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时期富岭王氏迁台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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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乾时期富岭王氏迁台史略
                                                                      永定客联会 王贵垣
        摘要：从台湾府训导王之机圣旨匾引出客家移民对台湾科举的积极参与以及重大影响；从民国版《富岭王氏家谱》整理出明清时期富岭王氏170男丁迁台情况。从而窥中见豹，说明：康熙廿二年（1683年），施琅平定台湾郑氏政权，设立台湾府，翌年（1684年）有条件开放海禁；1686年，设立县学、府学并开科取士，台湾科举考试制度基本确立；1696年施琅去世，渡台条件放得更松；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正式解除《客族禁止渡台令》，使得康乾时期客家迁台达到了一个高潮，这可以说是永定客家迁台、闽西客家迁台、闽粤客家迁台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训导圣旨匾 台湾科举 王氏迁台 康乾时期 达到顶峰

        在福建省永定县高陂镇富岭村，至今保存着一方台湾府训导王之机的圣旨匾额。该匾品相完好，图案、文字十分清晰，对研究闽台文化交流、教育发展和客家迁台等历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是一方弥足珍贵的涉台文物。
        圣旨匾额的中央镌刻着“覃恩敕封” 四个大字；落款处钤有玉玺一枚，为“敕命之宝”四字。圣旨全文为：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任使需才，称职志在官之美；驰驱奏效，报功膺锡类之仁。尔王钦祖乃福建台湾府训导王之机之父，雅尚素风，长迎善气，弓冶克勤于庭训，箕裘丕裕夫家声。兹以覃恩貤封尔为修职佐郎福建台湾府训导，锡之敕命。于戏！肇显扬之盛事，国典非私；酬燕翼之深情，臣心弥励。
        制曰：奉职无愆，懋著勤劳之绩；致身有自，宜酬鞠育之恩。尔陈氏乃福建台湾府训导王之机之母，淑范宜家，令仪昌后，早相夫而教子，俾移孝以作忠。兹经覃恩貤封尔为八品孺人。于戏！贲象服之端严，诞膺钜典；锡龙章之涣汗，用表荣施。
                                                                                                                                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先解释一下圣旨匾额所涉及到的相关词汇、术语：
        1、覃恩：就是广施恩泽，旧时多用以称帝王对臣民的封赏、赦免等。
        2、敕封：就是明、清皇帝对六品以下（含正、从六品）文武官员的先代、妻室赠予爵位名号时授予敕命，称敕封；对从五品以上的，则授予诰命，称诰封。
        3、貤封：清朝官员以自己所得的封诰，请求改封先祖、父母、伯父母、长兄嫂等，称貤封（受貤封之人已经去世的，则改称貤赠），自己则不受封了。 封、赠，是清代皇帝给与官员直系亲属的一种褒奖制度，即官员的高、曾、祖、父、长兄（含同级的配偶）、妻授予和官员现任官阶相匹配的封号，生前给与称号的称“封”，死后给与封号的称“赠”，给予官员本人的荣誉官阶称“授”。
        4、训导：为明清时期府、州、县儒学的辅助教职（学官），从八品。《明史?职官志四》“儒学：府，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州，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教谕一人，训导二人。教授、学正、教谕，掌教诲所属生员，训导佐之。”《清史稿?职官志三》“儒学：府教授、训导，州学正、训导，县教谕、训导，俱各一人。”
