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高度》与我的写作（李迎春）

客家老练

《生命的高度》与我的写作

10月26日，中国闽西文学院第六届年会在上杭金秋公寓召开。这次会议的重头戏是闽西文坛旗手、红土地文学的开创者、中国闽西文学院院长张惟先生文学创作65周年茶话会。我想这次会议能够凝聚这么多人从四面八方来到上杭，最主要的原因是为张老祝福，向张老表达最真挚的感恩与祝愿。而作为上杭方面，这次承办年会有点偶然，对于上杭的作者来说却是一次难得的锻炼学习机会。只是因为会议人数的限制，上杭方面来的人还是少了些。

张老告诉我，这次年会有项议程就是研讨何英大姐的《抚摸岁月》、唐宝洪的《海峡情缘》和我的《生命的高度》。我感到很意外，《生命的高度》是一部老作品了，当初也没搞作品研讨，现在突然提出研讨，没有思想准备。不过，我又想，研讨也行啊，毕竟是在上杭举办吧，这样也算是三位上杭作者的作品放一起谈谈。感谢张老对后辈的扶掖，特别是他在不同场合地表扬我，让我羞愧，也让我低下头来更加谨慎地做人做事。这次在研讨会上听到他的讲话《意外获得的自我反思》，令人十分感动。

26日上午，许多与会人员都去参加何英大姐原著的电视剧开机仪式了，我们在会议室里自由谈。我想既然今天研讨我的长诗，有必要出来说几句话，不然就不礼貌了。于是，我将自己的创作过程与体会，包括这部作品如何遇上贵人成就虚名等都和盘托出。我记得北北说过，一部作品就像一个人一样，有它的命。长诗《生命的高度》也是一样，在写作它的时候没去想它的未来，结果却是我作品中最幸运的一部。

2005年的时候，我写诗也有十多个年头了。如果以我比较正式地开始写作的年份——1994年开始计算，那就是11年。1994年夏天，我从家乡上杭县太拔乡院田村那个偏僻的小山村出发，第一次到达北京由诗刊社举办的诗歌艺术讲习活动，聆听了邹静之、李小雨、梅绍静、唐晓渡、西川等人的讲课，并在诗刊社的《青年诗人》上发表了诗歌《守候》。这次近半个月时间的学习不亚于一次朝圣，对我的心灵和写作的触动都是非常大的。我找到了那次学习之后，随手写下的一些感受，那时我对写作的语言和地域性的思考有了初步的想法。

常常是在一种迫不得已的状态下提笔，那时自己对内心说：该写点什么。对的，是该写点什么。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一千多年（前）的南蛮之地。唐末中原人大举南迁，他们漂泊于此，生儿育女，做故乡永远的异乡人。这种带有美国创业式的经历，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传统。闻名的永定土楼使我铭记的不是众多游人，只是作为客家人一种顽强生存方式的见证。长汀人元宵按房族闹花灯，又显示着什么呢？连城民间的“走古事”近乎怪诞，上刀山、过火海，又是怎样一种诠释呢？……所有这些都神秘地吸引着我。我不知道这些意味着什么，但至少清楚这些具有某种内涵的潜在意义已经渗透于血液中了。因此，我努力寻找一种恰当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2004年，第九届红土地蓝海洋笔会在上杭古田召开，我第一次参加这项在省内外最具影响之一的文学笔会。因为是在古田召开的缘故，笔会后我写了《思想的蝴蝶》。这篇散文里有我自己对红土地文学的一些思考在里面，主要体现在散文的第三部分（以后正式发表时独立成为一篇，篇名为《历史飞翔的高度》，获福建日报首届新人新作一等奖）。以下是原文：

