出发去林先生说的那个圣山。布德先生的教会正好在那个圣山附近,所以,他也很希望能够和我一起踏过界限,到别的宗教组织的地盘上,为那些还在黑暗中摸索光明的兄弟姐妹们带去基督的光芒,照耀他们。做过一些简单的誓约和基督教义的研讨之后,我们就开始这趟非常值得纪念的出行了。
到了那个圣山地界,我们一眼就看见许多高大的庙宇耸立在山脚下,人来人往,香火鼎盛。这个宗教组织看上去不像是在萎缩,而是在兴旺的发展。见此情景,我不由得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上帝指引我们如何在别人的基地里,拯救这些离光明不远的人民。
在那些庙宇的中间,是一座最大的神庙。里面香火缭绕,蜡烛明亮。其中,有两只常年不灭的巨大的蜡烛,伫立在大厅的中央。大家可以想象,要一年四季长明的话,那得是两只多么大,多么高的蜡烛柱子!庙里三面的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挂钟;地板上,香桌上,摆满了香客敬奉的各类物品。这一切,让我仿佛置身于美国的那些大型的古玩店一样。这样的排场,让我们有点相形见绌。由于提前递交了我们的名片,所以,我们刚到了门口,就有一串很长的鞭炮热闹地跳跃着欢迎我们。一位管事毕恭毕敬地在门口迎接我们走进正厅。大家客套寒暄过后,我跟管事的说清我们的来意,以及我们想见见那两位长老,并且想和他们照相。管事的说要去请示一下。稍后不久,他就回来带我们去见那两位长老。当我们进入另外一个内厅的时候,出乎我的意料,那两位长老已经离开他们平时寸步不离的椅子走到门口来迎接我们。一位大概60岁来岁,另一位大概70岁出头。很快,我就发现这两位长老其实已经是徒有其名了:他们的脑子已经不好用了。他们天天坐在椅子上,昏昏欲睡,根本无法理清自己的思路,更不用说来解答别人的困惑。他们只是一个坐着的木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完全是一个摆设。
他们甚至找不到任何话题和我们聊。这两具活木偶就呆呆的坐在那里,等管事的拿来新衣服给他们穿上,然后和我们照像。(他们的照片见本书)照完像后,那位管事的又带我们回到客厅。一桌丰盛的酒席已经在客厅摆好等着我们。虽然是美味佳肴,但是,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吃这么一顿美食。我们是来给这里处于黑暗中的人民带来光明的。我把随身带来的宣传小册子分发给大厅里的那些信徒,也顺便解答他们的一些疑问。有位以前可能接触过基督教的有教养的年轻人,看了我给他的宣传册,马上大声说:“对了,这就基督教的教义,我以前听说过。这是美好的理念。”我接过他的话题,直接跟他说:“是的,你很有见识。你完全可以学习基督的教义。现在我需要你帮忙安排我和大家做个宣讲。”我在大家面前肯定了他,这让他很有面子。我接着请求管事的给我机会和大家讲解基督教义。管事的有点为难。他担心这会触犯他们的教义,引起众怒。耶稣曾经说过:“有智慧的人有时也要甩甩小聪明。”我对管事的说,其实你不需要担心我们。我们两家是很有共同立场的。因为我们都反对供养那些菩萨神仙。我们两家应该更加紧密合作,取得更好的成果。这些话在他的心里引起了共鸣。他跟我说,他去请示下长老们。很快他回来告诉我,我可以在那里给大家布道,但是要等他们准备好。我以为他们只会允许我到庙的外面做宣讲。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请我在大殿的正中央,在那两位长老和众多他们的追随者面前宣讲!管事先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了我们,说我们是耶稣基督派来上杭做传播的,我们是友善的朋友,让大家欢迎我们做个宣教。
感恩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这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愿望。我肃穆地站在桌前,打开圣经,翻到第17:23章。当年圣徒保罗(Paul)站在雅典的最高辩事厅上面,面对着那些对基督一无所知的听众做宣教的事迹在我脑海翻腾。我无法和圣徒保罗相提并论,但我今天一定要秉承伟大的圣灵精髓,让耶稣基督的光明照亮眼前这些异教徒的心灵。他们已经在黑暗中摸索了很久了,阳光就在他们前面不远处。他们长年累月祈祷,求索的精神主宰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未知未觉的。川芎之下,芸芸众生的我们共同拥有一位神圣的神,一位天父之子,他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精神领袖!我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醍醐灌顶般让他们猛然醒悟。困惑他们很久的问题今天有了答案。人群开始沸腾起来。
我们婉拒了他们的热情挽留,宣教结束后不久就踏上了回家的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除去他们心头的寒冰,让大家温暖在阳光之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天,我们帮助他们跨出了第一步,接下来的步子该怎么走,需要我们用心合计。我非常不愿意看到,那两位长老逝去之后,他们加上原来的开创者(大伯公)会被列为中国成千上万个菩萨里面新增的三位。该如何帮助他们皈依基督教,把耶稣基督奉为唯一的圣父之子,唯一让我们向其祈祷的圣主呢?
