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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风华 ——厦门大学在汀州
吴尔芬
汀州——历练千年的历史名城。唐开元24年（公元736）建汀州，从此，历经城垣变迁，古城汀州处万山之中，成为盛唐至清末历代州、郡、路、府的治所和闽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汀州——名扬天下的客家首府。自隋唐始，中原汉人为避战乱，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入闽粤蛮地，经千年繁衍，终于开创出一片举世瞩目的客家祖地。 汀州——光耀神州的红军故乡。上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军队“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长汀这块血与火浸染的红土地，孕育了“红色小上海”，也孕育了人民共和国的雏形。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相信读者早已耳熟能详。我要说的是，有一所改为国立第二年就避难到长汀的大学，扎根古汀州这片土地的滋养，短短数年间，一跃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大学。她就是有“南强”之称的厦门大学。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在这个偏僻的山城，一帮海外学成归来的知识分子，怀着满腔的报国热忱，一头扎进伤痕累累的长汀，舍身投入到白手起家的艰难建校中。 从厦门大学档案馆的珍贵文物到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资料，从厦门大学在长汀陈列室的焦黄老照片到厦大老校友没齿漏风的口述，我一次又一次的被震撼。作为汀州子弟的职业作家，我难以释怀，我欲罢不能，我有责任拂去这一段历史的风尘，呈现一部拿得出手的长篇小说。但是，在挽起袖子创作长篇之前，我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迫不及待要告诉读者几个厦门大学在长汀的片断。
古汀州，厦门大学的避难所 1929年的陈嘉庚很郁闷：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橡胶价格一落千丈，货品大量积压，资金难以收回，企业遭到惨重打击。这时的陈嘉庚已是华侨中的传奇人物：他只上过九年私塾，却创办了一所厦门大学和一座庞大的集美学村。荣耀往往就是拖累，亲朋好友劝陈嘉庚削减汇给厦、集两校的经费，将有限资金投入企业经营，以度过难关。陈嘉庚坚决不肯，他说：“两校若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20年来，陈嘉庚目睹了祖国故土的积贫积弱，兴学报国是他的梦想，怎么忍心前功尽弃？陈庚嘉有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撂下的：“宁肯卖大厦，也要办厦大！” 1930年开始，厦门大学的经费更加紧张，林文庆校长借助他在南洋的关系，一直在东南亚筹募经费。同时，学校向政府申请补助，1930年5月，国民政府补助厦、集两校每年6万元。由于日军入侵，前线军费吃紧，国民政府的实际拨款只有3—5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一点钱，难死了林文庆校长。当时的厦门大学有5个学院、21个系，没办法，林文庆不得不精简机构。全校只设文、理、法商3个学院，文学、历史社会、教育、数理、化学、生物、法律、政治经济、商业9个系以及附设高中部。 陈嘉庚的企业收盘之后，再也坐不住了，考虑再三，于1936年5月致电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和教育部长王世杰，请求将厦大无偿交归政府经办。6月，厦大全体师生集会，决议致电教育部，并派代表赴南京请政府将厦大收归国办。 1937年7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核定，私立厦门大学正式改为国立，年经费20万3千元，列入年度预算。虽然这点经费是国立大学中最少的，但毕竟是国立了，陈嘉庚和全体师生松了一口气。 7月6日，教育部任命萨本栋博士为厦门大学校长。刚从美国俄亥俄大学客座教授载誉回国的萨本栋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也是国际有名的机电专家，同时还是出色的网球运动员。风华正茂的萨本栋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有决心也有信心把厦门大学办好。 然而萨本栋时运不济，第二天，仅仅是第二天，前来厦门大学报到的萨本栋行李还没放下，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日本舰队频频进出厦门港，严重威胁厦门的安全。萨本栋真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因此，萨本栋与林文庆校长办完移交手续后的第一个工作计划，不是筹款，不是建设，更不是教学，而是迁校逃难。 紧接着，平津沦陷、淞沪激战，日军袭击厦门更加频繁，厦大校园濒临胡里山炮台，又在日军炮舰的射程之内，处境危在旦夕。