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籍文献记载看客家的起源和形成(作者：谪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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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籍文献记载看客家的起源和形成

作者：谪仙人

汉代《汉书·地理志》“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夏人尚忠，其俗鄙朴。”

汉代《史记．货殖列传》“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唐代《晋书·地理志》“永嘉之际，豫州沦于石氏。元帝渡江，于春谷县侨立襄阳郡及繁昌县。成帝又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居芜湖，时淮南入北，乃分丹阳，侨立淮南郡，居于湖口。又以当阳县流人渡江，侨立为县，并淮南、庐江、安丰，并属豫州。”

唐代《晋书·卷一百·苏峻传》“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聚保于山泽险阻形成的坞堡，或叫垒壁、堡壁、屯坞、壁坞等等。《三国志·卷十八·许褚传》“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早在汉代坞堡已是宗族用于防范秋冬南下劫粮的游牧民族，《晋书·卷一百二·载记第二》“粲及其征东王弥、龙骧刘曜等率众四万，长驱入洛川，遂出轘辕，周旋梁、陈、汝、颍之间，陷垒壁百余。”直到永嘉年间发生的匈奴刘聪遣人攻击坞堡的事件，可见豫州地区坞堡分布数量众多，加上胡族政权也必须出动上万人的军队来对付，可见坞堡的武装力量也不弱，客家围屋的建筑技术就是源于汉晋坞堡。

由于战乱的影响，许多人南渡到江淮间，流亡的人据险自保，江淮间的坞堡势力都没有大到足以影响南北两地政局。而这些势力也并不完全听命于东晋朝廷，他们在政治上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能够在两大政权的夹击下生存，甚至还能进一步发展成可以影响流移之地的地方势力，大多是拥有强大宗族势力的集团。

唐代《史通·邑里》“且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士族是具有时间纵度的血缘单位，高门华胄，强调郡望以区别于其他家族，郡望与士族相始终。《十驾斋养新录》“自魏晋以门第取士，单寒之家，屏弃不齿，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

唐代《永王东巡歌》“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安史之乱造成的南奔有如永嘉之乱般。

五代《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二·列传第一百三十二》“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师铎、秦彦之后，孙儒、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富扫地矣。”唐末大小军阀在江淮混战，此战彻底摧毁了江淮社会。

宋代《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六》“时黄巢虽平，秦宗权复炽，命将出兵，寇掠邻道，陈彦侵淮南，秦贤侵江南，秦诰陷襄、唐、邓，孙儒陷东都、孟、陕、虢，张晊陷汝、郑，卢瑭攻汴、宋，所至屠翦焚荡，殆无孑遗。其残暴又甚于巢，军行未始转粮，车载盐尸以从。北至卫、滑，西及关辅，东尽青、齐，南出江、淮，州镇存者仅保一城，极目千里，无复烟火。”黄巢死后，大唐各军回归本镇，在这个战争的空隙间，秦宗权收拢黄巢残军迅速崛起，在短短几月之间其麾下军队达十数万人，秦宗权继承黄巢的传统，如果说黄巢建立的黄齐政权是无头苍蝇，只会四处乱撞的话，那么秦宗权建立的秦齐政权则是一头吃人的魔兽。

宋代《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三》“是岁，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东自海壖，西距陇坻，南逾江、湖，北抵幽蓟，原野、山谷、城郭、庐舍皆满，竹木叶具尽。重以官括民谷，使者督责严急，至封碓硙，不留其食，有坐匿谷抵死者。县令往往以督趣不办，纳印自劾去。民馁死者数十万口，流亡不可胜数。”

