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乡愁和焦虑，全都被这个人拍下来了

admin

“书米”们还记得吗

最近，书单君在做一个很酷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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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中国表情”纪实摄影计划

（☝点击查看）

短短十天左右，我们就已经收到了1613份投稿，它们来自微博、微信和邮箱等不同渠道。


每当不写稿、不看书时，我就会翻翻后台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照片。看着照片里每一个人脸上的表情，总觉得那上面隐藏着某种情绪，某种故事。


摄影计划的征集还在进行中，书单君期待着更多优秀作品，也期待为大家呈现最后的结果——那些最能代表我们今年生活状态的面孔，和故事。


在发起征集时，我曾和大家提到，这次摄影计划除了我们“书单”，还有三位联合发起人——摄影家阮义忠、独立音乐人邵夷贝、文化批评家朱大可。他们三位不仅认可书单君的理念，而且也一直在为这次活动出力，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上个周末，书单君通过电话，与他们其中的一位聊了聊，至于是谁，也许你看了这张照片就猜得到了：






据说，几乎每一个初次看见这张照片的人，都会被这个淳朴又奇特的瞬间吸引住。还听说，陈丹青曾经忍不住找到摄影师本人，问他：

“这张照片是上帝替你按的快门吧？”

好了，不卖关子了，书单君通过电话采访的，就是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摄影家阮义忠先生。






初次和阮先生直接交流，是半个多月前通过电子邮件。当时我将活动文案的初稿发给他后，阮先生没说别的，只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拜托我在有关他的介绍文字中，删掉“华人摄影界教父”这一描述。


君子之风，实在令人神往。






这份谦虚背后，其实是非凡的成就——他曾行走台湾乡村近三十载，为陌生人拍了超过四十年照片，也是整个中国摄影界最初的启蒙者和引路人。


我想，也许你也会和我一样很好奇：


他四十年的摄影生涯究竟在探索什么？
他强大的创作力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内核？
他又对当下这个自拍时代有什么看法？


隔着海峡，通过电话，书单君不仅问了阮义忠这些问题，而且我还发现——原来我们每个人的乡愁和焦虑，早就被他的眼睛和镜头捕捉到了。

拍下乡愁

谈及童年，阮义忠说得更多的，是贫瘠的田地和辛苦的劳作。


他出生于台湾宜兰县头城镇的一户木匠人家，在家里九个孩子中并不出众，只是父亲沉重担子中的一员。


穷困让他急于逃离出生的土地。高中毕业后，才十九岁的阮义忠就凭借着有限的绘画功底和美学训练，在当时还算稚嫩的台湾文艺界崭露头角。那时，存在主义和“新小说”刚引入台湾，他十分迷恋这些强调个人主义的先锋舶来品，一度还写过不少小说、诗歌和评论。


就像早年那个带着戏谑性的笔名“Q.Q”一样，少年阮义忠恣意纵横，几乎目空一切。




▲高中刚毕业到台北工作的阮义忠，1969


直到有一次，他在报上看到《汉声》杂志要招聘一个艺术编辑，就去应征了。杂志创办人黄先生早就知道阮义忠的插画作品，双方聊下来很顺利，谈妥了待遇和上班时间后，这事就拍板了。


可等到两人走到门口时，黄先生才突然问：“对了，阮先生，你用什么相机啊？”这时，他才知道这个职位有一个要求就是要会拍照，而自己却对摄影一窍不通。在坦白实情后，杂志社给了他一个相机，让他多走，多看，多拍。


原本从未透过取景窗观看世界的阮义忠，如同突然获得了一双新的眼睛。



▲年轻时的阮义忠


在和我聊起最初拿起相机的日子时，他说那感受至今难以忘怀：


“拿相机、端起来、框住画面的时候，你还不了解你跟想要拍的陌生人有什么关系的时候，你根本不晓得要怎么取景——那一刻，我醒悟到我以前从来没有认真地去关心别人。”


此后，台湾文艺界少了一位追求前卫艺术的文学青年，多了一位试图去注视和观察他人、感受世间冷暖的纪实摄影师。




▲阮义忠走在童年之路，宜兰县头城镇，1987


后来，他又把这份注视投向了整个青春期都想逃离的乡村。在25岁后，他开始为《家庭》月刊工作，并开始了自己的归乡之旅。


当时，杂志社希望他能去拍摄一些观光景点，写些带点田园情调的游记，但他和他的镜头却偏移了方向，把乡镇里一个个陌生人的影像和故事搬上了《家庭》月刊的摄影专栏。



▲澎湖县望安乡，1979


然而，在很多时候，他只是被视为侵入者。


在第一次造访北埔这座传统村落时，他就感觉自己“把这个小城的一切都打乱了”,不仅在街头打盹时被警员踢醒盘问，还曾被视为大陆来的“匪谍”。




▲北埔金广福，1982
“那天的冲击历历在目；尤其是当我守在一个角落里，等候着行人走入镜头时，几位一直在老远打量我的小孩突然转身奔跑，一路嚷着：‘匪谍在那里拍照！’”