9月3日，日本舰队的羽风、若竹等3艘驱逐舰驶入大担岛海域，突然向厦门岛的曾厝垵海军飞机场、白石炮台和胡里山炮台发起攻击。日军一炮端掉厦门大学生物大楼，给萨本栋一个下马威，于是，逃难不仅仅是工作计划，而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逃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何况是一所大学？萨本栋首先想到公共租界鼓浪鼓，西方列强国旗飘扬的小岛也许是学生的避难所。 说干就干，学生的安全高于一切。第二天，萨本栋在鼓浪屿借用闽南职业学校部分楼房设办公处，借用英华中学和毓德女中部分校舍上课。10月5日，学校新聘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燕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蔡馏生为厦门大学代理理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化学系系主任，另聘5人为学校行政顾问委员会成员，鼓浪屿校区勉强运转。不等萨本栋喘一口气，10月26日，日军占领与厦门岛一水相连的金门岛，封锁了厦门港的出海口。 鼓浪屿的外国人自身难保，各国领事有的遣散家属、有的关闭领事馆，中国人哪能指望他们保护？那么，厦门大学迁到哪里去逃难更适合呢？萨本栋很纠结。这时，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语言学家周辨明博士建议萨本栋：迁长汀。周辨明是惠安人，但他的父亲周之德是个牧师，1892年开始就在长汀传播基督教。周辨明了解长汀，长汀是县城也是州府，不但是闽粤赣交通枢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客家人热情好客容易相处，重要的是，汀州古城有一些闲置的文化设施可资利用。 萨本栋认为周辨明的建议入情入理，当即决定兵分两路：自己去福州找省主席陈仪商量，周辨明和秘书长杨永修赴长汀联系选址。焦头烂额的陈仪提不出更多的建设性意见，因为省政府也在筹备内迁逃难，那叫一个自顾不暇。陈仪能拍板的只有一条：省政府拨给厦门大学的迁校经费只有5000元，怎么花请萨校长看着办。 从厦门到长汀的交通极为不便，要翻山越岭走十几天才能到达，这点小钱运费也不够呀。萨本栋摆困难讲道理，总算说动了省主席，陈仪最后表态：“我会配一部小车到长汀给你，要别的就没有了。” 当时的福建省第七区行署设在长汀，行政督察专员秦振夫会见了周辨明和杨永修，支持厦门大学内迁长汀，答应拨借行署部分房屋给厦大。厦门大学迁移长汀的大计就这么敲定了。 1937年12月20日，厦门大学正式停课，大批量的图书资料和瓶瓶罐罐装箱待运，经过三天的忙碌整装，24日开始向长汀进发。 古汀州，以客家人的博大胸怀，展开臂膀迎迓危难中的厦门大学。
萨本栋的梦想 从厦门到长汀行程800里，要渡过鹭江、九龙江，越过崇山峻岭。本来就断断续续的公路，为防止日军登陆，早被挖成一段段的城堞，不用说行车，徒步也得弯弯曲曲地走。加上土匪出没、车辆罕见，300多名师生肩扛手提行李和书籍，走了整整23天才到达长汀。1938年1月12日，图书、仪器、标本、设备等陆续运到。等掉队的老教授和女生到齐，萨本栋的清点结果是：学生239名，教职员工83人，其中教授18人，副教授4人，讲师8人，助教14人。这就是厦门大学的全部家底。 经过多年的红白拉锯战、多达五次的“围剿”和“反围剿”，虽然四年前红军就被迫撤离长汀开始长征，但古汀州的文化已遭到重创，建筑被毁、文人凋零，按周辨明博士的说法是“举目凄凉无故物”。 厦大校址位于北山麓文庙、万寿宫一带，与长汀中学校舍紧密相连。学校以长汀文庙为办公场所，借一座破楼做女生宿舍，租一家饭店给教授安身栖息。萨本栋和太太黄淑慎，儿子萨支唐、萨支汉全家四口住在破落的仓颉庙，收拾出两间空房凑合成卧室和饭厅。从十里洋场的厦门，到穷僻落拓的长汀；从雕栏石砌的高楼大厦，到画栋剥落的破败庙宇；从富贵繁华到简朴寒碜；这其间，转变得太惊人了。许多女生脑筋拐不过弯来，走进校门擦的不是汗水而是泪水。 萨本栋顾不了女生的眼泪，他首先要解决同学们的肚子问题，这些小青年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啊。萨本栋拜访专员秦振夫、县长黄恺元和几家被拉锯战吓破了胆的幸存富户，多方化缘，派人到产粮区采购糙米。山城长汀比厦门冷多了，刺骨寒风钻进破楼宿舍，吹得衣衫单薄的外来学子无处躲藏。当食堂新砌的灶台煮出热气腾腾的糙米饭，同学们敲响搪瓷碗欢呼雀跃，有沙子、含泥土的糙米饭在这帮饥肠辘辘的年青人看来，胜过满汉全席。萨本栋看在眼里，既欣喜又心酸。不，这样会营养不良的。 萨本栋又从驻军赞助来两麻袋的黄豆，交代伙房一定要煮烂。走出茅草搭盖的食堂，萨本栋还是不放心，倒回去叮嘱师傅：“一定要煮烂啊，越烂越好。”师傅说：“萨校长，黄豆太烂就难吃了。”萨本栋说：“我不是要同学们好吃，而是要他们多吸收营养。”学校给学生提供早餐配黄豆、中餐配青菜的食谱，饭不限量，可以放开肚皮吃，节假日还有豆腐和肉丝，基本保证了学生的身体健康需要。在那个民族危亡的特殊年代，这可是天堂般的日子。 好了，学生说得上是有饭吃有课上，可是实验室怎么办？没有实验室，教学无法开展，那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厦门搬来的玻璃仪器也派不上用场。萨本栋与化学系主任刘椽教授一起，带领师生将长汀的一座监狱改成了实验室。萨本栋对这个宽敞的实验室很满意：桌椅齐备，大多数实验一人一组，每个学生都有机会独立操作。 萨本栋来不及高兴问题又来了，实验要用水，长汀没有自来水，怎么办？