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民系的形成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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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民系的形成時限

2015年02月06日10:58    來源：梅州網

　　客家民系形成於何時？這是客家問題研究領域極為重要而又沒有得以充分論述的問題。被譽為"客家研究的泰斗"的羅香林先生對此的認識也模糊而不確定。雖然當海外有些學人比較明確地提出客家民系形成於五代至宋初，這一觀點是否准確或恰切，我們姑且不論，但是，論証它的方法都基本同於甚至參照羅先生對同一問題的論述於歷史學理論的范疇，這就覺得有些難以服人了。

　　我們認為：對於客家民系的緣起、形成以及發展壯大等一類問題的探討，除了必須運用歷史學理論知識外，更不能脫離民族學的研究方法，因為民系與民族的概念內涵有極大的相類性，它們之間的區別，一般說來主要是祖源的獨立與從屬，如果按下祖源問題不談，那麼，我們則不難發現：客家民系在歷史上形成的"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除了"共同經濟生活"與其所屬漢族特別是南方各漢族民系有較多的相同或相似之處外，其他與別的漢族民系特別是別的民族相比，都有諸多鮮明的相對獨立性。鑒於這種認識，我們就有較為充分的理由認為：客家民系形成於唐末至北宋這一歷史時期。

　　一

　　唐未至北宋遷徒的客家先民規模具備了形成客家民系的勢力。客家先民究竟何時開始從中原南遷? 這也是學術界頗有爭議的問題。不過，這不在此文論述之列。筆者據近百種客家族譜的查考中發現，中原人氏南遷真正與客家民系有明顯直接關系而又成批成群的，在唐未以前起碼有三次之多：一是西漢末年王莽執政前后﹔二是晉朝未年"五胡亂華"之時﹔三是唐代中期"安史之亂"時期。此中所述第一次與第三次的遷徙，是為客家問題研究者多有忽視的。筆者有機會將就此另文詳述。不過，三次遷徙中以晉末那次規模最大，所以，它一向為眾多客家研究者所關注和論述。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唐末以前從中原南遷而當時就已抵達閩粵贛邊區這一孕育客家民系區域的客家先民人數無多，並且基本上都隻遷至於贛南或閩贛邊區。這點，我們用不著佔過多的篇幅舉例說明，從羅香林先生的《客家源流考》中對晉次遷徙的論述，所舉的七種客家族譜隻有二姓（鐘氏遷贛州、賴氏遷南康）遷達贛南就可窺出一斑。更重要的是，這時遷於贛南與閩贛邊區的客家先民，與基本同時遷於贛中以北的中原人民在時間和空間上都保持著內在而明顯的連續性與同一性，所以，他們在這時根本沒有條件形成獨立的民系，只是可能在客觀上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在當地環境下的開發與生活中，為后來大規模南遷的中原漢人的到來並繼續往閩粵贛邊腹地延伸而成為所謂的客家民系，創造了一定的有利條件。但是，當歷史推進到唐末，由於黃巢農民運動大規模地席卷全國，進攻與鎮壓的戰爭遍地而起，使中原人們備受戰亂之苦，因此，在這一時期，中原乃至長江流域的人們以數倍於前的規模紛紛隨軍或南逃。其中，閩粵贛邊區由於荒野閉塞，不易為軍事所顧，大量的流民和因戰敗而逃的兵士涌人其間以保全性命。羅香林先生所著《客家源流考》對這次南遷的客家先民的論述所舉的20種族譜17姓氏中，就有過半姓氏是在這時遷達閩粵贛邊區的。如果有人覺得羅先生為表明自己論述的權威性是在有意渲染移民的氣勢，因而抱有某些懷疑的話，那麼，廣東梅州客家聯誼會與梅州市方志辦新近合編了一本《客家姓氏淵源》（第一集）可作為一有力的佐証。該書據其導言所說，只是"根據近年的收集，先將保存較好、賡讀較全的舊姓氏族譜，逐步整理編成這套書"，由此可知，編寫者不是專為唐末至北宋那段歷史時期南遷的客家先民而編輯的。它參考了近50種族譜，編輯了34姓的歷史，可以說是繼香港崇正總會編輯的《崇正同人系譜》之后又一部較有參考價值的客家族譜研究資料。盡管或許由於編輯者限於篇幅和有些圃於梅州本上客家人，所編世系有不少是從人梅始祖摘起，而且其中還將不少姓氏的各代遷徙時間漏缺，但是，我們將漏缺之處結合譜序（也多摘錄）和對照相應姓氏的族譜給予核實，則不難發現：除了開宗明義第一姓刁氏和第二姓王氏從元代摘起且無相應譜序和族譜可查而不知他們之前的遷徙情況外，在其余32姓中，至少可以查出丘、伍、朱、何、沈、吳、范、湯、郭、曾、楊、劉、魏、羅等佔總數為二分之一的16姓是在唐末至宋初遷人閩粵贛邊區的。其中還不包括如黎、盧、鐘等在此之前就遷到閩粵贛邊區而在唐末宋初又繼續遷動的姓氏。這個比數應該說是夠大的，表明了這次客家先民遷徙至今日客家區域的規模之大。還值得一提的是，以后繁衍過不少客家名流的姓氏有許多就是在這段歷史時期遷人客家區域的，如領導推翻封建帝制的孫中山與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等，他們的祖先都是在唐末徙居贛南的﹔北宋名臣、著名文學家范仲淹和近代愛國詩人丘逢甲等，他們的祖先則於宋初遷人閩西寧化石壁。