宋代《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杨行密传》“自光启末，高骈失守之后，行密与毕师铎、秦彦、孙儒递相窥图，六七年中，兵革竞起，八州之内，鞠为荒榛，圜幅数百里，人烟断绝。”用暴力强拆着唐朝的门第社会，用鲜血揭开了五代十国的大幕，用尸骨宣示着丛林法则的残酷，江淮从人烟最盛之地突然变成了人烟稀少之地，除了战死、饿死、病死之外，很多人逃往了江西成为了客家先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九国志·卷三·安仁义传》“儒军大败，破五十余寨，以功奏授检校尚书左仆射、润州剌史....初儒之乱，士庶多奔豫章。”唐末江淮大混战，杨行密、朱温、孙儒等人长期在江淮之地割据厮杀，来回反覆践踏，导致东晋迁居江淮的大量人口逃往距离江淮最近相对安宁的江西，改变了江西的居民结构，奠定了客家人的形成基础。

宋代《九国志·卷一·秦斐传》“天祐三年，洪州钟传率州人立其子匡时，江州刺业延规传之养子，忿不得立，以其郡纳款。因授裴西南面行营招讨，使攻匡时。”镇南军节度使钟传立其子钟匡时，钟传养子江州刺史钟延规忿而投奔杨行密之子南吴第二位国君杨渥，杨渥使秦裴率军进占洪州。

宋代《九国志·卷二·谭全播传》“遣使诣梁，俄授万胜军防御使、五岭虔韶二州节度、开通使、检校太尉、开国侯，在任七年人物殷盛。”由于防守严密，兵灾和战火很少波及赣南，成为了承接大量人口涌入的地区。

宋代《九国志·卷四·周本传》“指授诸将戮力急攻，大破其军，擒全讽，诸郡之兵皆溃。”周本在象牙潭擒获危全讽，彭玕逃往湖南，而虔州维持了十二年才被南吴征服，其间有很多人从赣北迁往赣南，使得虔州在唐宋之际人口增幅较大。

宋代《舆地纪胜．赣州景物条》“官人石，在宁都县西北十里，石崖环之，无路可到，游者扪萝凿磴以上，唐末巢寇为扰，官吏避难于此。”宁都即唐代的虔化县，当地避难到峻岭之上，有些人会迁往宁都周边地区，如赣中偏东的抚州再往东走建州、邵武军。赣中偏西的吉州往南走虔州，虔州则往东走汀州。

宋代《新五代史．卷四十一》“卢光稠、谭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状貌雄伟，无佗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识略。”唐末群雄纷争，盗贼蜂起，民不聊生。赣南卢光稠与邑人谭全播高举义旗，组织义军，兴兵捍敌，保境安民。为客家先民在赣南的安居乐业、休养生息及远播闽粤桂及海外等地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宋代《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及经秦、毕、孙、杨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兵火之余，十室九空....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转徙几尽。”八世纪中期所发生的安史之乱，战火连年，哀鸿遍野，黄河流域又掀起了一次人口大批南迁。唐代韩愈《考功员外郎卢君墓志铭》“当是时，中国新去乱，士多避处江淮间。尝为显官，得名声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数。”衣冠士庶多避处江淮间，不久到了唐末在此定居未安，杨行密和孙儒争夺淮南频繁的战争，使人口又一次渡江而南。《旧五代史·王潮别传》“黄巢犯阙，江、淮间群盗蜂起。”

安史之乱后，唐朝末年的战乱一直延续到了五代时期，长时间的战乱使人口的南下脚步继续深入，比如福建汀州在唐代初辟，户口稀少，唐代中晚期元和年间《元和郡县图志》所载户数2618户，到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至端拱二年间《太平寰宇记》所载汀州增至24007户，增幅高达817％。这是汀州户数的第一次大幅度增长，与唐末至五代战乱时期人口的批量迁入有密切的关系。

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至端拱二年间，梅州共1568户，比唐代元和年间414户增长了278%，但不及唐代开元年间1979户、唐代天宝年间2189户。说明梅州的户数自唐末五代以来虽有了一定的增长，但增幅远远低于汀州，主要是属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外来移民所占的比例比闽西汀州要低得多。