大家在实验室后面堆个土墩，用陶瓷大缸储存清水，再用竹管导进来。热源要靠酒精灯，可是去哪里找酒精呢？大家想到长汀的泥炉木炭，问题是炭炉温度难以调节，做饭可以，做实验是行不通的。经过几个月的摸索，酒精分馏器终于制成，每天可以从客家米酒提炼出3-5升酒精，解决了酒精灯的燃料问题。 师生们还自己动手，自制出实验用的酸碱。萨本栋励行节约，实验时，蒸馏水要从洗瓶吹出一点细流，倒出来就浪费了；配好的药品要滴出来，不能直接倒出来。由于萨本栋和老师们的精心设计与有效管理，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理工科的同学们得到了应有的实验训练。 长汀没有电，萨校长将政府配给自己的小汽车上的发动机卸下来，作为发动机，连接交流发电机，向教室和阅览室供电，给同学们的学习带来光明。 教材不够，学生轮流阅读，人停书不停。中文类的教材干脆让学生自己抄上一遍，以强化记忆。 战乱让多少家庭流离失所，许多同学到了长汀就再也联系不上父母，有的同学家里本来就穷困，即便家里过得去的，钱也汇不到这个千里之外的山城。如此这般，使得大部分学生成为特困生。萨本栋这个年仅35岁的校长，就成了同学们眼巴巴的指望。为了让这些受伤的心得安慰，萨本栋制定措施：学生可以申请战区学生贷金，每月8元，毕业后就业时清还。 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兼职机会，萨本栋放下博士校长的身段，四处求爷爷告奶奶，把学生介绍到校外兼职工作，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长汀中学就像是厦门大学的附属中学，除了黄恺元县长兼任校长和数学老师林钟鸣外，其他主要老师都是厦大来的。当年在长汀中学读书的著名画家罗炳芳对厦门大学中文系的朱一雄同学心存感激，认为没有他的绘画指导，自己就不可能考上中央美术学院。厦门大学在校生的兼课，提高了长汀中学的教学质量，当时的福建，除了省教育厅督办的永安中学和福州一中外，就推长汀中学。 政府经常不能及时拨下经费，为维持员工生计，萨本栋率先执行减薪，按3—5成支领校长薪俸。为节省经费，萨本栋规定领导和教授不得安插自己的亲属在学校工作。萨本栋的夫人黄淑慎毕业于师范大学，是标枪名手，虽然当时厦门大学很需要体育女教师，萨本栋带头遵守规定，让太太担任完全义务性质的女生指导员，不领一分薪酬。 艰危的时局、简陋的条件、匮乏的物资，使得师生从信念到风尚都发生彻底的转变。全校上下提倡朴实的学风，全力加紧研究学术与培养技能，师生们埋头苦干，目的是要培养一大批基础知识扎实、实践能力过硬的毕业生，以拯救国家民族。这就是萨本栋的梦想：读书救国。
抗战，我们的第一必修课 1938年5月10日凌晨，日军大举进攻厦门，从五通浦口登陆，在厦大校址投下50几颗炸弹，生物学院和化学院被攻毁，博学、映雪两楼受损，整个校园浓烟滚滚。消息传到长汀，师生义愤填膺，痛斥日军罪行，要找日本人算账。 不等热血青年去厦门找，日本人自己打上门来了：日军飞机三天两头飞到长汀轰炸骚扰。为了使损失降到最低，当局在北山设警报台，挂一个红球预报远处有敌机，挂两个红球表示敌机临近。管理女生宿舍笃行斋的胖大嫂最关心警报情况，当她发现挂出两个红球时，马上背起三岁的小女儿大声喊叫：“红球两个！红球两个！”敦促姑娘们赶快躲进防空洞。 当时厦大的防空洞就开凿在校园的后山，洞体是石灰岩的，有两三个洞。除了人工开掘的坑道外，天然的山洞也成为了临时的防空洞。当时在厦大中文系任教的郑朝宗先生《汀州杂忆》一文中说：“长汀八景之一的苍玉洞离城较近，是我们常去躲避日机空袭的地方。” 青年校长萨本栋总是站在洞口指挥师生，自己最后一个进洞。洞小人多，又没有通风设备，萨本栋指挥洞口和洞内深处的师生不断地换位，以分享洞口的新鲜空气，防止有人昏倒。防空洞内是一个潮湿的世界，大家昏昏沉沉地坐在地上，期待警报的解除。多少日寇侵凌的国恨家仇，多少山河破碎的靖康之耻，正是在这暗无天日的山洞里一点一滴地积攒起来，化为报仇雪耻、挽救民族危亡的满腔热血。 国民政府倡导“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青年从军。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抗战总有结束的一天，那时候国家需要大量的复建人才。因此政府仿效英国，大学以上学生不必当兵。但是厦门大学还是有百名学生自愿报名从军，占在校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强。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路经长汀，厦门大学师生为子弟兵举行盛大的欢送会，并有一批学生当场加入新四军。没有从军的学生同仇敌忾，迅速组织成立“国立厦门大学学生救国服务团”等社会团体，各种定期不定期的报纸、刊物围绕“抗日救国”的主题竞相出版，使得长汀的文化活动异常活跃。时间最早、人数最多的民间抗战团体“长汀县抗日后援会”公举萨本栋为名誉会长，吸收大量厦大学生入会。 厦大中文学会主编《巨图》、厦大战时后方服务团出版《唯力》、厦大校友总会出版《厦大通讯》、抗日后援会出版《战声》，师生们在这些期刊发表慷慨激昂的作品，大声疾呼全民抗战，如诗歌《不抗战必遭灭亡》、《保卫大福建》，小说在《海轮上》、《我们的游击队》等。 1938年6月，王僧如在长汀中山路创办《汀江日报》，国际、国内和地方新闻俱全，发行闽粤赣三省几十个县。1939年11月，《汀江日报》改为《中南日报》，迁址三元阁，厦大校友罗瀚任社长、厦大学生邹锡光等为编辑。