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事（二）

丘大兴

•                                                                     批斗走资派

                                                                                        若水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指出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1966年的下半年至1977年间，全国各地大张旗鼓掀起揭批走资派的狂潮，一时间，造反派气冲霄汉，当权派人人自危。龙岩城乡也是如此，大字报铺天盖地，小传单到处飘洒。天天可见走资派头戴高帽，脖挂牌子，游街示众 。在我读小学时，那个疯狂年代批斗走资派的片断自今记忆犹新。
        片断一。1966年深秋，龙岩白沙集镇上。一天下午约四点多钟，听到哐——、哐——的阵阵锣声，我好奇出去一看，一个走资派在游街，戴高帽，挂牌子，后面跟着七八个造反派。这人四十来岁，身穿洗得发旧米黄色的卡叽布中山装，印象中好象是公社供销社的负责人，叫吴长镰。游街到了集镇的尽头，队伍停了下来。开始造反派中的一个人指挥围观群众唱革命造反歌曲。歌名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其中有一句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背叛”，唱完之后 ，又由另一个造反派小头目，勒令走资派自己敲一声锣，自己骂自己，哐——“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哐——“我和革命群众作对”  哐——“我不得好死，让革命群众踩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哐——，……结束后，这个走资派自己卸下了高帽，摘下牌子，突然走到我面前轻轻捏下我的小脸蛋，原来他是我父母的熟友。那时我心想这个走资派真好玩。
        片断二。1966年寒冬的一个夜晚，在龙岩城区的中心市场，又是造反派揪斗走资派。只见造反派押着十多个穿着蓝色或黑色棉袄的走资派，没戴高帽。上批斗台前，造反派逐个对走资派糊牌，即用一个旧芦花扫帚，在木桶搅动着用地板上扫起来的木薯粉、地瓜粉、面粉等冲煮的浆糊，扫帚沾满糊后，对着走资派的胸脯的棉袄上横竖划了七八下，直至糊匀，我走得很近，见到那袄上的浆糊有尘泥、有未煮化的粉团子，然后，把一张写有打上了红叉叉走资派姓名的厚纸黏在其胸前。标签贴完后，走资派站成一排，接受长时间的批斗，革命群众一个个义愤填膺地上台发言，我也好奇地从头到尾地听着。夜深了，气温更低了，突然右边倒数第二个叫王兆祥的走资派“啪”地一声，面朝地面直挺挺地扑倒下来，此时有几个人赶紧把他拖走。这个走资派我多次在不同地点见过批斗，后来情况如何一直未能得知。
        片断三 。1967年夏天，龙岩中山公园，造反派召开几万人的群众批斗大会，批斗龙岩专区的大走资派。一个是罗炳钦，时任龙岩专署专员，1934年入党；一个是邱锦才，时任龙岩专署副专员，1938年入党。文革前，老师经常在课堂上讲这两个老革命的故事，以他们为榜样激励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在西门的红岩照相馆还摆着一框放大的邱锦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彩色照片。就是这两个我们尊敬和学习的榜样，此时正在台前临时搭起的架子上接受批斗。让我感到揪心的是他们脖颈上垂挂特别大的木牌：罗炳钦挂的是，约2米长，0.5米宽，2.5厘米厚的一扇门板；而邱锦才挂的是由木材厂锯开的约1.2米长，0.5米宽，近10厘米厚的松木板，更让人感到残忍的是，造反派不是用绳索挂 ，而是用一根较粗的铁丝来挂！远远往台上望去罗炳钦瘦骨嶙峋，邱锦才胡须花白，他们用手托着大木牌，从上午的8点多钟一直站到中午12点，其痛苦何人可以想象！
      片断四。1967年秋。我母亲单位有个领导，名叫吴锦尉，大概是县粮食局相当于副科级职务的小领导，漳州人，长得高而清瘦，他两个儿子和我同住一个大院，大家很玩得来。他平时待人和蔼，连我的外祖母都很客气地打招呼。一次他胳膊上别着袖章带队挨家挨户检查职工厨房防火安全工作，印象中既热情又认真。文革开始了，他这个级别也列入了走资派行列。刚开始时，每次批斗他都很配合，有一次要游街示众前，他一边和造反派们点头，一边主动地往自己由造反派设计的怪帽上一根又一根地插着写了字的小绿旗。后不知什么原因，他不敢在龙岩呆，带着一家人到漳州老家躲了起来。到了这年秋天，单位一再催促揪斗，不得已，他只身回龙岩的单位。回来时，单位的造反派，到火车站“隆重迎接”。一下火车，不仅戴高帽，挂牌子，而且还在他的双手用墨汁涂至胳臂，谓之为黑手。当晚，在我家职工宿舍对面的三楼会议室上进行了批斗。我是小孩，没在场，听大人们说，批斗时下跪的地方铺满了玻璃碎碴，鲜血阵阵从碎碴中渗出来；脖子上还圈了一根绳子，只要他回答的问题不满意，造反派就用力向前把他扯倒，就这样，一个大男人不时悲屈地哭出声来。当晚，他就住在三楼。第二天，天刚亮，三楼下来一个和他隔壁住的职工，想对人说话，但张着嘴，用手指着楼上，半天说不出话来。人们觉得事情不对，赶忙上楼打开姓吴走资派的房门，大家呆了，他已上吊自尽了。入殓的棺木，在大院角落里放了二天，后才移到山上，现在想起这事心里还感到怵怵的。据一个当时在场的老职工说，他家人得知此事后，从漳州赶来，到山上打开棺木时，死者鼻中即刻淌血，应验了民间“死者亲人见之则出血” 俚语。
  文革结束近四十年了，这些童年带血的记忆永远无法抹去。一直让我弄不明白的是，从人性的角度上看，绝大多数的造反派和这些走资派无冤无仇，为什么他们下手就这么狠。
  

丘大兴

狂躁的年代、发疯的人群已经让无数人丧失生的欲望，然而有了这经历深重苦难还能轻轻捏下我的小脸蛋的走资派和懵懵懂懂的少年，让我突然明白不就是因为这才有今天的中国吗？就像腐烂的大树旁长着一颗不经意的小苗。假如文章最后是老人怨恨的目光、愤怒的神情，及“孩子”对走资派再扔上一颗石子或是吐上一口口水。。。。今天的中国又会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