第九章 战火中的传教士(上)
我不得不很遗憾地提到一点,那就是我在中国的十五年,就是中国近代风云变幻,动荡不安,内战不断的十五年。从我1911年到达上杭,到我1926年离开那里,无情的战火从未熄灭。1911年的夏天,我刚刚从俄罗斯辗转来到中国,就亲眼目睹了辛亥革命。这场革命,把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皇朝改变为民主共和国。可是战争可以一夜爆发,革命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几千年来有着自己的传统,信仰,文明的国家,要走向真正的共和制谈何容易。这些年不断爆发的内战就足以证明这点。
身处华南客家山区,我们不仅遭遇内战的残酷,还经历了民间的宗族纠纷的血腥。所谓的宗族纠纷,械斗,往往都是由最初的一个小口角开始的。两个不同姓氏的人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越来越多的各自的本家宗亲被卷入,简简单单的一次口角也就迅速转化为大规模的谩骂,打架,械斗。许多本来和最初的矛盾源头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仅仅因为是和双方的肇事者拥有一个共同的姓氏而被迫参与纠纷,争斗。经常千里之遥的一些人,只是经过某地,而被对方一伙当做敌人的同宗共缘而被绑架,甚至谋杀。许多械斗之人,还把对方敌人的心脏挖出来,当做至宝拿给洋人,希望能卖到很好的价钱。因为他们一直相信一个流传全国的传闻:洋人把人的心脏和眼睛拿来做药!在上杭期间,我就曾多次遇到那些凶蛮之人,拎着血淋淋的人类的心脏来找我,要我高价收购。我一而再再而三的严词拒绝他们,但都无济于事。最后一次,我只有警告他们,我将报官抓他们,此事才算是停止。大多数的老百姓对我们敬而远之。就算我们无所索求,发自内心地做了多少好事,治好了多少病人,接济了多少穷人,他们对我们都是心有抵触,很难得相信我们的本心。就连我们请的工人,都会出去偷偷跟别人说:“对啊,你们今天是吃了洋人给你们的米,说他们的好;可是,一旦洋人霸占了我们的土地,抢了我们的财物,拿到了他们所有想要的东西之后,他们的恶性就会表露出来。”大家可以想象,在那落后的年代,我们要和无数愚昧,腐朽的陋习,偏见,风俗,做斗争,才能让这里的人民看到希望,获得自己的新生。这份光荣而艰巨的工作,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我们这些忠诚的主的仆人,毫无保留的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家庭,甚至生命来完成主交付的使命。
开篇第一章我就说过,客家人非常迷信。他们用许多异常的自然现象来解释或者预言未来发生的自然灾难和人为的祸害。有一年的二月十三号,华南地区发生了地震,这造成了很多财物损失,死了很多人。自然,这件事被说成是上天对人间的惩罚。而在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那年,上杭当地许多老虎窜出山林,活吃了上百人的故事也被当做是对后来清王朝垮台和内战爆发的预警。
正如我在后面的章节将很详细地提到,当时中国的南北方双方内战的情况错综复杂。刚开始双方处于拉锯战,后来,南方军队慢慢占据优势,取得越来越多的地盘,开始分几路进攻北方的军队。福建当时属于北方军阀控制。为了抗击南方广东来的革命军,大量的北方军队被加派到上杭驻扎,一下子让人感觉上杭成为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原来驻防上杭的军队人不多,只有一个营左右。这些军人遵纪守法,爱护百姓,和上杭人民鱼水交融。他们深得上杭人的爱戴。但是,新来的军人就完全异样。他们偷窃抢盗,胡作非为。老百姓对他们怨声载道,但只能忍气吞声。大约有一百名原来驻守上杭县城的士兵被派到离县城五十公里以外的西南地区设防。他们由原来上杭县城的军队长官的儿子指挥。忽然有天雨夜,这位年轻的军官浑身湿透,满脸愁容逃回到县城。他狼狈不堪地告诉他的父亲,他的那营人马全部阵前反水,投奔南方军去了。这个消息马上在县城炸开了锅。新来的指挥官本来就对原来的指挥官心怀不满,就趁机把这个责任算到原来的陈长官身上。陈长官被以叛徒的罪名遭到逮捕。几天后的早上,我像往常一样经过兵营的时候,看见新调来的部队把原来的部队营房给围起来了。陈长官的部队被缴械了。
我感觉这件事非同小可。因为那些被缴械的士兵列队从我身前走过的时候,我看见这些挺拔魁梧的军人个个脸色严峻,汗滴如注。很显然,陈长官的性命难保。陈长官驻防上杭多年,视民已出,待兵如子,深得满城百姓的爱戴。全城百姓为他的命运担心。整个上杭城上空愁云密布。众人推举我作为代表去和那些部队头领斡旋,替陈指挥官求情。可是,这些人做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们已经把妄加的罪名扣在陈指挥官身上,还收集了一些伪证报告给福州的大本营。情况危急之时,我的一位教友提议,我们可以发电报给福州的最高部队指挥部,替陈长官求情。看来这是最后一个办法了。城里几位长者,乡绅们和我一起小心翼翼的措辞如下: 中国福州,最高军队长官:陈社其是一位尽职的好军官。在杭城多年,深受民众拥护爱戴。本教会全体教友祈求您给予他免罪。--美国传教士卫英士。