但这次经历并没有把他吓坏，在之后的五年内，他又造访了北埔十三次，记录下这座客家村落由兴旺到衰落的整个过程。













在封闭的乡镇小环境里，他开始更多地和对外来人敏感的乡民接触，取得对方的信任，最起码也会聊聊天，才敢按下快门。


他走的乡镇越来越多，拍下的照片也就越多，听到的故事也越多。在《家庭》月刊任职的六年期间，他拍下的几乎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一段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



▲台东县卑南乡，1980
“那天，我告别比利良，在干枯的溪谷间与当地最后的那户人家擦身而过...以裤为帽的，赤身拖着玩具卡车的小儿子、顶着半袋米的二儿子和扛着杂货的丈夫。半个月口粮还有着落，可是，在台北工作的大儿子久久还没寄钱回来，没钱就不能搬家。”






▲连江县妈祖，1979
“我把相机转向孩子们猛拍。由于是在远处用望远镜头把画面拉近，所以不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当然，还是有孩子发现了我，其中一个还用他自己的方式跟我打招呼……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刻，自己也不禁跟他一起笑起来，深深感觉到那分与被摄者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可贵。”




▲屏东县车城乡，1980
“挑拣洋葱入神的她，有如礼佛那般的虔诚。我摒住呼吸、按下快门，在一片寂静之中，相机的咔嚓变得奇响无比。我深怕吓着了她，却反而被她的不动如山给震住了。原来她是位聋人，活在不受尘嚣打扰的寂静天地里。那个当下，我与她一同浸沐在神殿的灿烂金光之中。”


从最初的《人与土地》、《北埔》等系列作品，再到后来的《四季》和《八尺门》等个展或作品集，他走遍了台湾大大小小的角落，把镜头深入到那些被社会遗忘的背面。




▲失落的优雅


一开始，他只是单纯地想记下让他感动的场景，但这些瞬间在后来却都成为了绝唱。


“我只是想留下我个人的回忆，”他在电话那头跟我说：“但没想到之后，台湾农业社会已经随着这个时代的快速变化而消失了，它变成了我们所有人共同的乡愁，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泰雅族少女，1987




▲台东县兰屿乡，1982



▲台东县海瑞乡，1983


我问他：“那您记录的那些乡镇，如今都已经消失了吗？”


他想了想，说：“以前，每个地方都有一些特色，现在都变成大同小异的景点了，到处都盖着风格一样的民宿，卖的都是同样的纪念品，所以，原来的原汁原味都消失了。”


隔了几秒，他又补充了一句：“虽然地方没有消失，但生活情调却完全不同了。”


就如同他在2000年前夕举办的那个展览的名字一样——“告别二十世纪”——台湾整个农耕时代的生活方式和风土人情都已经结束，而阮义忠就是这个告别仪式唯一的见证人。

虚实之间

在阮义忠一系列关于乡镇的作品中，有一本叫《台北谣言》（内地版更名为《都市速写簿》）的摄影集显得特别突兀。那里面的照片没有聚焦土地和乡民，只有一张张都市中的浮光掠影——这些，都是1975年到1988年他在台北期间拍下的。


那是在台湾解除戒严令的前夕，也是这个农耕小岛急速迈向现代化的发展期，大大小小的新鲜事物涌现在台北街头。




▲东区，1987


而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人们也在一夜间就被拽着前进，怀着不安和好奇面对变化，以及变化带来的问题。


在《台北谣言》的序言中，阮义忠写下了城市化带来的各种副作用：污染严重、交通状况差、生活质量恶化……他感觉整座城市都在“发烧”。


发烧的不仅是城市，还有在里面求生的人。




▲青年公园，1982


拿着和在乡下时同样的相机，阮义忠在台北街头却感觉力不从心，找不到拍照的切入点。原本，他想去找出都市人被夹在细缝中生存的无奈感，当成淳朴乡村的一个对立面，但他很快就放弃了这种过于粗暴的批判。