　　據宋人所撰《太平衰字記》和《元豐九域志》記載：閩粵贛邊區開發較遲的粵東梅縣，宋初主戶有1201戶，客戶僅367戶 ﹔但不到百年后的元豐年間，客戶已發展到6548戶，而主戶則是5824戶 ，客戶竟超出主戶的十分之二。當然，這裡必須指出的是，近年客家研究者頗有人懷疑這些史籍所述"客戶"並不一定是指今日的"客家人"，而是指沒有或失去田產的農民。我們認為：這裡所名的"客戶"固然不一定可當作今日客家人的來由，但它起碼與唐末以來的客家人有密切的聯系，因為客家先民新從外地遷來，這決定了他們不可能馬上佔有田產，因而他們中大多應該是沒有田產的"客戶"﹔另一方面，在唐末至北宋時期，不斷而大量遷人閩粵贛邊區的隻有這些客家先民。明末清初間客家名儒李世熊（元仲）所撰《寧化縣志》中有一段鮮為人注意的言論："宋之戶口，類分主客。主戶者，土著之民﹔客戶者，外邑之人，寄庄守米者也。"這也說明宋之"主戶"指土著居民，"客戶"，則為外地遷來的客家先民﹔而據梅縣客家各姓氏族譜及有關史籍和研究成果表明，當地客家居民的先祖大多還是南宋以后遷人的。因此，我們可以想見，《太平寰字記》和《元豐九域志》所載的那種客家人在北宋驟增的現象，在位於比梅縣更北並且在唐末宋初有更多客家先民遷人的閩西和贛南地區就更加突出了。這充分說明閩粵贛邊區的北方移民在唐末至北宋發展和繁衍之迅速﹔同時也表明了這時徙居於此的客家先民已具備與土著抗衡並控制這一地區的力量。所以說，自唐末至北宋，客家先民遷徙於今日客家區域的規模及其發展勢力，在交通閉塞、文化落后並與外界相隔的古閩粵贛邊區，已基本具備了產生一種新的民系的條件。
二