而汀州在北宋太宗时期到北宋神宗时期《元丰九域志》所载汀州户数增到81454户，是汀州户数的第二次大幅度增长。北宋末到南宋中期庆元年间，历时七十年户口增幅达168%，而这个地区为代表的区域正是后世福建客家土楼的主要分布地区。

宋代《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六》“秦宗权责租赋于光州刺史王绪，绪不能给，宗权怒，发兵击之。绪惧，悉举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以刘行全为前锋，转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此外随王潮、王审知兄弟南下的军民也是客家先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末年，这两兄弟率军从江淮地区下江西入闽，唐朝灭亡后，割据福建。并留部分军民官吏在汀州善后，可见当时大量人口的涌入是客观存在的。随着人口不断迁入，宋太宗淳化五年，汀州下属的长汀县武平场和上杭场，升格为武平县和上杭县，足以说明汀州人口的增长态势。

宋代《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三》“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战，不克而归。其将包洪实、陈望，将水军以御福州之师。”由于王延羲继位后，骄傲奢侈，荒淫无度，猜忌宗族，王延政因此多有规劝，然而王延羲反而回信怒骂，又差人探听王延政的隐私，二人因此结怨。闽国永隆二年王延羲攻建州，开启了闽国内战，二人于数年争战中互有胜负。王延政发兵攻汀州，福州远离汀州，汀州也没有人趁乱起兵，这是因为汀州外来人口增幅最大，汀州的矿产比赣州丰富，更加吸引移民进入。宋代《舆地纪胜．卷一百二十三》指汀州的上坑县原是冶钟寮场，《元丰九域志》指钟寮场是金场。

宋代《舆地纪胜》汀州引北宋陈轩的诗作《咏汀州》“居人不记瓯闽事，遗迹空传福抚山。地有铜盐家自给，岁无兵盗戍长闲。”

在唐代之前赣南是偏远荒僻的地区，唐人白居易《清明日送韦侍御贬虔州》“南迁更何处？此地已天涯。”白居易把赣南比作是天涯的尽头。唐人沈佺期《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唐人刘商《送人往虔州》“莫叹乘轺道路赊，高楼日日望还家。人到南康皆下泪，唯君笑向此中花。”这些诗句道出了当时赣南社会荒凉的景象。

而到了北宋时期，宋人苏轼《答苏伯固三首》“至虔州日，往诸刹游览，如见中原气象，泰然不肉而肥矣。”随着唐末人口的涌入，赣南改变了之前率以荒服视之的局面，在北宋时期已发展成中原气象的社会面貌。

江苏泰州人，南京大学教授鲁国尧《客、赣、同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提出赣语、客家话有一些特点和江淮最东部的泰州、南通一带的方言类似，源自以建康话为标准的南朝通语，因为江淮东部沿海地区比较偏僻，所以语言变化较慢，而江淮中西部人口变动很大，很多人从江淮地区迁江西，把江淮方言的特点带到了江西。

润州刺史安仁义是来自塞外的胡人，生性残暴，大量润州人和其他江淮人口逃奔江西，唐代的南京多数属润州，自唐高祖武德九年到唐肃宗至德二年的一百三十一年间金陵属润州，直到至德二年置江宁郡。江苏镇江附近的人在唐末战乱中大量迁居江西。《同治泰和县志·卷六》“当五季干戈之扰，四方大姓之避地者辐辏竟至。曾自长沙，张自洛阳，陈、严、王、萧、刘、倪等族皆自金陵而占籍焉，而生齿之繁，遂倍蓗于旧。”统计赣南近五成家谱记载先祖是在唐末五代南迁，而闽西有三成半家谱记载先祖在唐末五代南迁，吉安、赣州的一些家谱之所以记载金陵为迁出地，应确有所本。