但当我去到邮政局的时候,发电报的工作人员悲哀地摇着头跟我说:“牧师,你来的太迟了。恐怕他会被枪毙。但愿你的电报有用吧。”原来他因为工作之便,了解到县城那些新来的指挥官已经和福州那边最高指挥部通了好几轮电报了。虽然他不知道那些电报的内容,但是,他分析没有好消息。我的电报很快发出去了。感谢上帝,答复的电文也很快下达给那些现任的指挥官:福州那边要求他们把陈长官和他的手下全部押往福州。他虽然被押到福州,也可能会被处死,但起码会有个公正的审判。好过在这里,被那些恨不得一枪毙了他的那些人随意处死。我这么做,让那些坏军官们咬牙切齿,可是他们不得不遵守福州那边的军令。全城的百姓知道这个结果后,大家都额手加庆,欢欣鼓舞。我们教会的好名声也传的更远了。没过多久,我收到陈指挥官的一封电报:“请照顾和保护好我的家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要被处死了吗?他是担心他被处死后那些军官会报复他的家人吗?我没有他的消息,无从知道他的处境。我把他的儿子(就是那位年轻的军官)找来,把这封电报给他看,问他如何回复他的父亲。他先问我是否可以允许他们一家到我们教会来住一段时间。我说没问题。然后他对我说:“告诉我父亲,就说我们一家人在您这里。”我照做了,并且在电文后面还顺带问候了陈指挥官。第二天,也就是礼拜天早上,我们刚要开始做早课,我就收到了他的回电。他说:“我很好,我已经官复原职了。陈社其。”当我把电文念给所有在场的人听后,大家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欣慰的笑容从一张脸感染到另一张脸上。这个好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城,就连那些叛变到获胜的南方军里面的士兵也为他们尊敬的老首长的平安无事感到高兴。基督教会救了陈指挥官的新闻让大家更加尊重我们教会,更多的人请求信奉基督教了。“善有善报”这句话在不同的场合得到验证。
最后的决战突然间在上杭的西南边打响了。北方军被击溃,他们从四处败退回城内。上杭四面城门紧闭,城内的老百姓人心惶惶,社会局面动荡不安。我们圣经学院的学生向守军请求出城到我们东门潭头的教会本部庇护,这个请求得到了同意。五月份的一天早上,我刚醒来,就听见学生们的吵闹声。他们兴奋地告诉我,最后一批北方部队已经全部仓惶撤离了上杭。我赶紧进城去看个究竟。原来那天凌晨三点,所有的地方官员和军队全部撤离了上杭。各个政府机关一片狼藉,空无一人,灯火长明。沿路随处可见他们为了减轻负担遗弃的衣服鞋帽,还有大量的弹药等等。有些贪小便宜的市民正兴高采烈的检获这些意外之财,更多的人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因为北方军是如此的不得人心。两座监狱的大门洞开,所有的犯人都四散而走。当我回到东门外的教会本部的时候,遇到一批在附近的军营迷路的北方军。他们告诉我,他们昨天晚上才从外面撤回到县城,今天早上就找不到自己的部队了。他们应该从北边出城的,但是走到东边来了。我带着他们走到大路上。看着他们在我身后衣衫褴褛,有气无力的扛着步枪慢吞吞的样子,我很同情他们这些当兵的。一问,原来他们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我好心想带他们回教会吃饭,但他们又怕被南方军抓到被处死。他们只想尽快走到正确的大路上,好早点赶回到他们自己的大部队。
当天早上十点的时候,城里的维持秩序的乡绅们派了个人来请我进城,协调城内的临时治安。那时候,不管是城里还是城外的,大家都急切地希望能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当我匆匆在城内穿街而过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见马路两旁的观望者紧张的脸终于轻松下来。洋人回来帮助维持治安的消息带给大家很大的安慰。这个患难之际,我们传教士选择了和市民生死与共,让很多人对我们洋人的偏见和误解,都化成宝贵的友谊和信任了。很快,一个临时的最高的权利机关建立起来,其他的各个附属部门也同时在筹划,城门的守卫也指派好了合适的人选。不知不觉,外面天色已黑。乡绅们希望我当晚留下来和他们一起管理县城,因为他们实在不知道夜晚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我在进城的时候已经答应城外的基督教会大本营那边的师生们晚上会回去陪着他们。我只有遗憾地跟乡绅们说,我必须出城回到教会,如果需要我,请他们派人来找我,无论多晚,我都会回来。五月正是南方的雨季,倾盆的暴雨已经连续下了一天。汀江河水已经开始泛滥。当我又饥又饿,疲惫不堪回到东门的教会大本营的时候,已经是全身湿透,冷的浑身发抖。做完晚祈祷后,大家暂时忘记了惶恐,上床休息了。午夜时分,我们教会的大门被人拍的震天响。原来是我们隔壁的邻居拖家带口要求到教会来避难。他们焦虑不安地告诉我,说是城里城外都动静很大,据说西门外面已经聚集了三千名土匪准备进城烧杀抢夺。他们为此希望到我们教会来保命。我极力安抚大家,跟他们说,那只是谣言,如果真有那么多土匪在城外,城里的乡绅们早派人来通知我了。而且,城里都已经做好了防备。但是他们根本听不进我的话。大家都带着全家老小和全部的家当以及那些鸡,鸭,猫,狗什么的涌进教会里来。还有些人就干脆在黑暗中站在街对面的凉棚下面,全然不顾他们身后是咆哮汹涌的汀江河水。我只好站在教会门口的走廊下,一边提醒着身边仓皇失措的人群,一边继续徒劳地安抚着大家,同时随时做好有任何突发事件的准备。凌晨两点的时候,城里的乡绅派人来请我进城。我准备就绪刚要走,教会里的教友们都不让我离开。他们认为,虽然我是洋人,无论士兵还是土匪都会礼让三分;但是三更半夜,黑灯瞎火的,别人根本无从辨别我的样貌,何况子弹又不长眼睛。他们坚决不让我走。