一只盲目的甲虫，它意识不到自己走过的路是曲折的。人类不是盲目的甲虫，千百年来它清醒而执著地选择着进化之道。文学便成为她选择道路的一个重要手段。

沿着文学这条总脉，红土地文学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面对七十年前发生在沧桑土地上的革命往事，红土地文学忠实地展现着它的激情与辉煌。逝者如斯，当后来者的文字祭悼那段悲壮历史的时候，再美的语言也仅仅是一袭外衣，始终无法抵达她的内心。

在闽西峰峦起伏的大山深处，蕴藏着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革命思想。在这些闪烁着朴素真理的红土上，不仅有着长岭寨大捷、攻打铁上杭、三克龙岩城的辉煌，也有《多余的话》、《采桑子·重阳》等诗意的生命抒怀，更有古田会议、才溪乡调查的不朽篇章。谁也无法跳过这段历史，她影响我们的笔尖走向。当上一辈的血液流淌在后来者的身上，血性的男儿怀抱梦想，将痛苦与动力结为胜利的武器，远望前方。

在古田的“红土地蓝海洋”笔会，红土地文学的话题又一次提起。不可救药的统一说明我们心中的焦虑。所谓作家，并不是没事在那些山水面前踱来踱去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美丽的彩虹。

在人类漫漫的长河中，文学与哲学像两只展翅翱翔的海鸥，在历史的天空下，迎着海平面翩翩起舞，它映射着时代的面貌，推动着时代的进程。我们在追读那些不朽的名著时，那只思想的海鸥无处不在，不断地影响着文学飞翔的速度。在古田，我们感到文学的缺失，感到需要文学与思想一起飞舞。

我们无法忍受历史被一次次地无情戏说，在电视剧里装疯卖傻；我们无法忍受红色经典被旧瓶新装，龌龊在商业的瓶子里大耍淫威。总之，我们无法忍受崇高开始变得可笑。时光流逝，历史在不经意间变成了戏说，真相便被永久地掩埋了。我们的焦虑就在于，如果我们不再写红土地文学，再过几十年，这段历史也很有可能成为戏说。这基于我们对历史真实的敬畏，对理想时代的激情崇拜，对红色土地的真诚悼念。

宏大的场景已经过去，昨天对于我们来说已永不可寻了。我们的文字不管如何力求真实都是一厢情愿，那个要表达的只是你心中的真相。如果我没有接触《古田会议决议》，对先前红军印象便很不完整。但是，也因为我们各自表达心中的真相，我们的文字才更有魅力。如果我们都说着同一口径的话，同样感情色彩的文字，那么文学便成了单调的复制品。面对几十年前红土地上的历史真相，我们再回头去对事件逐一叙述是可笑的。在经过狂热消解之后，时光的积淀需要我们发现那只永远的海鸥，让她在我们的作品中翱翔。《英雄无语》、《长征》与其说是从外向内的一次袭击，不如说是对红土地本地作家的一个震撼。无疑，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

时代与环境像躲在摄像机背后的美工，左右着作品的色调。观念决定着作品的取向，同一事实，在不同的作品中显示出不同的侧面。也就是说，作品是自由的，红土地文学需要从单纯的纪实文字中走出，要写出更有个性的作品。每一位红土地的作家，站在历史的肩裸上，应该敢于作大胆的尝试，用超越的眼光，写出时代的大家之作。这是可能的，正如七十年前的思想革命，文学也能从山凹走向更广阔的海洋，让思想和文学的海鸥自由飞翔。

然而，惰性影响了我们抵达文学这只海鸥的内心。在一处处纪念馆、资料室、战争遗址，我们看到史料是现成的，场景是现成的，连对话都可以找到出处。因而，在作品中随处滥用，不加珍惜，唯独缺少了自己。

红土地文学走了这几十年，经过张惟等老前辈的开拓已经蔚然成大气，所取得的成绩也有目共睹。但是作为后来者，是简单地享受前人的成果，还是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呢。我想能够做一点自己的努力。