        5、圣旨文字一般为翰林院的庶吉士们所拟，多为骈偶句式，文字古雅，极显翰林院饱学之士“掉书袋”之功夫，彰儒学之经典，扬皇家之宠恩。
        此圣旨匾额所涉及到的台湾府训导是福建省永定县高陂镇富岭村人，名叫王之机，其在台湾府担任训导的任期是公元1760-1762年。
        在王之机的老家，永定高陂富岭的著名土楼——“府第式加围垅屋”的中隆楼（俗称老围楼）中，历代都在口耳相传“吉庵公、绍麟公、省斋公”祖孙三代（吉庵公是王之机的祖父；绍麟公是王之机的父亲，讳钦祖，字绍麟，号述中；省斋是王之机的号）的故事。
        民国版《富岭王氏家谱》，有王之机的详细资料：
        18世省斋：述中长男，讳之机，字汝槐，又字士上，号省斋，1715-1763，年四十九。乾隆三年（1738）与堂兄蔼言、堂弟璞园同受知于学院周（指周学健，江西人，1735-1738任福建学政）取进郡庠，乾隆十二年（1747）科试学院吴（指吴嗣爵，浙江人，1745-1747任福建学政）列一等五名补廪，乾隆十九年（1754）充贡，乾隆廿年（1755）选兴化府莆田县训导，两署教谕事，乾隆二十五年（1760）升调台湾府训导，乾隆廿七年（1762）乡试，告假省亲，患病，卒于家，时乾隆廿八年（1763）正月廿日。
        众所周知，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渡台，郑成功后代归降，台湾正式纳入清朝版图，设立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领台湾、凤山、诸罗三个县。雍正元年（1723），从诸罗县析出彰化县，同时增设淡水厅。乾隆五十二年（1787），诸罗改名嘉义。光绪十三年(1887)台湾独立设省。
        康熙二十五年（1686），台湾府设立三年后，开始设立县学、府学并开科取士。童试及岁、科两试皆在台湾本土举行，入学额数分别为：台湾府学，闽籍二十一名，粤籍九名；台湾县学，十三名；凤山县学，十三名；嘉义县学，十三名；彰化县学，十三名；淡水厅学，六名。
        乡试、会试则与全福建学子一道，分别在福州和北京举行。为照顾台湾刚刚开发，文化教育稍显落后，参照甘肃、宁夏之例，于福建乡试中，另编台字号，额取一、二名；康熙三十六年（1697），撤销另号，全省一体匀中；雍正七年（1729）又恢复另编台字号。乾隆四年（1739），巡视台湾御史诺穆布等奏请会试之期，台郡士子照乡试例，于福省中额内编台字号取中一名，部议：“台郡士子来京十名以上，再行奏闻，恭请钦定。”
        这样，清代台湾科举考试制度基本确立。
        由于清代前期的台湾社会是个移民社会，闽粤人成为台湾移民的主体，移民对台湾科举考试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
        王之机在台湾府担任训导虽然只有两年，在历任训导中，任期不算最长（最长者四年），也不算最短（最短者不到一年）。如果不是因为“告假省亲、生病、卒于家”的话，他是完全可以把三年一任的任期履职完毕的。府训导虽然官衔品级不高，但是地位尊崇，因为他从事的是一个府境内的教育行政部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是从事教育行政，为了方便在语言与台湾人互作沟通，更有利于教育教学，因此台湾府的这一官职通常由闽籍人担任。事实上，台湾的教育教学也是历来以闽语为主、官话为辅的。王之机是永定客家人，这就反映了一个重要史实：当时的台湾，除了闽南人之外，已经有大量的客家人涌入。
        王之机在台湾府当训导之所以能够顺风顺水，有其父亲的一份功劳。因为早些年，他父亲就赴台挣钱，赚了很大一笔钱后，回老家兴建中隆楼。这也为王之机的读书、出贡、做官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为王之机后来到台湾当训导积蓄了一定的人脉资源。
