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惟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网-中国新闻出版报 时间: 2007-06-13
1995年9月张胜友出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后,在十多平方米的总编辑办公室安放了一张行军床,关起门来调看相关出版法规、文件,又在找了各方面的人员谈话后,他召开全社员工大会,有人在私下嘀咕“新官”不知要发表什么“空洞”的施政演说,张胜友却说了两条:
一、 重组编辑室,今后上下班不打卡了;
二、下月起,实施“工资过千”工程。
人们都怔住了,也忘记了鼓掌,只有那位每月拿300多元的打字员怯怯地问了声:“也包括我吗?”
张胜友断然回答:“你下月起就拿一千块。”
从来“言不及钱”的高级知识分子们,才忽然醒悟地哗啦啦鼓起掌来。
事后张胜友也捏把汗说,这叫韩信用兵,背水一战。
作家出版社这座文学的圣殿,原先都按传统文学样式,划分了小说、散文、诗歌、文学理论、外国文学等编辑室。室主任为正处级干部,又是这方面有威望、有影响的编辑家。每天打卡上下班,有如机关的按部就班,各室互不通气,也无法竞争。张胜友一上任,宣布重组编辑室,编辑不再坐班打卡,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都可以组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多种选题。但每个编辑必须建立一个账本,每本图书需记三张卡片,分别是成本卡、销售卡、利润卡,年终总算账。这使不用坐班的编辑们工作飞转起来,而且从“君子恥言利”到主动关心市场,并使编辑工作与发行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当年就出现了一部图书,利润达90多万元,编辑、发行人员的奖金不封顶,一一兑现。
他上任一个月后,作家出版社的月图书发行码洋从39万元跃升至276万元,一年后年发行码洋即从原来的1200万元达到3850万元,那位打字员的千元工资底线不但有保证,而且又翻了一番了。
其实,张胜友作为指挥战役的大将,他深谙把市场改革的机制引入意识形态属性鲜明的图书出版业,最终必须服务和体现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缺一就要翻船。
而作为改革者,他采用足球的AB队制,参与改革竞争的A队的编辑、发行人员最高年收入上不封顶,被淘汰而不出局的留在B队,在原体制基础上拿的基本工资还是比原先高出许多,而张胜友自己也只拿平均奖金,虽然按市场规则是一种个人的牺牲,却保持了全社员工的稳定与和谐。
九年来作为具有国家出版导向意义的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获得了100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图书奖项(包括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及茅盾文学奖)。尤其是中国长篇小说四年一届的“茅盾文学”奖,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桂冠。试举1999年的评选为例,全国每年出版长篇小说约800部,四年来累计达3000余部,全国推荐参评的156部,内有作家出版社的21部,占了1/7,经无记名投票筛选出30部入围作品,作家社有7部,最后评出4部获奖作品,作家社有1部,均占1/4。1999年中央六部委联手推出10部优秀长篇小说向建国50周年献礼,作家出版社的《中国制造》名列第一;2001年中央六部委又联合推出10部优秀长篇小说向建党80周年献礼,作家出版社有两部:《至高利益》和《英雄无语》,后者是闽西籍女作家项小米的倾力之作。
作家出版社还出版了许多引领市场潮流的畅销书,如《哈佛女孩刘亦婷》发行200万册,《三重门》发行110万册,《日子》发行90万册,《霜冷长河》《千年一叹》各发行60万册,《十面埋伏》《来来往往》发行均超过30万册等。在图书的社会效益和导向上站稳了脚跟,我们再看张胜友九年领导作家出版社,国有资产年均增长率达31.15%,净资产(所有者权益)年均增长率39.55%,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年均增长率67.60%;年发行码洋突破1.8亿元,依靠出版社自有资金解决了全社员工的住房问题,员工年均收入超过6万元,就可知确是文艺类出版社的奇迹,也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贡献。
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郑必坚,是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著名理论家之一,他知道作家出版社改革之初,告状信不断。到了1999年,张胜友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在“三讲”中仍由原单位全体员工无记名投票对他进行测评,满意率竟达100%,郑必坚深感欣慰,认为这是群众对改革满意度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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