《中南日报》每天都有副刊，这些副刊大多由厦门大学的博士教授主编，如黄开禄博士主编《经济副刊》、谢玉铭博士主编《科学副刊》、李培囿博士主编《教育副刊》、冯定璋教授主编《商学副刊》、魏应麟主编《闽赣话余》等等。仅一年半时间，就在副刊发表500余位作者的作品，包括夏衍、秦牧、魏金枝、陈友琴、李金发等一大批名家。除了诗歌、小说，还有杂感、散文、文艺评论、通讯报导、知识小品、翻译作品、木刻等，种类繁多、内容庞杂，但主旨却只有一个：团结抗日。这些作品有控诉日寇暴行的、有反映民众抗日情绪的、有抒发离愁别绪的、也有歌颂祖国河山和民族英雄的。这些出版物和文学作品对宣传抗日救亡、激励民众抗日热忱所起的作用，我们后人就是用最先进的计算机也难以评估。 与此同时，厦门大学率先成立“厦大剧团”， 师生以表演话剧的形式宣传抗日，呼唤人们团结起来反抗侵略。除了汀城，他们还到周边的县市演出名剧，如吴祖光的《凤凰城》、于伶的《女子公寓》、曹禺的《雷雨》、田汉的《再会吧，香港》、洪琛的《飞将军》、王梦鸥的《生命之花》等。演出话剧《家》找不到小演员，萨本栋把儿子萨支唐拎出来交给剧团，命令儿子只能演好不能演砸。 1939年6月开始，厦门大学在长汀亚盛顿医馆举办民众学校，教唱抗战歌曲，讲授防空知识，宣传日寇侵华罪行。民众学校举办多期，期期爆满，许多青年男女每天步行几十里从乡下进城听课。 1945年，东南数省唯一的空军基地在长汀竣工，可停B—25空中堡垒巨机。由于日军攻占粤汉铁路，长汀机场成为东南诸省联系首都重庆的唯一空中通道。2月2日，盟军美国14航空队进驻长汀机场。14航空队有飞机50余架，大部分为重型轰炸机，少数为战斗机。飞行员和空勤、地勤人员共200余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台湾等地的日本军事目标，通常从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舰起飞，完成轰炸任务后，飞到长汀机场降落，第二天再由长汀飞回航母甲板。 除长汀机场外，美军驻宿在汀城的三个地方：林森路东南旅运社、南寨梅林中山堂、水东街婆太巷的丽园。这些分散在各处的美国大兵由于语言不通，常常与当地人闹笑话，当然也闹别扭。厦门大学外文系的学生这个时候可派上了用场，萨本栋让他们分批对点给美国大兵当翻译。长汀客家人本来就热情好客，能对上话，跟这些老外的关系自然就融洽了。美军杜立特航空队空袭日本东京后，朝西飞往中国，除了一架迷航飞到苏联堪察加半岛外，其余轰炸机在中国境内坠毁。中国抗日军民营救美军飞行员并送到长汀盟军机场，长汀的老百姓自发为他们组织了欢迎会。 陈纳德是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中将，此时担任在中国作战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特地找到萨本栋校长，在表达谢意的同时，也提出顾虑：同学们会不会因为充当美军的翻译而耽误学习？ 对此，萨本栋的回答掷地有声：“我们的教学任务的确很重，但是，抗战是每个学生必须及格的第一必修课。”
加尔各答以东第一大学 1939年9月，蒋介石在重庆召见萨本栋校长，指出厦大“现为东南唯一国立学府，政府属望甚厚”。 萨本栋不负政府厚望，内迁长汀两年后，在卧龙山麓东自育婴堂，西至中山公园周围一大片坡地上，鳞次栉比地建立起同安堂、嘉庚堂等一幢幢简易教室，教室大的可容上百人，小的可坐30人，分散在四处，各有编号。这些教室除少数砖木结构，大多是木结构平房，屋顶用瓦或树皮，墙用柴泥、灰浆、鱼鳞板盖成。教室环境安静、通风良好、光线明亮。学生宿舍有集贤斋、博爱斋、映雪斋、囊萤斋、笃行斋、求实斋、勤业斋……厦大校区逐渐连片，占地近150亩，看上去有半个长汀城。这在经费高度紧张、政府力不从心的乱世是多么的不容易。 虽然战时交通不便，厦门大学的纪律还是严明到刻板的程度：超过注册时间的学生不能入学，对不起，明年再来；体检不合格的学生不能入学，校医吴金声博士执法甚严，对体质不合格的学生从不通融。前者为了训练学生要有守时的观念，后者在于警示学生要加强体育锻炼。 萨本栋支持学生自由创设各种社团，却极力反对搞同乡会。萨本栋是福州人，但在长汀从来不拉老乡、不讲福州话，为的就是营造五湖四海一家亲的校园气氛。 萨本栋严把生源关，在招生上绝不徇私，萨家的几个晚辈多次报考厦门大学，因分数不够，照样未被录取。驻长汀的国民党军长亲自登门拜访，要求让儿子免试入学，萨本栋严词拒绝，说“欢迎你儿子通过考试录取后来厦大学习。”一个海军司令也找到长汀，愿意将海军所属造船厂的机械设备送给厦门大学，以换取儿子读厦大。萨本栋质问他：“难道我可以拿厦大的名誉作交易吗？”因此在军界政界，许多达官贵人戏称萨本栋为“杀不动”。 1940年，陈嘉庚代表南洋一千万华侨回国慰问抗战将士，在访问了重庆、西安、延安等地后，于当年11月9日折道到达长汀，视察厦门大学。他踏遍厦大长汀校园的各个角落，发现学生勤奋好学，蔚然成风。当陈嘉庚走进图书馆，看到大小阅览室鸦雀无声，一排排书桌前，学生们都在聚精会神地攻读。见多识广的华侨领袖高兴地说：“厦大有进步”，“比其他大学可无逊色”。 嘉庚奖学金、林文庆奖学金、刘树杞奖学金、萨师俊奖学金、中正奖学金及各省教育厅奖学金也先后设立起来，还有热心人在化学系设立匿名奖学金，每年奖励两名学生，每名奖金200元。雪中送炭的奖金对那些清寒好学又学费无着的莘莘学子，无疑是心灵的抚慰。 陈嘉庚和萨本栋一起多方筹措资金，从美国订购了48万元国币的仪器和图书，充实了理工科的实验设备。共拥有实验室31间，可容纳600多名学生同时进行实验。扩充一间图书馆，中外图书超过6万册，中外文杂志超过2万册，常年订阅中外文杂志达257种，报纸29种。在战时的全国各大专院校中，这些硬件是名列前茅的。 