　　"唐未至北宋遷徙的客家先民分布基本佔據今贛省的中部南部，其近者則仍淹滯於淮汝漢諸水間。" 雖然從以上幾次遷徙的譜例來看，羅先生此說有些保守，但是，不管怎樣，在唐末以前，盡管客家先民經歷了幾次中原南遷運動，但其分布於閩粵贛邊區多限於鄰近贛中和閩中、北的區域是可以肯定的。這說明此時南遷的客家先民不僅沒有全面佔據今日客家區域的能力，而且也沒有在這一區域再往前伸展的意識，因而是難以在當時形成今日所謂的客家民系的。然而，到了唐未，由於黃巢起義所帶來的長江以北廣大地區的空前性動亂，接著又發生了長達近百年的五代紛爭，致使中原及原先徙居於江南一帶的人們受到前所末有的災難﹔而此時南方各地平坦肥沃、易於耕種的土地已被先至者佔據，並且，那些地區也因交通便利和開發較早，容易受戰爭的騷擾，唯剩閩粵贛邊區因崇山峻嶺、荒野原始而少有人煙，比較適於逃生和開墾，因此，北方移民隻好選擇這一地區遷移。這樣，大規模的移民就潮水般涌人此地。於是，不僅原來就有客家先民居住的贛南和贛閩邊區繼續接納和充實著北來的移民，而且還由於移民數量的巨大和移民心理上對北方戰亂的恐懼，他們還不得不往更為偏遠的閩西乃至粵東推進。因此，從唐末開始，不僅往贛南和閩贛邊地的移民隊伍繼續壯大，更重要的是許多移民已進入閩粵交界地帶和粵東北的各個縣境。這方面的例子舉不勝舉，如丘氏七十世於宋初由河南遷至閩西汀州寧化后，七十二世則分別徙居粵東程鄉（今梅縣）、蕉嶺、平遠等地﹔何氏始祖於后唐遷居閩西武平（與粵東蕉嶺、大埔相接）后，兒輩分別徙居閩西長汀和粵東河源、海豐等地，孫輩則分別徙居贛南會昌和粵東大埔、興寧等地，到曾孫輩又移居梅縣﹔而范仲淹之孫除繼續留居祖地閩西寧化外，還有徙居閩西汀州之清流的﹔黎氏此時也到了閩西長汀和上杭﹔鐘氏則於北宋神宗時已遷至閩西武平、粵東長樂、興寧和蕉嶺等地......總而言之，到了唐末至北宋之時，客家先民不僅遍布於閩粵贛邊區，而且還從該區域不斷蔓延和拓展，這種現象表明：客家先民在此時已經能夠抗勝當地的土著居民，同時已有適應在當地生存與發展的意志與能力，並且開始了在當地重建家園和發展事業的行動。這種堅強的外在力量與進取的內心需求，結合自己從中原攜帶而來的先進文化和生產技術，必然能夠在原始落后的古閩粵贛地區創造出一種全新的文明，從而在這一不易受外界影響和干擾的新天地裡形成一種自成一體也即為今日所謂的"客家民系"的新的社會群體。
三

　　唐末至北宋客家話與客家一些重要文化事象已經開始形成眾所周知，漢語從古代漢語發展到近代漢語再演進為現代漢語，經歷了一個漫長而變化明顯的過程。然而，客家話從古代中州漢語演變而來，卻基本在北宋時期就已中止變化而定格了，正如方言研究界人士所說："中唐以后這樣大量北方人民進入江西，使贛客語基本形成。"譬如，在聲母方面，在唐以前，中原語言的聲母有36種，而到宋代，據周德清《中原音韻》指出，隻剩下21種左右。這與現代客家話的聲母數目基本一致，如被認為"客家話的標准音"的梅縣客話，其"聲母也不過24種"﹔而閩西客家也隻約23種。至於在韻母、聲調方面，如果將客家話與《中原音韻》整理出來對照，也顯得基本相同。這方面的問題，台灣著名客家問題研究者陳運棟先生在其著作《客家人》第三章之第二節中有詳盡的剖析﹔而在詞匯方面容家話所表現出的與宋代語言的相同，則已有更多的研究成果說明了，因此，在此不再贅述。

　　於客家地區今日仍然保留並為客家人遵循的一些重要的文化事象，它們也多形成於唐末至北宋。在此，我們舉最為突出和盛名的土樓建筑、重視文教和客家山歌作為例証而加以說明。客家土樓的產生，固然有不少原因，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即是對現實御敵的追求。古閩粵贛邊區在客家人遷來之前，幾乎都是原始荒野的山地叢林，不僅有眾多凶猛的飛禽走獸，更可怕的是還有好斗善武的山地土著，正如《嘉應州志》所說"舍瑤雜居之處"。這些土著居民對於新來而文化迥異的客家先民，自然是充滿警惕與敵意，因而"每憑險峻地勢，襲擊新來的客人"。此外，還由於當"山貧地瘠"、"山多田少"，隨著人口的不斷遞增，開墾和謀生自然會發生困難﹔加之遠離朝廷，國法難及，難免有一些好閑不法分子擾亂搶掠。所以，客家人為保護生命與財產的安全，更好地生存與發展，建筑具有良好防御性能的住宅的需求，就隨著他們進人生存條件比前更為艱苦的閩西、粵東之后而產生了。這方面我們還能找到一些物証，如目前發現最古老的客家土樓--閩西永定縣湖雷鄉的"大樓廈"，就"至遲在北宋時就已建成"。據有關資料表明：這是一座由方、林、易、章四姓合建的土樓。這說明客家先民在唐未至北宋深入閩粵贛邊區之初，盡管各姓人口不多，經濟有限，但為了防御，不得不聯合多姓人氏，同心協力共建土樓以防御盜患。

