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所需要的文艺复兴（谢有顺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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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作客“八闽书院名家大讲堂”开讲——
中国所需要的文艺复兴
      
东南快报  日期:[2016年2月3日]版次： A12-- 文周刊 --


    众多听众慕名前来

    谢有顺为读者签名赠书

    谢有顺

    应福建省文学院邀请，闽藉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于1月31日晚作客“八闽书院名家大讲堂”，开讲《中国所需要的文艺复兴》。这是省文学院在2016年春节来临之际为广大市民精心准备的“贺岁文化大餐”。

    尽管寒潮的余威未褪，天空还冒着小雨，但谢有顺的这场在夜间举办的讲座，却出乎意料地吸引了近200位听众参与。他们冒雨前来，晚到的市民站在书院天井下的石板上，从扩音器里感受谢有顺言语之间的锋芒和思想的闪光。

    文学艺术在中国扮演了“准宗教”的地位

    中国人之所以成为这样的中国人，很大程度上是由文艺塑造的

    “中国所需要的文艺复兴”是个巨大的命题，谢有顺对它的关注源于对央视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的思考。他肯定了《大国崛起》的精良制作，但他也发现了其中一个“重大缺失”--在考察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制作团队分析了欧洲政治、经济、军事的复兴，但独独忽略了文艺复兴对欧洲的影响。“这让我非常震惊。如果离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就无法解释欧洲500年改革的历史。”

    谢有顺从中感受到，当今的很多文化从业者对文化的理解和态度是非常肤浅的。中国自上而下也在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都在感受一个国家的崛起。但他有一种担忧，他担忧社会大众把一个国家的崛起仅仅理解成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崛起，而忘了文化的复兴和崛起才是根本，才是属于一个国家具有灵魂的最重要的一种崛起。“中国是文明古国，但在当今的日常生活中，文化、文明，似乎起着点缀的、非常次要的作用。”

    谢有顺认为，民族复兴的先导和先声应该是文艺的复兴，而文艺复兴的基础是文学。“对中国而言，文化艺术有特殊的价值和特殊的地位。‘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文’为什么在中国文明传统中如此重要？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想、这样爱、这样恨？中国人为什么能成为今天这样的一个中国人？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学艺术所塑造的。”

    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一书中提出，诗歌是中国人的宗教，谢有顺引申了对这句话的理解。“当一个民族没有一以贯之的，所谓有终极追求的宗教信仰的时候，我们的精神栖居在哪里？主要通过文学艺术来完成。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也有自己的宗教，它可能就是诗歌，就是诗歌中的清风明月，山水自然。”谢有顺认为，尽管中国没有一以贯之的宗教传统，但文学艺术扮演了“准宗教”的地位，与西方相比，这是非常不同的民族特点。

    “西方有宗教传统的国家，宗教主题的绘画有近1000年历史，看西方古老教堂的壁画，都是宗教主题，这也是西方绘画的巅峰成就。中国人也画了1000年的一个同样的主题——山水画。中国画家笔下的山水，其实就是西方画家笔下的圣母、耶稣……”谢有顺说，从绘画的题材中，就能看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从给小孩取名中看中西方的文化差异

    中国人信归信，活归活，日常生活往往不会交给宗教

    “在日常生活中，宗教传统在塑造和影响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往往不会交给宗教。”谢有顺说，中国有一整套影响和塑造生活的方式。“比如，给小孩子取名这件事，就有东西方民族的异同。”

    “在有基督教传统的西方国家，小孩的名字，经常看到彼得、约翰、玛利亚……西方人这样取名的时候，是真希望他们的小孩能像这些圣人一样，过一种神圣的生活。中国虽然有很多人信仰佛教，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见过，哪怕是最虔诚的佛教家庭，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小孩取名为一灯、了因、空相、玄慈……他们不但不这么取，甚至认为这么取会是不祥之兆。”谢有顺说，从取名这件事中就表明，中国人信归信，活归活。“信”是放在心里的，“活”那个部分不会轻易交出去，日常生活不属于他所信的“佛”来管理。

    “谁来管？文学！”谢有顺说，中国人给小孩取名的参照不是宗教典籍，而是文学典籍。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名字取得好不好，要看他的名字文学不文学，优雅不优雅，有没有出处，有没有用典。“比如你们看我‘谢有顺’这名字，就知道是农民取的，还有张富贵、李有财、王有钱……如果我叫谢冰心、谢恨水，或者谢清发，你就会想到李白的‘中间小谢又清发’。为什么‘谢清发’‘谢恨水’比‘谢有顺’好呢？因为它们传递出的信息是优雅的、是审美的、是有意味的、是用典的。”

    “文学对中国人的影响之大影响之远，超越了别的任何学科和学问。”谢有顺说，哪怕是最偏远的乡村，哪怕是未开化的或者文盲很多的地方，那里的人可能都会讲三国的故事，讲戏曲里的故事。“文学艺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人和中国人的价值观。正是因为文艺对一个民族如此的重要，所以我才说，没有文艺复兴，所谓的民族复兴是空的。”