这时候,我深明大义的妻子站出来对着大家说:“你们大家想想,是让卫英士牧师去城里救百姓还是留在这里?哪个更重要?我们大家在教会的大本营很安全,坏人不敢来伤害我们。可是城里的那些非基督教的人们,他们的生命有危险,他们需要牧师。我们大家在这替牧师祈祷,让牧师去城里吧。”我告别大家,和那位报信人一起走进黑暗中。正如我所判断的,东门附近的街道没有任何暴力事件,大家都是自我恐慌。虽然,黑暗中的世界很平静,但我对未来还是惴惴不安。我在心中默默祈祷着,深一脚低一脚的走进了县府衙门。衙门里外灯火通明,西面的墙下,站着一排荷枪实弹的凶神恶煞般的南方军的士兵。原来出来主事的城里的那些有声望的老乡绅们和临时选出来的县长都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一个都没见到。就只有我和一位我们教会的老师面对着这些杀气腾腾的南方军的士兵们。南方军的士兵对我们紧闭城门阻止他们进城非常恼怒,个个摩拳擦掌地喊打喊杀,还扬言要放火烧城。在这种点火即燃的环境下,我该怎么办?我只有尽量温和地拦住他们的举动。我劝他们说:“你们烧了县城你们能得到什么?城里现在没有政府官员,没有北方军的士兵。烧城池对你们百害无一利。”幸好这些士兵里面有几位是上次小陈长官手下的那些反水去南方军的,他们已经知道我这么一位洋牧师救过他们的原来的长官。所以,他们内心还是感激我的。这时候他们不仅大声地附和我的意见,阻止其他南方军士兵的放火行为,还站在我身边保护我。我接着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放火,我和你们一起去打开西门,让你们的人有秩序地进城。
现在还是半夜三更的,什么都看不到。临时主事的老乡绅们都害怕躲起来了。等天亮以后,我找到他们。然后,我们推举你们的首领为我们的最高长官。这样可好?”他们同意了我的提议。我陪着他们一边向西门走去,一边在路上和他们套近乎。我向在街道两边黑暗中偷偷打量我们的群众大声解释说,这些人不是土匪,他们只是南方军。我告诉市民,大家不要怕,等天亮以后都来迎接南方军的新长官。
凌晨三点左右,我终于打听到那个临时县长的藏身处。原来他躲在东城门外面他的一个朋友家里。当我拍响那个门的时候,里面的屋主隔着门问我找谁。我跟他说我找谁谁。他回答我说那个谁谁不在那里。我的气血往上涌,有点生气地说:“你们仔细听着,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既然能找到这里,就知道他一定在里面。如果他再不出来,我就不管你们的事情了。你们自己去处理你们的危机。”里面听了沉默了一下,很快回答我说:“让我看看他是不是在这里。”不久,大门吱扭一声打开了。那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临时县长邱先生邀请我进了那间屋子。我把城里的情况跟他介绍了一下。我跟他说,邱先生,现在是你和那几位老乡绅们像个男人一样站出来的时候。你们天亮后,一起去迎接新来的南方军长官,就可以免除麻烦。他双腿发抖,很害怕地请求我马上接纳他为基督徒。我对他说:“邱先生,我很抱歉。作为基督徒,我不能撒谎。你现在还不是基督徒,我就不可以承认你是基督徒。如果你和那些乡绅们能够放下心理负担,愿意勇敢地站出来面对这一切,去迎接新的长官,那么,我会跟新来的长官说你们是我的朋友。我会尽量保护你。”他答应了我之后,我就告别了他回到教会了。
第二天上午大概八,九点的时候,我来到城里的县府衙门,看到他们已经在热火朝天地布置欢迎新长官的工作了。他们请求我作为乡绅代表排在迎接队伍的前列。大约十点钟的时候,上杭的西城门鞭炮,烟花齐放,锣鼓震天,当地民众热烈欢迎南方军的许将军进城。可能许将军的部下提前告诉他有关我的情况,他非常客气的一直和我攀谈。这时,邱先生走了过来。我赶紧向许将军介绍邱先生,并且再三解释邱先生作为临时的县长,他和其他乡绅已经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来拥护南方军的。许将军听了非常高兴。他们两人开始很融洽地交谈未来上杭城的治理工作了。我看自己的义务已经尽到了,就告辞他们,回到教会。
南方军进城后,给我们带来短暂的和平。虽然冲突总是时有发生,但毕竟没有大规模的战斗爆发。驻守在城里的南方部队其实不轻松,他们时常遇到小规模的敌人的偷袭。敌方的探子也经常被守军抓到处死,虽然其中不少是无辜的群众。每个人都是过一天算一天。未来是什么大家都无法预料。
既然是动乱期间,我们教会学校就先关闭一段时间。我想着乡下不会有什么战争危险,就想借此机会深入到农村去打开新的局面。虽然我的医生一再警告我要注意休息,不能太劳累,否则就会早点去天堂。可是教会里面要做的事情那么多,又没有其他合适人去做,而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还是可以支撑下去的。正当我一切就绪准备出发的时候,神派人来阻止我了。我们的前任县长邱先生不约而来。他问我是不是计划离开很长一段时间到农村去拓展教会事业?我告诉他是的。他很焦急地连忙摆手要我别走。他说他们已经知道,北方军正在计划反攻回来。我如果这时候去农村,一来非常不安全;二来城里的百姓需要我留下了协调各方的关系。他说就是城里的诸位老乡绅们请他代表他们来请求我别走的。我的家人和教会的兄弟姐妹们也一起求情让我留下来。众命难违啊。或许这就是上帝要我留下来的旨意。
这段时间,我们教会东门大本营里面躲藏了几位北方军的士兵。他们如果跑出去,就会被当做探子处死,只好一直藏在我们教会。有一位刚来的时候已经半死不活的。他整整四天没有东西吃,在泥沟里爬了几十里路来到我们教会的庇护所。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教会的庇护所里是最安全的。上帝会保护每个求上门来的生灵。而那些作恶多端的坏人也不敢在教会里面胡作非为。这几位北方军士兵里面还有一位是军医。所以,我们和他们相处的还算融洽。
现任的上杭的军政长官是我见过最残暴嗜血的恶魔。他常常变着方法折磨被他们抓到的敌方“探子”。其实真正的探子为数非常少。我曾见过一位被他们折磨的奄奄一息的“探子。”这个“探子”被他们用铁链紧紧地五花大绑,身上被他们用烧的通红的烙铁烫的体无完肤。他们残暴地拷打他,直到他完全按照拷打者的要求承认了罪行为止。这样的“探子”一旦被抓到,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行。如果能尽早被枪毙,还算是少受罪。对这种令人发指的灭绝人性的暴行,我是常常指责,抗议。当然那个长官对我恨的咬牙切齿,但苦于我是洋人牧师的身份,他也无计可施。这种已经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间渣滓,将来只能坠下十八层地狱!