尽管要不时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可是同学们惜时如金，学习勤勉，因为他们知道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一位商学院的老校友回忆说：“因为功课关系，我们都是在五点半以前就起床了，绕操场跑上一刻钟，读一两页英文，然后吃早餐。第一节的功课是从6点钟开始的，每节50分钟，文法二院的功课多半是集中在上午的时间，商学院和理工学院则因实验和实习的关系，下午也很忙。没有课的时候，我们总是到阅览厅里去读书看报，在一、二年级的四个学期中，就要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马克思的《资本论》，庞巴维克的《资本肯定论》，和一般的经济学理论书籍，阅读一遍”。 萨本栋校长十分看重基础课教学，他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条：首先，知名教授、专家权威亲自讲授基础课。光谱专家谢玉銘教授刚到任，第一学期就开设5门课，每周25学时。傅鹰教授讲授普通化学，陈子英教授讲授普通生物学，李庆云、周辩明教授英语。朱家炘、黄开禄、洪深、蔡启瑞等知名教授任课都在10学时以上，相当一部分周学时超过20学时。如此豪华的基础课教师阵容，就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亦属罕见。其次，国文、英文、初等微积分三门基础课每周测验一次，以保证根深蒂固。第三，理论课重视感性体验，强调实习和动手。工程画、工厂实习、物理、化学实验都列为必修学分。 与此同时，萨本栋注重对学生通识的培养，要求文科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理工科学生不能没有社会科学知识。学校实行严进严出的原则，每年被淘汰的学生不少。对于毕业生的考试要求也很严格，一般3人中至少有一人不能按时毕业。学校还实行严格的导师制，对学生的学习生活各个方面进行指导，且做记录以便更好地了解每个学生，引导学生的发展。 多难兴邦亦兴校，这所出入于长汀防空洞的大学，形成了“爱国、勤奋、朴实、活跃”的校风，在国难当头中艰难复兴，奋力拓展。1940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举行全国性学业竞赛，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为一年级学生国文、英文、数学三科竞赛；乙类为二、三年级学生各科系主要科目竞赛；丙类为四年级学生毕业论文竞赛。厦大选出参赛生甲类7名，乙类13名、丙类7名。甲类竞赛获奖者1名，乙类获奖者4名，丙类获奖者3名。按获奖人数与经费数评定，厦大名列第一，排在前12名的国立大学还有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四川大学、师范大学，私立大学有岭南大学、东吴大学、复旦大学和省立重庆大学。1941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业竞赛，厦大又有6人得奖，在全国最好的5所名校中再居首位，蝉联全国第一。1943年的联合国论文竞赛和福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辩论会，厦门大学又获得两个第一名。 厦门大学名声大振，东南数省的学子都以能到长汀读厦门大学为荣。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对这所最逼近日军占领区的厦大“困处长汀，辛苦奋斗”，“尤深嘉慰”。 厦门大学在长汀创办了土木工程系、电机工程系，复办了法学院；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全校发展为4学院15个系，教授、副教授94 人，在校生达1044人，是初迁长汀时的5倍，真是一个令后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英国纽凯索大学雷立克教授、美国地质地理学家葛德石、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李约瑟博士等先后来校考察和学术访问，他们对厦大斐然的成绩备极赞扬，都认为“厦门大学是加尔各答以东之第一大学”。 加尔各答(Calcutta)是印度最大的城市，也是东方最大的商业名城之一，加尔各答以东，就是地理学上所说的东亚。换句话说，在这些国际著名的学者看来，设在长汀的厦门大学已经是东亚各国第一大学。
群星璀璨，光耀汀州 民国著名教育家、被誉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与百年清华史上“四大哲人”之一的梅贻琦先生，早在1931年的就职演讲中便道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一振聋发聩的教育名言。萨本栋毕业于清华学堂，美国读完博士又在清华大学任教，对校长的这一论断深为推崇。长汀没有大楼，萨本栋能做的就是请来大师。 来长汀后，萨本栋校长一直把提高教学质量放在第一位。萨本栋调动所有的人脉关系，给自己熟悉的知名学者去信，以求贤若渴的诚意，最大限度地为厦大引聘人才。1941年厦大51名教授中，有47名来自萨本栋的母校清华大学。正是他们，把清华大学勤教勤学的优良风气带到长汀厦大。萨本栋还聘请一大批名家前来长汀担任重要职务：蔡镏生教授代理理学院院长，刘椽任化学系主任，周辨明、余謇、方德值等教授分别任外文系、数学系、生物系主任。 邹文海教授是当时著名的法学专家，受中山大学聘请赴职路过长汀，萨本栋喜出望外，设下酒局要横刀夺爱。