漫步在各式新新旧旧的建筑之间，他捕捉到另一种更为贴切的感受：虚幻。


当人心还停留在农耕时代时，世界已经迈向了机械时代，这种人与环境之间的不协调，成为了《台北谣言》的主题。




▲峨眉街，1988


他跟我说，光鲜的城市只是个包装，而当时他的镜头就试图去打开这层包装下的人心，在虚虚实实之间捕捉一幕幕荒诞的画面——时代的秘密从来就不在GDP或房价中，而是藏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台东县兰屿乡，1982

“一位浑身脏兮兮的流浪儿在廊下睡得香甜无比，脸庞贴着橱窗玻璃，享受些许空调的冰镇......在我框取构图之际，后方巷道走出一位撑伞遮阳的女士，整个画面犹如孩子的梦境，妈妈终于找到他了......”


“你细心看那个人的表情，就会看到这个人的生活是不是很充实、很满足，或者，这个人应该是在焦虑中、没有方向感，或者在失根状态当中。”


他本来还是在和我聊着表情，但很快就话锋一转，直入核心：“人内心里头啊，最珍贵的东西都彻底瓦解了。”


与其讲《台北谣言》是阮义忠作品中的异类，不如将其视为一种新生——当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已经衰落，人们不可避免地将生活重心转移到城市，迎接现代生活。


但在这个不可逆的过程中，人应该如何去化解不安、在城市重新建构生活，成了一个问题。



▲台北戏院，1983


这就是阮义忠在拍下这些荒诞瞬间时在思考的问题：我是不是也这么生活？我是不是也这么煎熬？


他把镜头当成一面镜子，一边对准那些恍惚的都市人，一边思考自己是否也如此迷失。这些创作和心理治疗合并下的照片，也让千千万万的都市人在其中看到自己，反思自己。


就在翻看《台北谣言》时，书单君也感受到自己平时走在城市街头常有的不协调感。这种感觉相信每个人都有过，如同阮义忠向我总结的那样：“人在这里生活，可是又不认同这个地方，就是最痛苦的一件事。”



▲仁爱路四段，1988


看着这些城市幻象，书单君不禁想到自己居住的城市环境，于是就问他：“阮先生，您觉得当下内地城市的变化和当时的台北相比有何不同呢？”


原以为这位经历过乡村衰落、城市巨变的局外人会给我比较冷静客观的回答，但在电话那头，他用一种混杂着赞叹和惊异的口气回应我：“太快了！”


“大陆变得更快、更全面、更彻底，我看全世界都没有一个地方跟大陆一样的，她（大陆）把人家几百年的变化在几十年内都完成了……”


如今的我们，走得比当初的台北人更快，是否脸上也常常挂着更为恍惚的表情呢？



▲衡阳路，1979


所幸，台北今天已经走出了当初的阵痛，成为一座十分宜居平静的城市。生活在其中的阮义忠也告诉我，每一个城市都必会经历一个转型的阵痛期，生活在其中的人要给城市一点点时间：


“人的身体在哪里，心就能够定在哪里，那个时候就有归属感，那一个人有归属感的话，那处处都会很自在，到处都可以有家的感受，那就是我们追求的所谓幸福美满的生活。”


他已经在台北找到他的家，那我们呢？

梦回黄金年代

在自传随笔集《想见，看见，听见》里，阮义忠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


年轻时，他曾收藏过大量黑胶唱片。可由于CD的兴起，他便购置了一套CD播放机，并在一次搬家中把以前的黑胶都留在山上的老家。后来，听不惯CD的他决定重新转回听黑胶，突然想到了已经放在山上十年的老唱片。


于是，他就跑回山上，找出已经布满霉菌的唱片，清洗了几张发现还能听，便用三个月，每天花四小时站在水槽旁温柔擦洗，把黑胶唱片一张张地抢救回来了。



▲阮义忠收藏的黑胶唱片。


这份复古的优雅，几乎贯穿这位老人的一生。


在台湾乡下，他曾经是抱着相机的闯入者，而如今，他成了乡村文明的守护人。



访谈接近收尾时，我故意向他抛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在当下，观念摄影（强调运用“摄影”表达“艺术观念”，而非记录现实）好像是比较受欢迎的，也更容易被商业利用。那在观念摄影大行其道的今天，纪实摄影的位置是不是很尴尬了？”


他并没有否认现状，而是再坚定地向我强调，镜头前面的人、事、物仍然是他的主题。


“我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一个摄影家充其量不过是50%的创作者，另外50%的功劳是对象的。所以，你拍照应该尊重对象，可惜这个已经不被那么强调了，而纪实摄影在市场也不那么受关心了。”