不久,又有传言流传出来,说是北方军派了一支铁甲之师正面进攻了我们周围的南方军。这支北方军作战勇敢,但是纪律松散。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强暴妇女,无恶不作。现在这支强盗队伍正在沿着汀江南下,一路烧杀掳掠,下游地区包括上杭的老百姓怎么不会惊恐万分。
汀州府的群众在我的朋友Mr.Hughes哈格斯先生的带领下,成立了红十字会。哈格斯先生带着他的红十字会成员随军出发,在各个战地救护伤病员。有天,我接到他的求援信,要我带着一定数量的药品和绷带到汀江上游30公里的地方等他,他和他的一个救援小分队会在那个地方和我见面。我马上动身,带上足够的医疗用品到那个地方和他汇合。久别重逢的愉悦,让我们暂时忘记了大家都身处战火纷飞的环境。
几天以后,传言这支军队离上杭越来越近,大批的民众要进入我们教会请求庇护。曾经被误会,污蔑用人的器官做药的我们这些外国传教士一下子变成了大家眼里的救世主。由于教会的场地限制,我们只能让妇女和儿童进来。我很清楚地记得,8月6号早上,激烈的枪声由远而近。战争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我亲眼看见南方军被迫从城里撤出,一路逃窜出城。大批的难民从四面八方涌入我们教会小小的辖区,乞求能够保命。最多时有将近200百人挤在这里,共同祈祷天父的保护。大约上午11点左右,那些北方军攻进上杭城。他们见人就杀,见物就抢。就像是从地狱跑出来报复人间的魔鬼。我感觉事态很糟,就自告奋勇地从东城门外的教会基地出来进县城看看自己能做什么。
一路所见,惨不忍睹。一位大户人家的屋主,心如刀割般却有苦难言地呆站在自家门前。见到我,他只敢用眼神请求我的救助。我走进他后,他也只敢用手势告诉我那些强盗在他的房子里。我整理了一下身上的神职装束,拍了拍灰尘,大踏步进了他家。见到一位洋人牧师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那位正在翻箱倒柜的士兵非常错愕。他惊慌失措地把他的同伴从后院叫了出来。我威严而从容地告诉他们住手。他们乖乖地停了下来,并且随同我走出了那房子。外面的屋主对我千恩万谢地赶紧回到自己的家,很快大门在我身后被紧紧地关上。可是,当时在城里的大街上只有我和随后来到的哈格斯先生在主持正义。我们只能救助几家,却没有办法拯救全城的千家万户。
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渺小。杯水车薪的救护远远达不到主给予我的使命。我和哈格斯医生最后只能不管那些财物的损失,先投入到无辜受伤的市民的救助。因为那时候,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是各种各样受伤的群众,有的已经死去多时了。悲号声,呻吟声不绝于耳。那天又逢天降暴雨,大街上的雨水和血水参合在一起,在我们身边四处流淌,寻找着出路。多亏我有这个洋人牧师的免死身份,让我可以安然无恙的独自和哈格斯医生一起在街上就地救护那么多的伤员。我们找了个避雨的走廊做临时救护站,但是这根本不起作用。有时一个伤员还没包扎好,我俩就被叫去别的地方救治更危险的伤员。我们身上已经湿透,分不清是汗水,雨水还是血水。只想着尽量多救好一个是一个。我在这里包扎腿上中弹的男人,那边就有个妇女大声尖叫她的父亲快断气了;还有的家里连失双亲;有的亲人被发现横死郊外。有位可怜的父亲一再乞求我陪同他到西门找寻他那被士兵带走的儿子。我只好把伤员留给哈格斯医生,随同他在北方军士兵的枪口下面来到西城门外,终于在一个土坑里找到已经被枪决的他的儿子和其他两具尸体。那个心碎的男人,在风雨中紧紧抱着他儿子的余温尚存的身体,痛苦嚎叫,声嘶力竭。望着在倾盆大雨中遭此飞来横祸的悲伤欲绝的上杭乡亲们,我无比痛恨北方军那位首领,是他允诺士兵攻下上杭城,所有的士兵可以自由抢掠一天!上杭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不会忘记这样的滔天罪恶!