2003年是毛泽东才溪乡调查70周年，县里承办了省市的纪念活动，其中晚会需要一首朗诵诗。经余小明老师向总导演推荐由我创作，这首名为《将军抒怀》的诗歌不仅正式推开了我更大范围内写作舞台作品的大门，而且后来在马卡丹副总编辑的推荐下，作为闽西日报每月一星的作品发表出来。我没有在闽西日报看见刊登过那么长的诗，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版面吧，总之当时很得意。

2004年秋天，由黄征辉老师的推荐，福建日报副刊黄燕、黄培坤等老师对我的红土地题材的散文很感兴趣，于是入选12月份新人。新人新作是福建日报副刊刚推出的一个全新栏目，每月选一位新人连续四期刊发一篇作品，当时关注度非常高。所以我的散文一发表，好多人包括省委宣传部那些熟悉的领导都打电话向我祝贺。这四篇散文后来有两篇散文获得一等奖，其中写才溪的散文《向北向南》得到了较大肯定。也正是因为这一段关系，一直以来黄燕、楚楚老师都对我厚爱有加。

2005年的时候，我产生了写长诗的冲动。陆陆续续写诗写了十来年，有一定进步，更多是困惑，如果说九十年代诗歌还是活力四射的话，进入新世纪诗歌的争论更多像一场闹剧。我孤独地写着诗，在诗坛仅仅算个看客，但孤独并不妨碍自己的思考，只是写诗越来越没信心了。写作长诗也算是为自己的诗歌写作留个纪念吧。当然直接的动因是看了林春荣的长诗《邓小平》。选择写长征题材是因为对长征历史的痴迷和文友讨论的结果。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准备后，大约于4月份左右开始，用了整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了《生命的高度——献给长征70周年》近3000行的长诗。这首长诗用的是时间和地点相互构成一个历史座标的方式展开，除了序言和尾声外，分成六个部分：

序曲：生命中的红色畅想

1934年10月16日：月过于都河

1934年12月1日：血浴湘江

1935年1月15日：遵义曙光

1935年6月12日：会师达维

1935年10月22日：宣言黄土地

1936年10月10日：欢歌会宁城

尾声：从新的高度出发

红军长征中于都河、湘江、遵义、达维、黄土地、会宁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地点，时间和地点放在一起每一节就有了节点的性质。至于题目取为《生命的高度》，就是想从生命这个命题出发，而不是从革命这个命题出发，从人的生存意义、生命的极限与挑战的角度对长征进行一次个体的解读。

这部长诗写完后，还请谢春池老师等人指导。当初稿修改完毕后，曾一度陷于无处发表的困境。在这个时候，是张胜友老师发现了它，发现了处于闽西一隅一位写作者的艰难境遇，将长诗推荐给了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办公室。在经过专家评审、中国作协书记处通过后，终于成为2005年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充满阳光的日子，我随意打开中国作家网，突然看到评选结果的消息，我的心骤然加快跳动起来。忐忑不安地打开消息正文，在诗歌类中竟然发现了“《生命的高度》  李迎春”字样。我兴奋极了，觉得恍如梦境。这种兴奋跟1999年我通过竞选考试进城工作一般。我觉得上帝这个老头有时也很可爱，总会在你失去一些的时候得到一些。

2006年，长诗《生命的高度》如期由中国作协指定的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此前，我请蔡其矫老师作序。我将稿件寄到福州，他已到北京的家中了。当稿件转到他手里时，他第一时间打通了我的电话，告诉我乐意作序。接着他很认真地从头至尾看了两遍，对诗中错误一一进行了修改，很快我就收到了修改好的稿件和序。另外一位序作者是我的朋友、诗人、福师大老师赖彧煌，他一直关注我的写作，让我不敢松懈。《生命的高度》是福建省第一部获得这个项目的作品，心里不激动是假的。但是对于诗的困惑并没有得到解除，于是我想静静地让这部作品从我的经历中过去，成为写作历史中的一部分。