席间，萨本栋提出厦门大学的法学急需加强师资，请邹教授务必留下。这让邹文海十分为难，因为他不想失信于中山大学。萨本栋说：“胡步曾拉去我的陈耀庭，我就扣他的邹文海，两不吃亏。”邹文海拗不过萨本栋，加上黄开禄在旁边帮腔，只好辞掉中山大学，留在了长汀。 那是个大师云集长汀的时代，不少学术泰斗、博学鸿儒执教厦大讲坛。在这里，很有必要一一罗列他们的名字，因为此后的长汀，就再也没有这么风光过了。 马寅初，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在长汀为厦大学生的经济学演讲言词诙谐，通俗易懂，引起同学们的极大兴趣。 华罗庚，世界著名数学家，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华罗庚不但来长汀厦门大学讲学，还支持师生成立数理学会。 李四光，著名地质学家，中国地质力学创立者。1941年，李四光先后到川东、鄂西、黔东、桂北、闽西等地考察地质构造和第四纪冰川遗迹。到长汀考察地质时，在厦门大学作学术报告，正式提出“地质力学”这门边缘新学科的命名。 朱家骅，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泰斗、外交界的耆宿，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历任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行政院副院长、教育部部长、交通部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职。朱家骅到长汀讲座，进入厦门大学时，校园冷冷清清，并没有“欢迎如仪”的热闹场面。萨本栋说：“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我们只是把朱先生当成学者。” 王亚南，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资本论》的翻译者。1945年初，王亚南到长汀厦门大学讲学，用《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创造性地分析传统中国经济的运行规律。 卢嘉锡，汀州永定县坎市镇浮山村人，著名化学家。1946年3月，卢嘉锡从美国回国后不久，即到长汀厦门大学校本部任化学系主任。卢嘉锡上课既无讲稿，更无教本，一张小张条记些提要，总是滔滔不绝。 施蛰存，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因创作《春灯》、《周夫人》，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施蛰存在厦门大学教学四年，因住在汀州北山脚下的厦大宿舍，便一直以“北山”为笔名，发表多部著作，如《北山楼诗》。 林庚，著名诗人和文学史家，毕业于清华大学，留校任朱自清助教。1937年至1947年任教于厦大，是厦门苦难与辉煌的见证人。林庚因为上文学史创作了《中国文学史》，这部最具个人创造性和鲜明特点的《中国文学史》出自长汀，长汀很荣幸地拥有学术创新的荣耀。中文系老师还有王梦鸥、虞愚、戴锡樟以及后来一直留在厦大的郑朝宗、黄典诚等名家。 朱保训、张稼益、顾瑞岩、黄中、徐世大、徐人寿、王敬立、罗孝登、刘士毅、方虞、陈世昌、陈清华、方德植、陈烈甫、谷霁光、林榕、肖贞昌、童国琩、李笠……每一个名字我都上网百度搜索一遍，他们都在自己的学术领域获得非凡的成就，他们都在乱世生活在长汀、站在厦门大学的讲台。 厦大师生发起组织了一个“笔会”活动。“笔会”是一个没有组织章程、也没有组织形式的文艺爱好者的组织，提倡以文会友、自由结合、自由创作和定期交流。“笔会”的成员中谁发了文章拿到稿费，谁就请客，吃长汀花生，喝客家米酒，边吃边讨论文学。“笔会”每年端午节都要在校内外举办诗歌朗诵会，醉人的文学氛围培养了一批著名的学者、文艺家，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潘懋元教授、台湾艺术学院姚一苇教授、美国维吉尼亚州“艺苑”创办人朱一雄、书法版画家朱鸣岗教授等人都是当年笔会的活跃分子。 长汀时期，厦门大学共培养出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工程院院士15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1人、大学校长6人，海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企业家数百人，这在当时中国的大学是屈指可数的。物理学家谢希德，地球物理化学专家曾融生，院士艾兴、张启先等精英人物都是在长汀读完厦门大学的。仅一个化学系，厦大在长汀期间就先后培养了李法西（海洋化学家）、邓从豪（量子化学家，院士，山东大学校长）、周绍民（电化学家）、黄保欣（香港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林尚安（高分子化学家、院士）、张存浩（物理化学家，院士）、李联欢（化学家）、张永巽（化学家）等一大批名家。 1945年台湾光复后，一批又一批的厦门大学毕业生从长汀到台湾去发展，成为后来造就台湾经济奇迹的重要人才团队，在台湾光复60年的岁月里，长汀厦门大学台湾校友会始终是台北充满活力的社团！ 从浩瀚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出，他们都把长汀当成第二故乡。这些名人就像天空璀璨的群星，光耀汀州的历史。