我告诉大家抬着或者背着伤员们跟我到教会来。我带着他们到我们新建好不久的教会宿舍门口。瓢泼大雨中,我张开双手打开大门,让善良的主接纳这些可怜的人们。众多的伤员挤满了我们教会宿舍。当晚我一直工作到半夜。天亮以后,我又和其他教友到城外的战场上寻找是否有活着的伤兵。虽然这些伤员曾经诋毁,中伤过我们,玷污过基督教,可是作为神的合格的仆人,是不会计较这些旧怨的。万能的主引导我们以爱报怨,那样才能感化那些误入歧途的人们。我们很自豪,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在上杭人民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身边,和他们风雨并肩,生死与共。我们用我们的爱和善心,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和信任。
由于所有的伤员都送到我们教会来救治,我们的能力和场所,药品等等都不够。县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乡绅们就在我们的教堂召开了个会议,讨论成立上杭县的红十字会的事。他们列了一份很长的筹委会成员的名单,同时强烈请求我们教会担任这个机构的领导。他们承诺只要我来负责,他们就会提供所有必须的经费,药品和雇请一位医生。我答应了。接下来我们把伤员从教会转移到城里的一所场地大很多的中学,红十字会的总部也随着搬到了那里。除了那些野蛮的兵痞们来刁难外,红十字会的工作开展顺利,伤员们也逐步得到更好的照顾,虽然我们无法保证所有的伤员都可以被救活。
有天下午,当我从红十字会回到教会宿舍的时候,发现后院布满了士兵。那位长官带着他的卫兵在我的书房等着我。他坐在我的椅子上,把腿翘在我的书桌上,晃着身子很轻蔑地盯着我。我太太告诉我,在我没回来之前,他们威胁她要搜查我们的屋子。没等我开口,他就大声咆哮着指责我站在南方军那边,说我在隐藏南方军的家属,还收藏了很多属于南方军的物品。很显然,这是我们基督教会的敌对派看到我们收留了那么多的难民和他们的财物,心存嫉妒,故意造谣生事,妄图从中得利。他最后告诉我,他们要搜查这里所有的建筑物。我坦然地告诉他,这是他的权利,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没有和他的军队对抗的意图和能力。他们翻箱倒柜折腾了好久,但还是一无所获。最后他下令要在教会里面避难的所有的妇女孩子,还有她们的行李物品都必须全部随他进城。他告诉她们,有能力保护大家的是有枪有炮有军队的他,而不是手无寸铁的基督教会。可是这些惊恐万分的难民们有谁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这样一位暴徒呢?所以,乘他回城之后,大家都一哄而散,四散而走,没有一个人按照他的指令去城里找他。可是人跑开了,她们的行李却被士兵扣着,要带进城里。这是我们教会建立以来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难关。无奈之余,我只好立即向城里的老乡绅们求助,希望他们尽快来我们教会商量对策。大家都觉得一定是那些心怀叵测反对基督教的人在背后搞鬼,想挑拨军队和教会的关系,借刀杀人。我隐隐感到形势的复杂性。如果军队要拿我们开刀,我们是毫无反抗之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我越想越悲观。这时那些接到我的求援消息后第一时间赶来的老乡绅们都纷纷安慰我,要我放宽心,他们愿意全力帮助我,并且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
那个长官对我的羞辱在第二天达到最高峰。他派了一个便衣过来牵我的骡子走,说那是敌人留下的,应该属于军队。我拼劲全力保护了这么多的妇女儿童,却得到这样的结果!我坚决不同意,准备以死相拼。那个长官知道我的态度后,就撤回了那个人,还假惺惺地安慰我。我敬而远之,相信上天自有公论,他的报应会很快就到了。
因为那些兵痞经常趁我不在红十字会的时候为难我的医生和其他工作人员,医生就希望我能每天早点到红十字会。兵痞见到我在那里,就会收敛很多。那天我比平常提前一个小时到了红会。虽然我们已经听说了南方军正在准备更大规模的反攻,但是平常也没特别的在意。可是那天在进城以后,我就听到了远处的枪炮声。渐渐的枪炮声越来越靠近,越来越密集。随后不久,四面的城门就被关闭了!我猛然意识到自己被锁在城内了!而我的家人却被隔离在东城门外的教会宿舍那边!战争已经打响了,局势肯定会越来越严峻。我必须回去和我的家人以及其他教友们待在一起。我请求士兵打开城门放我出去,可是我的要求被无情的拒绝。我只好像逃犯一样,沿着城墙四面走,寻找可以爬出去的缺口。这时一颗子弹呼啸着从我耳边飞过,我蹲下来,没多久,又一颗飞过。我这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身处战场上了。
我只有不得不回到红十字会寻找安全的地方。看着四周的医疗器械,闻着熟悉的消毒水味,我心里不禁暗暗叫苦。战争如果越来越惨烈,那么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伤员需要我们救治。如果北方军能够守住县城,那还好说。如果是南方军攻破县城,那我一直在帮助北方军的士兵,就会被当做“亲北”的罪证而被处理。目前的形势分析,南方军击败北方军是肯定的,只是时间问题。可是,我身在城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而且事后我才知道,就在我被困在城内全力以赴救助伤病员的时候,我日夜牵挂的妻子在城外做着同样的工作,只是她在救助南方军的伤员。