　　尊師重教、崇尚文教是客家地區很重要的一種文化事象。所謂"文化之鄉"、"人文薈萃"、"教育發達"等美譽，即就此而言。之所以產生這種風俗習尚，是因為客家先民不乏為中原有身份的人氏，向有重視文化教育的傳統，來到貧窮落后的閩粵贛邊區后，又因當地耕種困難，不能不從事仕宦與經商等行業以求更好的出路，而這些行業都是離不開文化知識作為資本，所以，重視文教在客家地區蔚然成風。這種文化事象至遲在北宋時就已出現並具規模。據史志記載：北宋諫官劉元城（安世）於哲宗元年貶謫梅州之前，當地就有一"士"人，當時以文名冠於嶺南的藍奎、古草、應舉等都出現於此地。接著，劉又在當地"聚士講學"，更推助了當地讀書風氣的波瀾，以致至北宋末年閩人方漸知梅州時，當地已形成"恃以為生者，讀書一事耳"的局面。而開發更早、歷史更長的閩西、贛南地區更是如此。據《汀州府志》記載：當地在真宗時就已創辦了儒學，並取得豐碩的成果﹔《贛州府志》與王安石《虔州學記》則載：贛南地區的州縣學校興辦於仁宗年間，北宋著名理學家和教育家周敦頤及其兩位高足程頤、程穎兄弟都曾在此講學。因此，有宋一代，閩粵贛邊區人口雖不稠密，但卻共出了進士近300人，其中汀州10人，贛州120人，梅州10人。而此之前，這一地區總共隻有5名進士。所以，這個數字對於歷史不長的客家地區來說是非常龐大的，這完全是重視文教所致。

　　至於客家山歌，固然是受許多因素影響的產物，但其中主要還是因唐詩宋詞尤其是七言絕句的影響而於唐末宋時基本定型。這點，我們從客家山歌幾乎全是七言四句並合唱就可知大概。在中國漢族其他民系的民歌中，句式與字數都沒有像客家山歌那麼整齊規范的，它們中即使也有七言四句的形式，但絕沒有客家山歌那樣突出和普遍。而從更深層次的聲調韻律方面探究，則更表明客家山歌與七言絕句的關系之密切。我們知道：七言絕句的格式有如下四種：
　1．厭起平韻：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如首句不韻則（?）?（一）一一??

　　2．平起平韻：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如首句不韻則（一）一（?）?一一?

　　3．仄起仄韻：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4．平起仄韻：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由於仄韻易與四句古詩相混，並且聲調比較急促，而七絕聲調又講究抑揚頓挫，所以，詩家創作七絕往往用平韻而極少用仄韻。客家山歌由於多在深山大河隔山對河而唱，必須講求悠揚平緩以助對方聽清，因此，也多採用平韻歌唱。無論是第一句起韻或第二句起韻，都是如此，並且第三句（第一句不起韻，也是如此）都是仄韻，奇妙地與七絕要求相吻合，如：嫁人要嫁讀書郎（一），斯斯文文好風光（一）﹔有朝一日回家轉（?），十擔行李九擔香（一）。入山看到藤纏樹（?）出山看到樹纏藤（一）﹔藤生樹死纏到死（?）樹生藤死死也纏（一）。

　　當然，客家山歌中也有不少不像所舉例子那麼韻律規范，而是"近於詞曲"。限於篇幅，在此不再贅述。但是，普遍表現為以上形態的現象，則完全是因為它們成型於唐末未至北宋之時是可以肯定的。這是因為：客家人多於唐末宋初遷來，他們一方面受到唐代那種"上自帝王將相，下到賤民階段的妓女奴婢，都有成熟的作品"的全民創作詩歌的風氣熏陶﹔另一方面又領略了隨唐未詩道正宗而興起的詞曲風貌。也正因為客家山歌形成於這一時代，備受中國文學史上最優秀輝煌的創作形式和風氣的感染，因而才使它歷來受到客家問題研究者和民間文藝工作者的關注與青睞。
四