2006年，应上杭县旅游局之邀，由我与几位作者写作反映上杭的旅游散文集《品味上杭》。因为有了长诗的成功，这部散文集写作很顺利，一开始我仅负责写客家的部分，后来因为由我统稿，根据局里意见就改动了很大部分，基本上是我个人的风格了。这部散文集于2007年由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集子出来后，我对本土的历史文化应该说有了很大程度上的认识提高，而且也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散文路子。在散文写作上，马卡丹、黄征辉、曾纪鑫等老师都对我产生了不少影响。后来，我更多地注重本土的历史文化题材，红色题材上继续写了《怀念一个人》、《寻找古田人》等。在客家文化方面，大约于2008年左右写成了一部书稿《客家问源》。这部本来已经确定要出版的书稿，却没有那么幸运，直到现在还在我的抽屉里躺着。书稿写成后，还请郭启熹教授指正。郭教授非常认真对拙稿进行了全文修改，令我受益匪浅。

也正是因为长诗的意外成功，使我继续将诗写下去，只不过写得少了。写下去的原因，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通过这件事，我发现我的生命里其实已经离不开诗歌，它是我命定的一部分。久了未写，手会痒，心会想，就像自己心仪已久的女孩。诗歌方面没有什么再值得自豪的好事，但我可以写得更纯粹，更自由，如《乌镇》。在红色题材的处理方面，我将轻松的气氛带入诗中，将思考的东西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比如《在古田》、《不老的故事》等。（这些诗都放在博客里。）

这几年断断续续写了一些短篇小说，也被发表了出来，《血色沙滩》还获了个奖。我的小说量小，也没有形成有分量的东西，每一篇都是不同的处理方式，有很明显的自我实验性质。其实说起来，我最喜欢的还是《枪》里的开头部分。“大约还是清朝末年，有一猎户住在名叫田坑的小村里。春天的夜晚，劳累一天的猎户早早躺下了。半夜时分，屋外传来一阵阵猫叫春的声音，一声紧接一声，像极了婴儿的啼哭。被吵得辗转难眠的猎户心里早已像煮开的粥，一边迷糊地叫骂，一边起床，摸到房间门侧放好的猎枪，提起来就往门外跑。不一会儿，只听“呯”的一声，猫叫声停了下来。猎户随口骂了一句“狗娘养的”，就返回房间呼呼大睡起来。第二天清晨，猎户的妻子早早起来倒灶灰，惊慌地发现猎户昨晚打死的根本不是猫，而是襁褓里包裹着的婴儿。她跌跌撞撞地跑回房间拉醒了猎户，猎户顿时也慌了神。夫妻在慌乱中匆匆掩埋了婴儿。心神不宁的猎户整天被意外的枪杀搞得心力交瘁，再也无法上山打猎。不过半年，猎户疯了，成为田坑里人见人躲的疯子。”就这样一个我自认为不错的开头，却没有被我处理好，写到后面有点淡而无味，直到现在自己也觉得遗憾。虽然《福建文学》的编辑老师们，特别是建安兄的鼓励，让我有些无知无畏，但我知道对于小说我还只是一名刚踏入学堂的小学生。我喜欢小说，还是想写乡土的、红色的或者小城市的这类题材，想把它写好，表达好。

在我的写作中，舞台作品也是很大的一块。与文字有关的刊物编辑也是一块。因为这篇文字主要是根据10月26日上午的发言充实而来，所以就留着以后再说。这篇文字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小结，也是想让朋友们对我多一份了解吧。文学是愉快的人生旅程，我享受文学带给我的乐趣。不管现实的角度还是心灵的抚慰，文学都带给我极大的好处，我感谢文学。

对于浩瀚的文学海洋来说，我的写作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我的作品就像一颗尘埃那么微小，它来自我生命的偶然，静悄悄地来，就让它静悄悄地走吧。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让这些文字温暖我，让我更加快乐地面对人生，让我能够将更多地微笑送给我的朋友亲人们。