战斗越来越激烈,伤员也越来越多。虽然在内城后面有救助站,但是还是很多伤员运到我们红十字会来。双方的大炮不断互相轰着对方的阵地,特别是在半夜的时候,攻击方的大炮射的更加密集。我们有时候必须冒着枪林弹雨到城墙边把伤员抬走。呼啸的子弹就在身边不停的飞过,为了保命,我们有时候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旁边那些可怜的伤员躺在原地死去。要想快速弯腰穿过火力网到那些房子后面的屏护架,往往要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生死就在一线间。有时候,我们会从死去的士兵的衣袋里发现满满一口袋的银元。这些士兵再也无法享用他们从老百姓那里抢劫盘剥来的银元。上帝很快就对他们的罪行进行了致命的惩罚。整个县城的大街上除了战斗中的士兵和救死扶伤的我们这些外国传教士,连狗都没有一只。家家户户大门紧闭,所有的市民都躲在各自认为安全的角落。突然间变得空旷的大街上,只有我这位洋牧师独自发疯似的飞奔着。为了补充医疗用品,我只有冒险快速从阵地飞奔回红十字会。
战争爆发后的第五天下午,几位在城头上防守的士兵递纸条给我,说我妻子在东城门外面,有事找我。战事进行到这个胶着状态,东门已经变为双方火力交换最激烈的地方,我妻子怎么会冒这么大的生命危险来找我?会不会是南方军那边想骗我到城门楼,然后一枪撂倒我?虽然我是这么判定这是个圈套,可是我又不甘心,心里非常牵挂妻子和孩子们。所以,我还是冒险走到东门。在东门防卫墙下面的士兵见我走过去,就警告我别上城楼去。可是我来都来了,岂能放弃?我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爬到城墙根下。隔着那道城墙,我试着大声叫我妻子的名字。天哪!她果然在城墙的那边等着我!听到她的声音,我的眼泪霎时夺眶而出。妻子大声告诉我,她给我带来了一些换洗的衣服,还有一篮子的面包;在我的衣服里面,有两封信,其中有一份很重要的信;是南方军那边的长官写给这边北方军长官要求北方军投降的协议;那边要我把这封信送给城里的最高长官。城里对于城外南方军提出的缴械协议的回复必须在下午五点以前通过城墙递出去。在五点以前,南方军那边不发一枪一炮,所以她才敢来送这些东西给我。
听完妻子的这些话,我壮着胆子走上城墙,看见妻子孤零零地站立在城外的大路上,她头上围着的黄丝巾在风中凌乱。这一瞬间,站在战场上的她是那么的美丽!这个画面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里!妻子完全不知道她是处于多么的危险处境。就在我的身边,城里这边的一只炮弹上膛的加农炮正瞄准着她来的那个方向。而我的另外不远处,一个士兵趴在墙头,手里的步枪牢牢地指着她,随时准备击倒她或者其他目标!虽然南方军那边已经停火到下午五点,但是,这边的北方军并不知道情况,他们可是没有答应停止射击的啊!我赶紧让她回家。目送她的身影消失在地平线后,我打开了那封她给我的信:“我亲爱的弗兰克:为了拯救全城的生命,我甘愿冒险来到城墙下。就算因此死了,我也毫无怨言。南方军的长官知道你在城内,他们找到我,让我来告诉你,他们希望你把这封停火提议送给城内的守军最高长官。但是,回复必须在今天下午的五点前送回给南方军。否则,他们将摧毁这座城市。愿上帝帮助你。你的安妮斯Agnes。”
我深深地被妻子的这一伟大的举动所震撼。为了拯救城内的那么多无辜的生命,她冒死前来送信。万一神的天使没有成功阻止那些准备朝她开枪的士兵,万一她的前面没有人打着红十字会的旗帜,我们在家的三个可怜的幼小的孩子们怎么办?
考虑到之前这位守军的长官已经定论我为亲南方派,而且他为此还对我进行过羞辱和威胁,我觉得还是让城里的老乡绅们的首领去送这封停火协议为好,除非这个长官自己主动来请我参加和谈。按照中国人的做事方法,我本应该乘那个长官现在危急关头以牙还牙报复他的。可我是神的仆人,不会那么做的。乡绅们向长官建议请我参加停火的讨论,但是,那个长官一直不置可否。也许他自己也为以前那样对我感到羞愧。
当天下午五点以后,攻城的部队见城里对停火提议没有按时回复,一怒之下,加大了攻城的火力。城里的防卫非常吃紧。左右为难之下,乡绅们和一位守军长官的亲信来拜访我,想探听我的态度。可是我一点口风都没有透露给他们。第二天傍晚七点,或许是迫于各方的压力,守军长官派人来请我去议事。一见面,他就开门见山地请求我和他的一位手下去城外接一位南方军的军官进城来商量和谈之事。我说现在都天黑了,外面的军队哪里看得清楚我们举着的红十字旗?我们走到城墙上不是很容易成为活靶子?可是他一再哀求我。
最后为了上杭全城的生灵,我答应和我的一位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再冒一次生命危险去执行这个任务。谈判是艰辛的,反反复复的,双方都在极力的讨价还价。而我一个晚上在几公里的路上奔波了七个来回。每次当我摸黑踩着长长的竹梯不断地从城墙上面爬下去,再爬上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离天堂不远了。到最后,南方军的长官实在不耐烦了,他用疲惫的口气跟我说:“凌晨四点,就是凌晨四点,协议如果还没有签的话,我就开炮轰!让你们片瓦不存!”我说我没有手表,不知道时间。他从自己的手腕上退下手表递给我。我求他给多点时间,最后他延迟到凌晨六点。我又求他:“如果我迟到十五分钟的话,你要等我啊。”
所以,当我在城内一看时间不多了,就赶紧跟那个迟迟下不了决心的守军长官挥手告别。我说:“对不起,长官。我的时间已经到了。现在你自己解决问题了。”他又再三求我,说一切就绪了,他马上签字。无论如何,请我和他的代表副官再走一趟。我跟他说:“对方最后的期限是凌晨六点,现在只剩十五分钟了。我走到那边最少要半个小时。”当然对方多给了我十五分钟,但我不能告诉他这个。
终于我带着签好字的协议,迎着天边泛白的朝霞,一身轻松地走在出城的路上了。但是当我走到城墙根下时候,发现情况又都变了。地板上新添了一具尸体,士兵们又都躲在掩体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了。我大声问“怎么啦?”但没有人回答。看情况是又有擦枪走火的事发生,刚刚中弹死去的人就是证明。战战兢兢地爬上城墙后,我躲在掩体后面,把自己的红十字会帽子举过掩体,大声地对着城外喊道:“城外的士兵们,不要开枪。我是你们许长官的信使。你们的长官急着要见我,我现在要出城去。我保证城里不会开枪。”少顷,几个城外的士兵从躲藏的暗角闪了出来,给我搬来他们的云梯,让我从城墙上爬下去。见到许长官,精疲力尽的我用恳求的眼光望着他。“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或许这句从我的心灵最深处的表白触动了他。他终于同意了守军最后的谈判条件,在协议上面签了字。作为协议的筹码,我这个美国牧师必须陪同城内的北方军投降部队安全的到达汕头。他们可以在那里的南方军司令部领到九千块墨西哥银元。(墨西哥银元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在全球流通的硬通货。它在当时的中国也被称作“鹰洋”或者“蝠洋”。它曾在1910年前后的中国银两市场占据高达百分之三十的比重。-译者注)