靖康之难后南北分裂，在此期间，两淮地区又成为南北政权争夺要地。金人南侵，两淮是必经之地，南宋北伐，也多由江淮北上。元末明初两淮为义军首发之地，太平天国时期，江淮间战争尤烈，即以国共内战而言，三大战役也以淮海战役为最大。综观历史，两淮的地理位置，决定其战略地位。北方势力占有，可以进而取东南。南方政权占有，进可以问鼎中原，退可以固守东南，这就决定了在乱世江淮地区不安定。

赣州和汀州是南宋朝廷安排自金朝南迁的归正人的地区之一，汀州仅宋室宗子便至少有五人，三人居住在宁化，二人居住在长汀。嘉定十二年，宗子赵汝舟一家被安置在长汀。除了赵汝舟外，还有赵希玛安置在宁化、赵汝求安置在长汀、赵与堂安置在宁化、赵与岗安置在宁化，他们分别是庆元二年、开禧元年、宝庆二年和嘉熙二年进士。赵汝愚在《论汀赣利害奏》的报告中多次提到居住汀州的“养老归正等人”、“宗室”和“忠顺官”。南宋隆兴二年，汀州的户数为174517户，比北宋元丰年间户数增长了114%，到南宋宝佑年间汀州户口数增到223433户。北宋后期靖康以来，汀州户数的持续增加，与这一时期中原和江淮大量人口迁入相吻合。

《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等记载的人口数来看，唐朝末年，赣南人口增加了一倍多。

《赣州府志》记载，南宋绍兴年间赣州的户数是120985户，淳熙年间赣州户数增至193339户。在汀州，崇宁年间汀州的移民户数达到172432户，庆元年间的汀州户数是达到218570户。

《宋史．食货志》“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靖康之难后，战乱频繁，大量人口南迁，宋人庄绰《鸡肋编》“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当时江西是重要的人口迁入地之一，宋人李纲《梁溪集》“东北流移之人，布满江西”南宋初年，迁入江西的移民甚多，宋人陆九渊《象山集》“江东、西无旷土”至南宋中期，竟出现江东、江西无旷土的情况。据《元史·地理志五》记载赣南户数为127298，其中赣州路有71287户，南安路有50611户，赣南户口数的增加，与南宋以来大量移民的迁入有着直接关联。

一定数量的人口是完成区域土地开发的必要前提，赣南最早设置的郡县是赣县和雩都，所以中部地区的发展相应的要领先于其他地区。然而南宋初中期，中部地区的户口数增长率最慢。其中原因很多，关键的因素在于中部地区发展程度高，人口基数大，所以增长率低。南宋时期，大量移民迁入赣南，超过了中部地区的环境人口容量，也有战乱等原因外迁，过剩人口沿着大庾岭线路和章江、贡江向四周迁徙，从而促进了其他地区的开发。宋宁宗嘉泰二年，宋人朱梦龙《庄明府生祠记》“通天下大县四十，其隶于江西之赣者二，而兴国居其一。”其中虽然不乏褒奖过溢之词，但在全国四十个大县中，兴国能有一席之地，也反映了当地良好的发展趋势。

唐宋之际赣南与闽西的人口与政区增长迅速，宋代中期之后，形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区、文化区。随着靖康之难后的南宋移民持续进入赣南、闽西，聚集的人口达到上百万人，并大量迁居粤东，进入客家人的扩散期。

宋代《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宋嘉祐七年二月·己卯朔·更江西盐法》“江、淮间，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江西则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虔盐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才毕，往往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这段话，证明大量人口从赣南迁到广东一带掳掠钱财和盐，最后甚至结成一个团体对抗官府的事实。

唐代的循州到北宋初已拆分为循州、惠州二州，宋代的循州只领龙川、兴宁二县。唐代元和时期兴宁、龙川户数为1224户。循州在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至端拱二年间增至8339户，据此北宋初龙川、兴宁二县户数比唐代元和户数净增了7115户，增幅为581%。到元丰年间，循州更增到47192户，比北宋初又净增了38853户，增幅为466%。而梅州增到12372户，净增10804户，增幅高达689%，显然是外来移民的结果。