以上文字，与朋友们共勉。

                                                2012年10月31日

附：1994年10月写在笔记本上的短文——

黑  土  深  沉

──谈“我们”的诗歌

本世纪初，俄国诗人叶赛宁的诗让我们带到久远的俄罗斯乡村。

八十年代，美国诗人默温远离现代文明居住在夏威夷一座临太平洋的房屋中，专心致志地研究夏威夷土著文化。

九十年代初，中国早逝的诗人海子以他独特的语言风格让我们想起了北方沃土。

……

94年的夏天，这些简短的语言使我看到些什么。最初体现在写作上，我的语言碰到了最尴尬的事，不知该如何下笔。所有的劫难倾临头上，让我想起了脚下的这块土地。唐宋两次的大举南迁，古中原人的后代做了故乡永远的异乡人。随着创业的艰辛，中原文化移植于这片南蛮之地，促成了客家特殊的文化种群。这种思考，就有了诗歌与客家文化结合的可能性。

许多优秀的诗歌让我们看到诗人对自身民族的关注。泰戈尔散文诗的孟加拉风格；聂鲁达的诗充满欧美丛林“野性的互动”；艾伦·金斯堡的写作将街头唱语变成了美国的国语。我们的写作同样理由关注客家人文的变迁。

因此，我想起一句话：写出我们自己的诗歌。

这是可能的。几年前，我有一段时间居住在客家的古城长汀。那里的印象一直成为我对客家人生存与人文精神的最好诠释。厚实的城门苔痕累累，青草正透过城砖不停地摇曳。登上城墙，眼前汀江河静静流过。这条客家的母亲河，正默默诉说着什么。而那些小巷人家，无不散发出古朴的气息，一种温馨、一种疑惑油然而生。我喜欢这座小城的风格，古老、朴实、温馨，让我找回了似乎早已失却的旧梦。在它的启示下，我这样描述客家的历史“这壶酒／从中原酿到南方／酿到蛇与蝎子的领地／民俗而来／丛林而来／天空一股豪气／大雁而来(《酒》)。我们的挽留和希翼都在这里消失并诞生。客家诗歌和精神就这样自然地在一座小城、一碗小酒、一首山歌中呈现，无法泯灭。

客家语系是客家人的自豪。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中说：“诗绝非把语言当作手边备用的原始材料，毋宁说，正是诗第一次使语言成为可能。诗是一个历史的民族的源始语言。因此，应该这样颠倒一下：语言的本质必得通过诗的本质来理解。”我们的诗实际就是客家语言的本质过程。我们的语言是丰富的，从村头俚语到《元初一》，从客家山歌到汉剧唱腔，无不是客家语言的提炼与升华。在这片土地上，走进葱郁的山林，几声豪放，几声婉转，客家山歌让人回肠。邹静之从一百多年以前的民歌中找到了“高山上盖庙还嫌低，面对面坐着还想你”的佳句。我们的山歌呢？那是客家人的实质。它如陕北的民歌、北京的方言一样，是造就我们诗歌的源泉。我强调诗歌从我们的母语中提炼，因为“母语是个人或种族最真实、最能表达生命欲求的语言。” (李震《神话写作与反神话写作》)客家语言的历史,就是客家人变迁与发展的轨迹。沿着这种轨迹寻找，就能达到一个圣洁的天空。

我们的诗歌在以弱势生存着，虽然顽强，却也步履蹒跚。94年的冬天，我这样写着：“唯有这条路──／尘土飞扬，人群从此走出／走出一条／柴米油盐的路／汗和水／浸透鸟的羽毛(《雨或者水》)。”但我想，诗歌应当在这块沃土生长起来，成为一株大树。十几年前，舒婷曾以《致橡树》征服过一代人。在她的诗中深深地烙着闽西的印证。面对世纪末的田园，我们如何以大手笔写出属于这片黑土的诗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