        说来有趣，大家口耳相传，王之机的祖父王吉庵是位厉害角色，武秀才出身，建造了大型土楼永隆楼，还做了很多公益事业，旧县志上和民国谱上均有详细记载；他大伯、二伯、五叔也分别是举人、贡生、庠生，这些都是正儿八经的科举功名，没有一点真才实学是考不上的；只有父亲和四叔靠殷实的家庭经济捐纳监生资格。王之机之父王绍麟青少年时期还是个特别调皮的“吊儿郎当”分子，具体表现在十分好赌。他曾经把父亲交给他的、吩咐他送到汀州府衙去打点、准备营救因事得罪县太爷的举人长兄的大把银子，拿来赌博，结果输入精光。害得老父亲带了一帮族人气势汹汹地要收拾他。他当时无路可逃，横下一条心，从三层楼上的窗户跳下，结果屋檐下底层地上的猪槽被他跃下时生生踩断。待老父亲从三层的楼梯赶下来，看见这断裂的猪槽，心里无限悲凉，感慨此儿真是横得下心，只得长叹一声：“由他去吧！”自此，长兄没能救出，最终卒于京华，老父亲也抑郁成疾，不久逝去。而王绍麟则远走他方，来到台湾发展。最终在台发了财，回到家乡，新建一座大型土楼，即中隆楼。至于在台湾怎么发的财，家谱秉承“财不露机、发财方法秘不示人”的习俗，没有明载；祖辈口耳相传，也没有透露。但我们透过康熙收降台湾、解除海禁，闽粤人民纷纷赴台、开发台湾的情况来看，我们大可对他在台发财的大致情形进行一番推测。
        下面，笔者重点分析民国版《富岭王氏家谱》对富岭王氏赴台、迁台的记载。
        富岭王氏，是明正德三年（1508）从永定溪南里搬迁而来，迄今已经五百来年，繁衍了20代人，目前有人口2600多人。但众所周知，客家人是不断迁徙的。笔者认真统计了一下民国家谱，里面记载明清至民国，富岭王氏不断有人外出谋生乃至移居，移居地点有：广东老隆、南雄、韶关、淡水、广州……，福建顺昌、永安、漳州……，江西抚州、赣州……，浙江温州……等地，过番下南洋的，亦为数不少。赴台、迁台的，亦占了很大比重，笔者把他们一一输入电脑，运用电子表格进行一番统计，总计有170个男丁。
        富岭王氏赴台、迁台，主要集中在一个高峰时期：即康乾时期，尤其是乾隆时代（另有一个小高峰阶段，则是在抗日战争结束至1949年国民党撤台之时，因民国家谱完稿于1944年，因此富岭王氏这一时期迁台者，民国谱没有载入）。
        康乾时期，虽说是盛世，但富岭王氏已经在富岭村繁衍生息了两百来年，人口急剧发展，土地制约矛盾突出，而且土地开始向少数人集中，形成了我们当代人所称谓的地主、旺房旺支。恰在这时，康熙皇帝解除海禁，开放大地人士迁台，形成台湾开发史上的一个移民高峰。富岭王氏，自然而然有不少人加入了这一潮流。
        林再复先生在《台湾开发史》一书中对闽粤地区赴台移民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经济困难者占60%以上；投靠在台亲友者占20%；企图发展一番事业者约占3%左右。也就是说，闽粤赴台移民，大部分是为了解决生存难题，只有一小部分是为了发家致富、造就事业。这确是至论，在富岭王氏赴台、迁台人潮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大部人是弱房弱支，土地极少或者根本没有的人群；小部分是富裕人士，书香世家。
        先说赴台是为了更大发展的富岭王氏殷实人家。
        在享誉世界的福建土楼中，有一座土楼虽然暂未列入世遗项目，但其“三堂两落”结构最为完整、精致，在世界建筑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她就是坐落在富岭村大塘角的著名“五凤楼”——裕隆楼！裕隆楼算得上是富岭王氏的旺房旺支、书香门第。其先祖王素亭曾为开发台湾作出过贡献。民国版永定县志记载：“王素亭，幼岐嶷，康熙间邑庠，习《春秋》，于《胡传》尤精熟。中年客台湾，台有鹿饷恶例，番民每持刀箭，借射鹿而杀耕垦者，民患之。玉书（指王素亭，字玉书）为指利害于当道，遂罢鹿饷，台民颂之。”也就是说，王素亭是武秀才，中年时曾经客居台湾，当时台湾有鹿饷恶例，但番民经常借射鹿而射杀响应清政府号召赴台开垦耕地的闽粤移民，这显然不利于清政府对于台湾的整体开发，不利于台湾的发展，王素亭便上书并当面陈说于当道，于是清政府便废除鹿饷，台湾人民纷纷称颂王素亭的义举。