比较二则同出于宋人之笔的描述，陈一新《跋赡学田碑》中言汀州“闽有八郡，汀邻五岭，然风声气息颇类中州。”而刘克庄《木绵铺》中言漳州“风烟绝不类中州”。可见在宋人眼中汀、漳二州虽境土相连，但方言文化迥然不同的现象已十分明显，汀州客民类中州，而闽南漳民却和中原有明显差异。早在唐代《泉州刺桐花咏兼呈赵使君》“海曲春深满郡霞，越人多种刺桐花。”可见直到唐代闽南泉州还有大量闽越人。

宋代《方舆胜览》“汀州虽居南粤之穷辄，实有中州之雅俗。”

在汉唐时期赣南的文化名人只有邓德明、钟绍京、綦毋潜、谢肇、赖裴等人较为知名。到了宋代情况改观，赣南开始文风郁然，涌现出大批人才。其中著名的饱学之士有南康刘元亨、石城温革、雩都王鸿、会昌赖克昌、赣县阳孝本、龙南钟伷、大庾何大正、赣县池梦鲤等人。

依据《江西通志·选举表》标明的乡贯，指出赣南在宋代共有进士227人。其中北宋时期赣南有进士88人，虔州76人、南安军12人。南宋时期，赣南有进士139人，其中赣州进士86人、南安军进士53人。依据民国时期《江西通志稿》和顺治年《江南通志》提供的材料宋代赣南进士有229人，其中赣州有155人，北宋有59人，南宋有96人。南安军有65人，北宋有12人，南宋有53人。依据同治年《赣州府志》、同治年《南安府志》和道光年《宁都直隶州志》有关进士的记载，两宋时期，赣南共有进士234人，其中北宋92人、南宋142人。大致反映出宋代赣南进士的情况，南宋嘉定年间的赣州知州王楠在遍谕耆老时指出“赣人在元祐党十有四”可见宋代是赣南文化发展的较快时期。

宋代《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靖康之难后的南宋已有很多逃难人顺赣江到达了郁孤台所在的赣南地区。

同时远离战乱的岭南也是避乱的良所，宋人庄绰《鸡肋编》“自中原遭胡虏之祸，民人死于兵革水火疾饥坠压寒暑力役者，盖已不可胜计。而避地二广者，幸获安居。”南下岭南的人，主要是从江西虔州度大庾岭至岭南。之前由于赣南的土地开发还没有达到饱和，因而吸引了大量移民定居赣南，绍兴二十三年秘书省校书郎董德元指出“虔州有十县，地广人稠”经过三十余年的移民流入，绍兴末年时的赣南已是人口稠密地区。

南宋时期赣州、汀州大量人口向广东迁徙《方舆胜覧·卷三十六·梅州图经》“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悉借汀、赣侨寓者耕焉，故人不患农田，而田每以人力不给废。”可知梅州的汀、赣客民侨寓之多，而对旁边使用闽方言的潮州《方舆胜览》则描述为“潮州夷獠遂生”。

而广西东南成为宋代客家移民迁入的主要地区，南宋为躲避战乱迁入岭南西部的移民很多。《舆地纪胜》“容县介桂，广间，渡江以来，避地留家者众。”这些移民包括来自中原地区的士大夫亦包括大量的普通客家人，他们是较早迁入广西东南的客家移民。《容县志》“宋南渡后，北客避地者多，衣冠礼度并同中州。”而《南齐书·州郡志》“广州，镇南海....而狸獠猥杂。”直到南宋《舆地纪胜．卷八十九．广州风俗形势》“逖彼番禺，去都万里，境接群蛮，地居海淞”可见岭南不同族群间方言文化等差异很早就已经存在。