    文学之于史哲，更形象也更大众化

    现在的一些公文和领导人讲话，是对汉语的极大伤害

    “文艺，尤其是文学，又尤其是诗歌，它在中国就起到了‘准宗教’的作用。这是中国与西方非常大的民族差异。”谢有顺说，文学之于历史、哲学而言，更通俗更形象化，更普及也更大众。很多中国的思想，比如《庄子》或《道德经》，很多人不一定读得懂。但不管是老庄的哲学还是儒家的哲学，经过文学的转换之后，就很容易读得懂。

    “中国不一定有很多人读过儒家的原典，但很多人却有儒家的思想和情怀。很多时候这些思想和价值是借由文学来形象化，也借由文学来传播。读杜甫，就会明白儒家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读李白，就很能理解老庄的那种哲学；读王维，就能比较感性地理解佛家的思想。”谢有顺说，思想经过文学的转换，通俗化了，感性化了，形象化了，也因此大众化了。

    “五四的先贤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文艺来改造国民精神。胡适，白话诗的第一人，他是很好的学者，但他其实并无诗才，不具备诗人的那种禀赋。”为什么没有诗才的胡适要通过诗来变革中国？谢有顺说，几千年来，格律诗的成就非同小可，从四言到五言再到七言，每进步一个字或两个字，都花近一千年的时间，格律诗是极为成熟的文明的结晶。“胡适很清楚，如果把格律诗的堡垒攻下来了，就能顺利地用白话代替文言，因为文言的巅峰成就就是格律诗。”

    谈及诗文，谢有顺不禁为当下社会对汉语的伤害深感痛心。“中国本来是文明古国，我们的诗文之发达令人叹为观止。但是我经常看现在一些公文，包括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就感觉到一种很大的缺憾。什么时候我们的汉语被蹂躏成这么枯燥乏味？现在的一些社论也好公文也好领导人的讲话也好，既空洞又格式化甚至是毫无文采。这是对汉语极大的一种伤害。为什么各级机关各级领导把讲话稿写得如此乏味，让人看了如此难过？这确实是对汉语极大的不尊重。”

    中国缺乏文化产品的有效输出

    我们不断地输出物质，但从未把国家的文化有效地传输出去

    “文学是文艺复兴的基础，文学是一切艺术的母体。如果没有文学的复兴，所谓文艺复兴也不过是一句空话。”谢有顺说，中国古代并没有把文学家艺术家分那么细，没有什么画家、篆刻家、书法家的说法，往往都把他们通称为文人。“无论做哪种艺术，它的基础是‘文’。书法、绘画、相声、小品、影视、微电影、动漫，无论做哪种行业，如果不懂文学，或者没有文学做基础，这个行业一定不可能有所作为。”

    谢有顺说，他有一些动漫界的朋友，有一次，一位朋友向他介绍了一部新的动漫制作，他观看后十分疑惑，为什么动漫中的鸵鸟形象像一只鸭子？他向这位朋友提出疑问后，得到的答复是--因为日韩动漫的鸵鸟形象都像只鸭子。“离开日韩动漫的基本的符号，中国的大部分动漫公司不会做动漫，只能沿用他们基本的符号和造型。”

    “《功夫熊猫3》刚上映，必须承认，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很浅显很通俗，但是也很准确。这不完全是技术的胜利，而是有没有胆识创造自己的形象。”谢有顺说，中国的大部分动漫公司，恰恰没有勇气也没有胆识加入中国元素，创造出有中国味道的形象。

    “物质输出的确改善了中国提升了中国的国力，这是改革开放下的一种选择。但3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还是非常粗放地走向别国输出物质的这条路，我觉

    得已经走到了极限，甚至已经走到了很难再走下去的境地。”《时代周刊》的一期封面让谢有顺有所感慨，封面上是几个穿着灰不拉几的工装的中国工人，满脸疲惫地站着。“这是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觉得中国人都在流水线上为世界人造各样的产品。这当然是中国现实的一部分，但绝不是中国的全部。

    “很多外国人在用中国的物质产品的时候，在用中国的鞋子袜子，穿中国的衬衫甚至看中国人造的电视机的时候，从未想过中国也有过老子庄子、李白杜甫……也有过辉煌的文明，他们不会想过这个民族也有自己文明的传统，也有自己价值的谱系。为什么？因为我们缺乏文化产品的有效输出。”谢有顺以《哈利波特》所创造的巨大价值举例说，文化的输出和产业，一方面是诠释我们的价值观，诠释我们的民族形象和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也必然能产生利润。“如果我们还是靠卖廉价的产品创造微薄的利润，这条路走不下去。”

    “人家对我们的价值观没有亲和感，没有认同感，怎么会放下对这个国家的成见。如果没有文化的输出，没有文化的复兴，没有文化产业和文化交流的发展，如何让人对这个国家有所敬畏。”谢有顺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不断地输出物质，但从未找到一个办法，把国家的文化有效地传输出去。

    人物

    谢有顺，

    1972年生，福建长汀人。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出版有《小说中的心事》等著作十几部。曾获多个重要奖项。入选全国“四个一批”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广东省文化领军人才，并于2010年被国际经济组织达沃斯论坛评选为“全球青年领袖”。

    东快记者林鹏浩/文高向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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