这个条款让我这位洋人成为交战双方熄火的一个重要的人质。也意味着我要陪同这些北方军的士兵们到300公里以外的汕头!当许长官让我作为证人在停火条款上签名的时候,我情绪激动地对他说:“你知不知道,如果你的部队食言的话,我的命就没了!”他点着头,轻描淡写地回答我:“我知道啊。但你放心,我一诺千金。你要是不签,我只有开炮。”
上帝啊上帝,如果我当时有其他方法,我都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这么危险的处境。可是,如果战争继续,全城百姓生灵涂炭,玉石俱焚,那更不是我愿意看到的。既然主召唤我来到上杭,那我就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里的众生,那样才对得起我心中的圣父。
随着我的名字留在了那张停战协议上的那一刻,交战双方就立即偃旗息鼓。第二天上午11点,我就要和缴械的北方军士兵动身出发去汕头。
那天协议签好后,这位南方军的许长官还要我帮他做件事:“卫英士先生,是这样的,停火前我的上级本应给我三千大洋军饷的,但是打仗延误了。现在三天后会到我手里。可是士兵们没钱会闹事啊。麻烦你和城里的乡绅们谈谈,先凑个3千块钱给我,就算是我借的。三天后就可以还给他们。”我有点急了,我说:“许长官,你又不是不知道,上次你们撤退的时候,你们的士兵已经挖地三尺了。北方军来了,又重新搜刮几遍。我保证一百大洋你都找不出来。”他摇着头,恶狠狠地盯着我说:“我不要你保证什么。你只要把我的原话传给那些乡绅就行了!今晚六点前,我必须拿到3千大洋!”城里的乡绅们和老百姓只好砸锅卖铁,最后才在下午6点前凑够了这个救命钱。
虽然那时的我已经是身心疲惫,但心情却轻松了很多,毕竟心里最大块石头落了下来。难忘的六天六夜总算是平平安安地度过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一边满怀期待地憧憬着和家人和其他教会人员的团聚,一边又忧心忡忡地不知如何开口和他们说,第二天我要作为人质陪北方军远行。
还在不久以前,这些北方军的暴徒们还是那么蛮横,残酷地对待我;现在我却成了他们的衣食父母,救命恩人。他们要经过300多公里的敌占区,而我这个美国牧师,是他们不会被歼灭的保障。他们或许无法理解,曾经被他们欺辱,打击的我,为何以德报怨帮助他们。但我这位渺小的主的仆人,被神派遣来到上杭的宣教士,我用自己的行为,让他们感受到了伟大的基督博爱精神。这是一场无声的宣讲,是一场生动的布道。我相信,这场六天六夜的行为布道,已经在上杭人民,在这些双方交战的士兵们的心里留下深深的震撼,共鸣。
离别总是那么催人泪下,尤其是我这次生死未卜的远行。妻儿揪心的哭声,难掩出征的号角。临行前,我肃穆地拜托几位上杭的乡绅:“如果我这一去不复还,你们知道我是把命给了上杭。请你们善待我的家人。”
上午十一点,这些缴械的中国的北方军士兵和一位洋人牧师列队前往南门码头。那里几艘客船已经等待着我们。码头附近的城墙上,挤满了平时躲在各个角落的市民们,他们用眼光替我送行。阳光依旧灿烂,但不是每个人脸上都有开心的笑容。
一路上除了一些小摩擦外,我们这支奇怪的队伍总算顺顺利利到了汕头。这支投降的部队也如愿从南方军司令部那里拿到了9千块鹰洋的遣散费,而我也终于如释重负。这种感觉宛如重获新生。我是多么地感激上帝的恩德,是他做的一切,才使得上杭人民免遭涂炭,两边的士兵少丢性命;我才得以平安回到上杭,重见家人。
这次我回到上杭,全城的老百姓都对我感激不尽。还没到县城的城门,就已经有人在路上对我说着感恩戴德的话。有个人甚至在路中间向我双膝跪下,嘴里不断重复着:“多谢你救了上杭,多谢你救了上杭。”我纠正他们,告诉他们是万能的主做的这一切,是耶稣拯救了大家。他们不要感激我,而是要和我一起感恩耶稣基督。乡绅们在我们的教堂为我举行了一个很大型的欢迎仪式,庆贺我平安回到上杭。很多有威望的人士在会上一再表彰我为上杭人民做出的奉献。轮到我在台上讲话的时候,我又多次更正他们的说法,婉拒了他们给我的荣耀。我告诉大家,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神耶稣基督救了上杭,救了大家!所有的荣耀归与主。除此之外,我还专门提到,是我那弱不禁风的妻子,冒着枪林弹雨,来到城门外面送信给我,这才有了和谈的开始。当然,她的一切荣耀也是归功于主。因为她和我一样,都是主的忠诚的仆人。各种仪式完后,我被乡绅们拥进一个官轿。几个人抬着我,跟在锣鼓喧天的民乐班子后面,在大街上从西到东,再从东到西热热闹闹的游行了几个来回。一路上,红彤彤的鞭炮响彻半空,两旁的市民鞠躬,呐喊,鼓掌,致谢。这么高规格的答谢仪式让我受宠若惊。
第二天,乡绅们又通知我在家里等他们。早上九点的时候,我又听到了远处而来的锣鼓声。我走出大门,看见一只四十多人的乡绅代表队伍排在锣鼓乐队的后面,正兴高采烈地向我们家走来。前排的几位手里举着一个长长的刺绣横幅,上面用金丝绣着我这位美国传教士为上杭人民做的每件好事。其他人的手里还拿着许多礼品。曾经有多少次,我在心里感叹:如果这些厚道善良的人们,能够认识到是我代表的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拯救了大家;如果他们从内心感激和赞美我们伟大的神;那么,就算他们只字不提对我的感谢;一片树叶都不送我;那都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只是做了一名传教士应尽的义务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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