但在他心中，时代虽然已经转向个人主义，但纪实摄影将永远聚焦他人。




▲宜兰县南澳乡，1981


接着，我把话题引向了另一件有意思的事：“阮先生，您尝试过自拍吗？”


他在电话里笑得很开心，说自己“几乎没有”，每次自拍都会觉得：“咦，这个怎么不是我啊？”


有一次，法国搞了一个摄影名家自拍照的展览，给他发来了邀请函。机会难得，但他却选择缺席，原因就是拍不好。后来，策展人还给他寄了展览的画册，里面还真是各种摄影界的大咖，好像在责怪他失去了一次机会。


说起这件遗憾的往事，他还是笑着，像在笑自己，更像是在笑这个时代。


“我个人觉得，手机的发明，是把相机原来最特别的‘向外观看’，变成了一面镜子一样顾影自怜，这是我觉得最不好的一个现象。”


而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阮义忠还是将其归于人的内心：“我觉得就是人没有安全感，他想要让别人知道他，才会特别需要自拍来找个依靠、慰藉吧。他内心非常虚空，没有很实在的东西在他的心里头。”




▲东区，1987


这种反科技的言论，在当今这个自拍时代可谓“政治不正确”，但作为一个拍了四十多年照片的人，阮义忠完全不需要去隐瞒自己的看法。


他的作品中有一本书叫《失落的优雅》，这名字就如同他本人一样，既在潮流中感到失落，但又坚守着传统的优雅。



▲台北淡水，1988


在书的序言中，他对优雅下了这样定义：克己复礼。这种复古感，始终体现在阮义忠的创作观念上。


他曾经在不同场合说过，一个摄影家一生能只专注一个项目，那就很了不起了。于是我就问他：“那么阮先生，您觉得自己这一生专注的摄影项目是什么呢？”


他想也没想地回答：“是台湾农村那些平凡人物的日常生活，也就是人与人的信任，以及人与土地之间的协调。”


的确，通过摄影，他捕捉到了农耕时代中人与人之间最淳朴的真情，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互助、互爱、互信”：



▲台东市马兰郊区，1980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陌生人的信任，一言一行都差错不得......然而，他却令我喜出望外地招呼：‘少年仔，真凉，赶紧下来试试看。’我二话不说，由马路下到圳边，放下背包，脱了鞋子，卷起裤脚，细心地在他的下游处落水，双掌汲水梳洗一番后道谢：‘感恩您相邀，刚才差点中暑，现在全身清凉舒畅了。’”


他也关注人和土地之间的和谐，关心环保，关心地球的变化，关心人在经济转型期间是如何“掉到一片不毛大地的破碎裂缝中”：





▲云林县北港镇，1979
“一个虔诚的妇人才踏进朝天宫的山门，便不由自主地双膝落地，激动不已地叩起头来。地上厚厚的一层鞭炮屑早被无数双脚踩成了脏泥，铺天盖地的鞭炮也随时都会炸过来，她却无视任何障碍。”


对于这些乡情和乐土，他随后补充了一个词——“黄金年代”。


“但是在今天，这个黄金年代是不是已经消失了呢？”他在电话那头问我，接着又自己回答：“我相信不会的，我们应该重新在当今这个社会找到这种人跟人之间的互信关系，要重新建立互助的可能性，还要继续维持。”


“我们要把个人的小爱，稍微再拓宽为大爱，去把别人的好当成自己的好……”这个道理看似粗浅，却是他四十余年摄影生涯总结出来的，而且，他也不遗余力地在实践它。


就在二十世纪末，台湾遭遇史上损失最严重的“九·二一地震”。在来自各界的救援力量中，早已功成名就的阮义忠也是其中一员，他试图用自己的小爱去抚平受伤的台湾。


他跟随慈济基金会重建者的脚步，用了3年时间记录下50所学校重建的过程。


在那之后，他皈依了佛教，而且一直到今天还是慈济基金会的志工，还在传播自己的小爱。




▲阮义忠摄于台湾“九·二一大地震”救灾现场


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阮义忠会更加坚持地举办、参与各类纪实摄影活动，多次“不合时宜”地讲人文精神，呼吁人心的回归——无论是摄影还是赈灾，都是一种付出，一种对他人的关注。

“只有发现别人的好，内在才会更丰富。”

在电话那头，他一直在跟我重复着这个有点老生常谈的道理，而我，却有点无言哽咽。


这位66岁的老人已经记录完他的黄金年代，而接下来，就得看我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