南宋时期广西东南户口增长迅速，有力地促进了土地开发和生态环境的变迁，甚至多次出现老虎因栖息地缩小而四出伤人的事件。据宋人蔡绦《铁围山丛谈》“岭右顷俗淳物贱。吾以靖康岁丙午迁博白，时虎未始伤人，村落间独窃人家羊豕，虽妇人小儿见则呼而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常过复甦井，系马民舍篱下，虎来阿富汗篱笆，客为惧，民曰：此何足畏？十年之后，北方流寓者日益众，风声不断变，加百物涌贵，而虎浸伤人。”

元末明初期间，复有大批客家移民自汀、赣二府转徙广东境内垦殖定居《嘉应州志》“故今之土著，多来自元末明初，以余耳目所接之人，询其所自来，大抵多由汀州之宁化，其间亦有由赣州来者，其言语声音皆与汀赣为近，其传次亦相上下，约在二十余世之间。”

明代永乐年《永乐大典．卷七千八百九十三》“汀人言北语，非类闽语。”早在五代韩偓《过汀州》“地势西连广，方音北异闽。间阎参卒伍，城垒半荆棒。”，人们就发现汀州方言和福建其他地方不同，若以现代方言的分布来看，福建多数地区为闽语，而汀州方言是客家话，舆明代官话相对接近些。

明代永乐年《永乐大典．卷五千三百四十三》“潮之分域隶于广，实古闽越地。其言语嗜欲与闽之下四州颇类，广、惠、梅、循操土音以与语，则大半不能译。惟惠之海丰于潮为近，语音不殊。至潮梅之间，其声习俗与梅阳之人等。”此段叙述表明潮州虽属于广南东路，但语言跟福建漳泉类似，粤中的广州、粤东的惠州、循州、梅州的话都跟潮州不通。只有惠州滨海的海丰县语音接近潮州。

明代嘉靖年《惠州府志》“崇山复岭，盘回深阻，烟火鲜少，土旷不治。”惠州在明代尚未得到全面开发，仍有许多可供开发的“草莱之地”。加上矿产资源也较为丰富，《广东通志初稿》“唯广东铁冶，自宋以前言英韶，自国朝以下言潮惠。”因此惠州成为吸引外来移民的好去处，明代中叶，大批来自汀州、赣州等地的移民进入惠潮从事矿产开采活动。

明代嘉靖年《广东通志》“若夫博罗、河源近于府，则语音相同，海丰近于潮，则类潮音，龙川、兴宁、长乐联络于赣，则类赣音，此又言语之殊云。”今天的客家方言在各大方言中与赣方言相近，可以看出这里的与赣相类的方言是指客家话。

明代万历年《闽部疏》“建邵之间，人带豫章音，长汀以南，杂虔岭之声，自福至泉，鴃舌弥甚，南尽漳海，不啻异域矣。”明人王世懋的《闽部疏》从侧面提及汀、虔一带的方言，王世懋将福建方言大略分成三部分，建邵之间是边际话，移民从江西来，故带豫章音。福州至泉州是闽方言区，对于说吴语的太仓人王氏来说有如鸟语，故称鴃舌弥甚。至于汀州一带则和赣南方言一致，故云其杂虔岭之声，可见在明代时客家方言的分布已很明确。

明代万历年《永安县志·俗产志》“琴江割自长乐，俗亦同之。宽得，古名，宽缓訾窳，好气而知足；琴江之民地，诗书仕宦惟数大家余皆力农。石膏壤沃野，自昔以为上田，无事粪之种，常七、八十倍，下亦二三十倍。县中具五民，庶民在官。近乃长、兴、和、埔。远则江、闽。”永安居民近的来自附近长乐、兴宁、和平、大埔，远自江西、福建。

清代康熙年《永安县次志》，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最早出现真正意义上客家的文献。该志由永安知县张进箓修，屈大均纂，其卷十四《风俗》“宽得人习勤俭，衣裘罕缺，然不无外柔而内诈。琴江好虚礼，颇事文学。散佚逋赋。县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闽、潮、惠诸县迁徙而至，名曰客家，比屋诵读，勤会文。”