　　唐未至北宋遷徙的客家先民心理上開始安於立足閩粵贛邊區無論是客家人在唐開至北宋佔據閩粵贛邊區，還是客家話與一些重要的客家文化事象出現於唐末至北宋時期，這些現象的根源都離不開當時客家移民的徙居心態，以及決定其的社會現實。我們知道：客家先民從最初由中原南遷，其原因主要是為了逃避中原的社會動亂（其中主要是戰爭）所帶來的壓迫與災難。不論是西漢末年的遷徙，還是晉朝末年的南遷以及唐代中期的南徙等等，基本都是如此。可是，唐末以前這些社會動亂的規模及其給人們帶來的災難程度，都無法與唐末那次波及全國的黃巢起義及因之引起的官軍大規模鎮壓相比。所以，在唐末以前，不僅中原人們避難無須也不可能一口氣跋涉太遠，而且，荒蠻的古閩粵贛邊區尤其是閩西、粵東一帶，對於習慣處於開發已久、文化發達和先進地區的中原人們來說，也是大多不敢輕易間津的。因此，在唐末以前，南遷的中原移民至多隻滿足於遷至贛南及閩贛邊境，再深入一點就不必和不敢了。更重要的是：由於受中國傳統文化那種安士重遷和念祖思家等因素的影響，在唐末以前，即使南遷至贛南及閩贛邊區的為數不多的中原人民，也還有不少不安於徙居之地的生活而抱著北歸乃至重回故裡的企望。如朱氏甘二世於東晉"徙居南康（贛南境內）"，至甘九世於梁朝又"由南康徙居吉安（贛中）"﹔而丘氏則於"東晉五胡之亂，渡江而南，人閩南（按：實為閩西）而汀之寧化石壁"，到了梁代又"遷回河南"。所以，這種徙居心態，當然是不會使他們不遺余力地大規模遷至今日客家區域的）更不可能使遷於此地的少數中原人們自覺地適應當地生活和開發當地的生存空間，並從而將自身改變為有別於故土人們的新的民系。但是，唐末那次席卷全國的浩劫，以及隨之而來的五代紛爭，不僅使中原乃至長江流域的人們無法在故土安身而別無選擇地朝荒野原始的閩粵贛邊區逃生，而且粉碎了那些先居於此的客家先民乃至此后遷來的中原人民安土念祖的夢幻。在這時，他們不可能不總結一下以往幾次遷離故土的原因與規律，從而認識到北方自己的故土實在是用武多災之地，並因此萌生出與其經常經受遷徙的波折和不斷修繕故園的徒勞，倒不如干脆在新的安全之地安安心心、踏踏實實地營建新的家園的理想﹔而此時，中原外境的遼、金部族又日益強大，正虎視眈眈地覬覦中原﹔中原之內又霸玉四起，你爭我奪，互相攻伐，這些對於受盡戰亂之苦的中原移民來說，難免感到寒心和恐懼。所以，唐末之后南遷的客家先民不僅沒有太強烈的北還願望，甚至可能有遠離危機四伏的故土的意識。特別是當那些移民越過綿長高峻的武夷山脈而達閩西寧化之后，由於這一地帶道路險阻，跋涉艱難，客觀上又增加了北歸的不便，這又給北歸之願潑上一盆涼水。而閩粵贛邊區雖然有荒涼原始、交通不便和文化落后等諸多不利，但也有因之而使當地少有戰火而比較安全的有利因素﹔更重要的是，南方別的區域在此時都被以前的移民開發佔領，而閩粵贛邊區卻幅員遼闊，人煙稀少，並且水利資源極為豐富，有巨大的開發和生存潛力，隻要充分利用中原地區先進的文化技術並付出一定的勤勞和汗水，是足以在此安寧地生存並重建家園的。正如溫仲和所纂《嘉應州志》中引《圖經》所說，梅州在客家人遷達初期，"土曠民情，而業農者鮮，悉藉汀、贛僑寓者耕焉。故人不患無田，而田每以工力不給廢。"因此，無論從自身遷徙歷史與經驗的總結，還是對故土社會形勢的正視，以及對徙居之地自然條件的理性認識，都會使唐末以后南遷至閩粵贛邊區的客家先民安於在此重建家園。無數客家族譜都把進入寧化那代作為自己族系的始祖，就表明這時的客家先民具有忍痛而甘願割去原來祖源而自覺更新的主觀意識。有了這種心理動力，客家民系自然就會在自覺實踐中而得以產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