尾声：乱世风华，荫泽后代 古代战争曾迫使民族大迁徙，推动文化大流动，大发展。长汀地处福建西部，闽赣边陲要冲，自古人文荟萃，文化昌盛，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长汀，我的父母之邦，这片广袤而富饶的土地，她的每一道沟壑，每一道阡陌，都刻下了客家人勤劳勇敢的烙印。汀江，古老而神秘的客家母亲河，她是苦难和美丽的象征，负载着客家人开天辟地的历史。 宋朝时，汀州城墙周长“五里二百五十步”，开辟六道城门，如此豪华气派，对于小山城来说，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汀江上有十个码头，使汀州成为明清两朝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物资集散的重镇。“上河三千，下河八百”就是当年汀江每天往来运输货船川流不息的写照。这些都无声地证明着当时长汀“阛阓繁阜，不减江、浙中州”的景象。数据表明，长汀被列入文物保护范围的史迹之多，级别之高，位居福建第一，是全国99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以厦门大学为代表，战时迁来长汀的大专院校，为古汀州的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从南昌迁来的中正医学院，是东南各省培训医务人员的学府；从福州迁来的福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是本省首屈一指造就技术人才的学校；国立第一侨民师范学校，学生来自东南七省；址设社下角的入伍生团，为中央军校培训初级军官的机构。闽、赣、粤数省成千上万名莘莘学子负笈远行，慕名涌进汀州古城求学，使长汀的文化面貌焕然一新。东南沿海一些厂商和金融事业机构也相继赴汀谋求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的长汀，成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集中的大后方，繁荣景象极盛一时。那是古城汀州最辉煌的时代。 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之所以有魅力，正是因为有一批在学问和品格上有魅力的大师。清华因梅贻琦、陈寅恪等大师而骄傲；北大因蔡元培、胡适等大师而自豪；南开有张伯苓、陈省身等大师而辉煌；浙大有竺可桢、钱三强等大师而传世；厦门大学能立足于山城，发展于乱世，正是因为有了萨本栋等一批大师在长汀披荆斩棘、呕心沥血、竭诚奉献、以身垂范。 萨本栋的祖上是元朝大诗人萨都剌；叔公萨镇冰参加过中日甲午海战，由晚清入民国期间历任北洋政府海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萨本栋的父亲萨福绥，日本高等师范毕业，历任福建华侨学校校长、福建教育司视学、北京侨务局参事等职，终身为民族的崛起而奋斗；萨师俊是萨本栋的堂兄弟，1938年10月24日，中山舰在武汉会战中与敌机激战，最终被日军炸沉，阵亡的25英烈中，就有舰长萨师俊等20名闽籍将士。 福州安泰河沿榕树掩映的朱紫坊22号，大门口挂三块牌子：“萨镇冰故居”、“萨本栋故居”和“萨师俊故居”，朱红大字提示仰视这座大宅院的人们，这是一门忠烈。 萨本栋1902年出生于福建闽侯，1922年清华学堂毕业后被选派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获麻省伍斯特工学院博士学位。萨本栋在美国期间，写了一本有关电力网络理论的专著《电路分析》，是驻美大使胡适联系出版的。出版商抱歉地告诉胡适，这本书卖不动，只能印400本。胡适说：“400本够了，萨本栋的书全世界只有七个人能看懂。”可见，萨本栋的理论研究已步入世界前列。 1928年，萨本栋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萨本栋酷爱体育运动，是清华大学的网球高手，腰杆挺拔、体格健壮。1929年冰心结婚时，萨本栋和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后为美国驻华大使）是男傧相，从照片上看，萨本栋风度翩翩健康潇洒。研究这一段历史后我发现，萨本栋是在长汀累死的。 萨本栋饮食简易、衣着俭朴，经常穿布质中山装、脚穿球鞋在校内奔忙，新来的同学往往以为是工友园丁。萨本栋身为校长，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特殊的地方，校务的繁忙程度可想而知。可是萨本栋始终坚持亲自为学生授课，最多的一学期开设了初等微积分、电工原理、交流电路、交流电机、无线电5门课，每周都超过20个课时，是所有教师中课时最多的。 如此繁重的劳动，却得不到应有的营养补给。自己的工资不能足领，夫人在学校做义工不能领工资，还要养两个孩子，并且经常叫学生来家里吃饭，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仓颉庙周边有空地，萨夫人勤俭持家，利用空地种菜，一家四口才得以果腹。长期的劳累过度使萨本栋患有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到1943年朋友们见到萨本栋时，已是“面色苍白，弯腰驼背，拄着拐杖。”没多久，拐杖掉地上，萨本栋已经不能俯身拾起，校医吴金声博士特制了一件铁衫，让校长能撑腰上课。萨本栋不愿因为自己拉下学生的功课，实在走不动，就把学生请到家里来上课，病痛使他汗流浃背，板书写得歪歪斜斜。 