在屈大均《入永安县记》一文中，另有如下记载“自归善水东，溯东江而行。凡三日，至苦竹泒。取轿历桥田、月角岭至义容屯......县中多闽、豫章、潮、惠诸客家，其初高曾至此，或农或商，乐其土风，遂居之。风气所移，大抵尚勤俭，务敦朴，有淳古之风。”

《入永安县记》记载了屈大均受邀编纂县志，在永安各地走访的见闻。正因为是见闻，更能代表作者的所见所想。在这里，名曰客家变成了诸客家，并不具有自称的含义。考虑到受迁海复界的影响，当地人已形成对于来自惠、嘉地区外来者“客”的观念。

屈大均在完成《永安县次志》的编纂后，对其业已完成的《广东新语》进行了增补，继续论述永安的风土人情。与《广东新语》并称为清代岭南史料笔记两大名著的《岭南杂事诗钞》中同样论及客家，文后自注中写到“惟语音与土著迥不相同，故谓之客家。”

赣南方志中的客籍与《永安县次志》成书几乎同时，赣南地区的方志中也出现了客的称谓。康熙五十年《潋水志林》中，兴国知县张尚瑗：“岭峤四冲，土著少而客籍多。民俗买田则立户，立户则充役。侨寓流移，襁负担簦，春来秋去，着之以名籍，惴惴乎？”

清代雍正年《归善县志．卷二．邑事纪》“明万历二十三年，两广都御史陈大科下檄令有司拘客民入约。为督抚地方事，照得惠州府属如归善、永安、河源、海丰等县，土旷人稀，近有隔府异省流离人等蓦入境内，佃田耕种。”

清代乾隆年《石城县志》“邑大户土著为多，万干恐势不能胜，又要联客纲头目郑长春、李诚吾、连远侯，结党惑众。名纲义，约王振，初名集贤会，纠宁都、瑞金、宁化等处客户。”将移民称为客纲、客户，再次表明了在清前中期的赣南，客是作为一种他称而存在。

清代嘉庆年《新安客籍例案录》“新安县复界后，地广人稀，招徕异籍民人，佃垦地亩，其时有本省韶、惠、潮、嘉及闽省漳、汀各府属民人，亦各先后踵至就耕。”

清代嘉庆年《钦定学政全书．卷四十一．寄籍入学》“查客童等祖父于顺治年间，因招垦军田，自惠潮来莞，入籍一百余年，滋生已七千余户。”

清代嘉庆年《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五十八．流寓异地》“同治五年奏准，江苏铜、沛两县，自黄河近涸变为荒田。山东曹济等属各县客民，陆续前往，创立湖园，相率垦种。铜沛土民，于水退归乡后，因旧产被客民占垦，日相控鬪，叠酿巨案。....遇有土客控案，但当分别良莠，不得复存土客之见，以期永息争端。”外来移民就是“客”江苏亦出现了“客民”的名称，而于明清时期移入西南地区使用西南官话的汉族移民在当地亦被称为客家。

广东和平人徐旭曾作于嘉庆二十年的《丰湖杂记》被认为是客家人的宣言。文中写到“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徽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而从之，寄居各地......有由赣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赣逾岭至粤者。沿途据险与元兵战，或徒手与元兵搏，全家覆灭、全族覆灭者，殆如恒河沙数。天不祚宋，崖门蹈海，国运遂终。其随帝南来，历万死而一生之遗民，固犹到处皆是也。”徐旭曾为嘉庆四年进士，辞官归里后先后掌教广州越秀书院和惠州丰湖书院。他称客家人为中原衣冠旧族，徐旭曾的《丰湖杂记》是客家文化精英主动论述自身的开始。

清代道光年《佛冈县直隶军民厅志．卷三．土俗》“其方言有土著、有客家，自唐宋时立籍者，为土著。国初自韶、惠、嘉及闽之上杭来占籍者，为客家。”