        民国家谱还记载：王素亭的大儿子王昌言（1701-1734），雍正八年（1730）适台湾考试，娶眷入籍，雍正九年（1731）学院高岁试取进彰化邑庠，雍正十年（1732）回籍参加壬子科乡试，雍正十一年（1733）复往台湾。其配偶是台湾彰化县原籍漳州海澄县陈焜的女儿（1715-1796）。至于王昌言为什么在复往台湾的第二年（1734），年纪轻轻就卒于台，家谱没有明说，估计不外乎是台湾气候不适应、生存条件恶劣、水土不服、生病、医疗条件差或非正常死亡等原因。王昌言的第二个儿子王照瑞（1729-？）和第四个儿子王呈瑞（1733-1765），则分别生于台、长于台、娶于台、卒于台，王照瑞的配偶是台湾彰化县刘志扬的女儿（1746-1783），王呈瑞的配偶是台湾彰化县刘氏（1743-1790）。王照瑞的骨骸于道光五年（1825），由大儿子王鼎基（1771-1827）领着孙子王台镇（生卒未详）带回原籍，归葬于富岭王氏棺山军营排，王鼎基的配偶邱氏，则卒于台、葬于台。王台镇，生于台湾，道光五年（1825）随父亲王鼎基由台回籍后，又于道光三十年（1850）复往台湾，从此未再返籍。王素亭的另一个孙子（四儿子王诗言所生）王东照（1772-？），也移居台湾。自此，我们知道王素亭中年客居台湾，曾经打下一定基础，为其一部分儿孙迁台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这是富岭王氏旺房旺支、殷实人家往台湾发展的一个例子。总的来看，发展得也不是特别顺畅，寿年不高者多；但他们在台湾娶得起妻子，还能够有财力返回原籍，把祖先骨骸归葬原籍，甚至在台湾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总算还是不错的。
        再举一个实例。在富岭王氏另一个书香门第——德隆楼（又称外翰第，俗称山子下），其17世祖先王南村（1699-1787，讳鹏抟，字锡万，号南村），是一个着意赴台、取得功名、当上官员的成功人士。民国谱记载：王南村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蒙台厦督学道陈（指陈大辇，湖北人，1722-1724任福建分巡台湾厦门道。因为福建和台湾之间有海峡的间隔，交通较为不便，本来应由福建学政所办理的科举考试的事宜，也委由台厦道来办理，故1684-1727年间的台厦道又称台厦督学道）岁试取进台湾府诸罗县学第一名，科试取列一等第一名补廪，雍正六年（1728）奉例拨回本籍，乾隆十二年（1747）学院吴嗣爵考充岁贡，乾隆廿九年（1764）选授建宁府政和县儒学训导，乾隆三十六年（1771）署本学教谕事，乾隆三十七年（1772）卸事。其原配是牛路岭儒士刘乡的女儿（1704-1770），卒于政和县学署，葬于政和县较场演武亭下边。其妾却是台湾陈氏，卒于台湾。至今在永定县高陂上洋村著名土楼植桂堂（也是上洋陈氏的旺房旺支）的大厅屏柱上，还保存着王南村撰书的一副木刻对联：
        德如良玉，看水媚山辉，允矣圭璋闻望
        学治丹田，喜礼耕义种，庶几华实春秋
        这副对联可充分体现王南村厚实的学养，足见王南村是赴台科举的成功人士。
        但像以上王之机、王素亭、王南村三例毕竟很少，在民国谱里，我们更多地看到是因经济困难、在家乡难以生存而赴台、迁台的。这些人，都是青壮年时期赴台求生存，很多在台湾娶不上妻子，穷困潦倒过一生，甚至在家谱中连卒年时间都不详。有能力把骨骸归葬家乡的，有是有，但毕竟少。
        家谱还记载：有卒于赴台途中沉于大海的，也有从台返籍举家没于大海的。如王南村的一个旁系侄、孙，家谱载：王大弘（1731-1798，字鼎康，号大弘），与长子王连瑞（1772-1798）自台湾同归娶媳，俱沉于海，原已定亲的未过门媳妇大塘凹卢氏，不得不改适他人。
        笔者统计，赴台170男丁中，明确记载在台娶妻的，也有20来个，其中只有1人是明确记载为娶台湾番女；原先在家有妻子，男丁自身赴台、卒于台后，妻子改适的，有接近10人。家谱这些资料也充分符合当时清政府的规定“渡航台湾者，不许携伴家眷，已渡航者亦不得接引”和“汉人不得擅娶番妇，番妇亦不得携手汉民，违者即行离异”等禁令。
        赴台王氏男丁中，明确记载有后代的，为数不少，有的是在家亲房梓叔后裔过继给立房立支的，有的是赴台前自己生的，有的是赴台后在台湾生的。家谱中明确记载卒葬多年后，能够捡“金”（即骨骸捡于金瓮）携回家乡归葬的，有20来个。更多的情况是语焉不详，不知道在台娶妻了没有，有没有后代，后代几人，卒葬何处。编纂家谱时，肯定因资料掌握不全，更多地用以“不详”等字眼。