1944年8月，萨本栋终于病倒，不得不向教育部提出辞呈。9月，教育部批准萨本栋的辞呈，任命理学院院长汪德耀为国立厦门大学校长。 萨本栋离开长汀到美国治病，长汀各界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大家都盼望这位上可摩天下可接地的校长早日归来，厦门大学需要他，长汀需要他。 在美国的加州医院，医生们发现萨本栋的胃都是癌细胞，他的病，完全是被工作耽误的。可是萨本栋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病，是厦门大学的未来，是中国科技的发展。他留下遗嘱，要把器官捐给国内科研机构。萨本栋的病情时好时坏，此间，他的职务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物理研究所长，英国、美国讲学治疗四年半之后，在旧金山逝世，年仅47岁。 1945年8月16日，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这一特大喜讯，犹如平地一声惊雷，顷刻传遍汀州古城内外。到处是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大街小巷的锣鼓声此起彼伏，人人扬眉吐气、喜气洋洋。厦大师生敲着脸盆、喊着口号奔向街头、跳跃欢呼。 狂欢过后，全校师生都在想同一个问题：日本人投降了，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厦门呢？ 1945年12月，汪德耀校长赶到厦门察看校址，查明原化学大楼、生物大楼、女生宿舍笃行楼、兼爱楼、白城教工宿舍26座，还有发电厂、膳厅、医院等，全部夷为平地。连梁木砖石，都被日军运去作防御工事，校园一片废墟。只有群贤楼群做些修理还可使用，但被国军用作关押日本俘虏的场所。 学校于是决定二～四年级学生仍在长汀待一年，一年级新生先在鼓浪屿上课。校方与英华中学协商，借用部分教室，又借到田尾小学部分校舍。汪校长带领复员处的工作人员四处奔走，征得日本总领事馆、日本博爱医院、八卦楼和日本小学等处为厦大校产，让一年级新生在鼓浪屿能够正式上课。 1946年2月，日本俘虏从厦大撤走。6月底，群贤、集美、同安、博学、囊萤、映雪等楼修缮工程相继完成。长汀校本部积极准备迁回厦门，大部分图书、仪器设备已装箱待运。当时，厦门与内地交通极为不便，长汀通往漳州的公路只修复到水潮。学校决定一路分三段：长汀到水潮，公路498华里；第二段水路：水潮到漳州，水路120华里。第三段转入海程：漳州到厦门，90华里。 1946年秋收季节，厦大将大量房产、家具、课桌和部分仪器分赠给长汀中小学等25个单位，师生全部返回厦门上课。厦门大学与古汀州的联手戏就此落下帷幕。 厦大辉煌成就的取得，离不开长汀人民的无私奉献；厦大在汀期间，先后招考录取汀籍学生一百多名，为长汀培养了各类人才。厦门大学没有围墙，与市民的松散杂处给长汀带来人气和文气；长汀水东街、中山公园、北山北极阁、朝斗岩、梅林令厦大师生流连忘返，汀江也是师生游泳的好去处。一位老校友深情地回忆：“龙山在城的北部，毗邻厦大校址，上面有个北极楼，从那里可以坐看长汀全境……”厦大与长汀已是水乳交融。长汀的父老乡亲怎么舍得厦大师生离开，整整9年哪，就算是块石头也抱热了，更何况是一帮朝气蓬勃的热血青年。长汀没有什么可送的，就送一片心意吧，社会各界定做一块大匾额，雕刻“南方之强”四个大字送给离别的厦大。 这就是厦门大学“南强”的来历，这个传扬四海至今的最高荣誉不是政府颁发的，也不是什么权威机构评选的，是长汀的老百姓给的。每每想到这一点，我的心里都会涌起一股温情。是啊，众口铄金，人世间有什么奖杯比民众的口碑来得铿锵响亮？ 可是，父老乡亲的热情、汀州古城的魅力留不住厦门大学，好比鸟巢留不住雄鹰、水塘留不住蛟龙。汀州的客家祖地啊，春雷打过、野火烧过，羊角花层层飘落过；祖先耕过、敌人炸过、大师曾经携手过。作为后人的我们，只要有心，就能在长汀的古迹史料中发现大师们当年的踪迹。 这些人，年代越久远，形象越清晰，我们越容易从芸芸众生中将他们识别出来，因为他们有理想有担当，迥异于蝇营狗苟的庸俗。他们在困苦中依然“幻想于一条清洁的小河”的干净明朗的诗意，他们止于至善、自强不息的乱世风华，体现一代纯粹的典型知识分子的浪漫情怀，必将荫泽后代，成为永恒的楷模。
本文史料及图片来自厦门大学档案馆、厦门大学校史展览馆、厦门大学在长汀陈列室、《厦大校史资料第二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长汀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萨本栋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萨本栋博士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民国著名大学校长》（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抗战时期的厦门大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郑启五的博客，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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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4 21:4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