清代同治年《客说》“而客于是乎滥觞焉。递于东晋元嘉，五胡乱华，冠带数千里之区，腥膻塞路，于是乎豪杰之徒，相与挈家渡江，匡扶王室。....及帝昺南迁，遗民益蔓延于南海之疆，与土人望衡对宇，往来交际，迭为宾主，或联婚媾，长其子孙，盖既千数百年于兹矣。由是观之，大江以北，无所谓客，北即客之土，大江以南，客无异客，客乃土之耦生。今之世，而欲求唐虞三代之遗风流俗，客其一线之延也。”

嘉应州人黄遵宪《梅水诗传》序言中写到“余尝以为，客人者，中原之旧族，三代之遗民，盖考之于语言、文字、益自信其不诬也。”此外，在《己亥杂诗》《古香阁诗集序》等著作中，黄遵宪反复论述客家的来源和历史。

《己亥杂诗．二十四》“筚路桃弧辗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尤留三代前。”

《己亥杂诗．二十五》“男执干戈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崖山舟覆沙虫尽，重带天来再破荒。”

清代光绪年《石窟一征》“大埔自晋置义招安置流民，中州民族接踵南下，以迄南宋诸臣息从行在，播荡闽粤间椒聊于以蕃衍，变流寓而成土著。至有明光复，故物人才辈出，始为国人所注目。”

清代光绪年《嘉应州志．卷三十二》“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文信国引兵出江西，沿途招集义兵，所至响应，相传梅民之从者极众，父老流传松口卓姓有八百人勤王，兵败后只存卓满一人。”随文天祥，起而勤王，与元兵凄战，至宋帝已沉海，仍无一降元者。《乞将所部义兵赴阙申状》“天祥所统，纯是百姓，率之勤王，正以忠义感激使行，又有官资在前，为之劝励。”

清代光绪年《嘉应州志·方言》“嘉应州及所属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并潮州府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永安、龙川、河源、连平、长宁、和平、归善、博罗一州七县，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然各因水土之异，声音高下亦随之而变，其间称谓亦多所异同焉。广州之人谓以上各州县人为客家，谓其话为客话。由以上各州县人迁移他州县者所在多有，大江以南各省皆占籍焉，而两广为最多。土著皆以客称之，以其皆客话也。”

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刊印，由洪仁玕撰写的《资政新篇》中，直揭当时接受韩山文传教而信道的客方言人群为客家“惟瑞国有一韩山明牧司，又名咸北者，与弟相善，其人并妻子皆升天，各邦多羡其为人焉，爱弟独厚，其徒皆客家，多住新安县地也。”

清代光绪二十七年《兴宁县乡土志·人类篇》是一篇极具客家意识的论述“邑中人类，本中原衣冠旧族。宋南渡时，播迁转徙，多由闽赣而来，语言风俗与土著异，故当时土著称为客家。厥后由县转徙他方者，遂自称客家，而并无改其语言风俗，示不忘本也。考据家谓其语言多存古音，风俗犹有古礼焉。”

清代光绪年《清稗类钞·客族》“四川成都多广东嘉应人，其入蜀也，始于粤寇石达开之率众西行石败，众溃散，石军多嘉应人，遂旅蜀不返，娶妻生子，比于土著矣。惟其语言则数十年来沿用不改，故成都人群称之曰客族，然嘉应人在其本州岛所操之语，粤人谓为客家话，盖亦非嘉应土著也。”

清代光绪年《清稗类钞·方言类》“广东有客话，广东之南雄州，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州五属，及广州之花县，龙门，清远，潮州之大埔，丰顺等县，均操客话。盖土著以其后至，故称其人曰客家，乃遂以其言为客话。其语之节凑句度，较之内地不甚相远，实与六朝音韵相合。”

（作者系广东客家人、客家文化研究者）

注：本文系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