        富岭王氏赴台170男丁的情况，充分印证“六死三留一回头”的凄惨传说。因为康熙皇帝在于1683年派施琅统一台湾后，于次年有条件开放海禁[但仍有三条禁令，其中第三条为：粤地（主要指广东客家）屡为海盗渊薮，以积习未脱，禁其民渡台]，1696年施琅去世，渡台条件全面放松。台湾地方官员一方面因为岛内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开发，需要到大地招募民众；另一方面闽粤地区因为人口剧增和土地集中更加严重，民众只有通过出外谋生。因此，出现了“流民归者如市”、“内地入台者众”的赴台移民潮。这一波移民潮并没有因康熙五十七年（1718）再次作出“禁止私渡台湾”的规定所终止，而是悄悄地转为地下。雍正五年（1727）再开海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闭关锁国毕竟锁不住大陆人民赴台需求，客家人赴台再次转为地下活动。乾隆五十六年（1791），正式解除《客族禁止渡台令》，即施琅三条禁令中的第三条。不管禁也好，开也好，闽粤等地民众移居台湾主要是为了谋生，受家乡生存危机和利益驱动，不会停止移台行动，所以说“海禁”是禁不住的（地下活动只是增加了一份凶险而已），闽粤客家迁台在康乾时期达到了一个顶峰。
        在台湾移民中，最初大都是以血缘、宗族为纽带，组织移民赴台和集中进行垦荒，以便于生存、耕种和打开局面。随着移民活动的增加，血缘、宗族关系已经不能适应，他们通过同乡关系结伴来台，然后又通过同乡的介绍和指引，大批移民来台到同一地区共同开垦。定居后为了扩大经营范围和保卫生产成果，他们又需要联合和组织起来，因此，很快由祖籍地缘关系替代了血缘关系。这种祖籍地缘关系的发展，成为“汀州会馆”、“永定会馆”等众多客家会馆的来由。
        台湾的开发是因为移民的到来、人数的增加，加快了开发的速度和程度。清代时期，台湾已建立完整的统治机构，开始有组织地安排移民垦荒拓土，因此，台湾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两岸人民共同生存、共同创造、共同奋斗的历史，无论是台湾同胞，还是闽粤移民，都是中国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两岸客属一家亲，两岸同胞一家亲！
        窥中见豹，康乾时期富岭王氏迁台情况，可以说是永定客家迁台、闽西客家迁台、闽粤客家迁台的一个缩影！
        改革开放后，台湾同胞纷纷回祖国大陆寻根谒祖，其中富岭王氏迁台者回乡探亲的，大部分为1949年随军撤台者（其中包括民国谱编纂者之一王材椿，1900-？，讳大千，谱成后，亦往台湾），鲜有康乾时期赴台者的后裔回来寻根谒祖。由于时间不会太遥远，1949年赴台者及其后代回乡探亲、对接家谱较为容易些；但我们还有一个心愿就是：热切盼望能够寻觅到康乾时期迁台的富岭王氏后裔，早日对接上家谱，加强交流联系。民国《富岭王氏家谱》还记载，永定王氏开基祖王十五郎“自宁化析入”。闽西上杭“客家家谱馆”和三明宁化“世客中心.家谱馆”的相继建成以及组织家谱赴台展览，两岸人民尤其是两岸客家人民日益密切的经贸、文化往来，让我们信心十足！

参考文献：
1.民国版《富岭王氏家谱》；
2.民国版《永定县志》；
3.《台湾科举史料》，作者王鸿鹏，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4.《台湾移民》，作者佚名，福建省文化厅网站“闽台文化交流”；
5.《永定客家台湾缘》，两岸客家文化研究院编，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6.《闽台家谱对接存在的问题与建议》，作者吴明其、陈明辉，刊于福建省社科界2010年学术年会分论坛论文集《弘扬客家文化  加强闽台联系》，福建省客家研究联谊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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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