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性灵与风骨 （唐宝洪）

客家老练

文人的性灵与风骨

唐宝洪   

挚友，是人生的一大财富。挚友的作品，我向来是一睹为快。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夜深人静之际，我娴静地阅读挚友曾纪鑫新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晚明风骨·袁宏道传》，内心的波澜一次又一次激荡，并溢出一圈圈的涟漪。读完全书，有两个字眼一次又一次叩打我的心灵，即性灵与风骨。

    文学家也是常人，也食人间烟火，而并非神胎仙骨，也没有住在空中楼阁，因而也得面对人世间的一切俗务，面对功名富贵的诱惑，面临贫病顿挫的折磨。在诱惑与折磨面前，文人能活得洒脱么?答案是肯定的，就以袁宏道为例吧。

    袁宏道，湖北公安县人，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之一，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石头道人、空空居土。他为官清正廉洁，从不妄取他人一钱，死后身边仅有30两银子，连后事都是靠亲友借钱当物来操办；他惩治奸吏诈胥毫不留情，而又讲究策略，每逢民生社稷的关键时刻，他总挺身而出，为民请命，为国效劳，既惩办了恶人，又让自己毫发无损；他超然物外，在吴县县令任上及在吏部任职期间都显露了卓越的才干，精通生存策略与处世艺术，游刃有余，却无意于仕途经济，多次请辞官职或请长假隐居于山水之间。一介文人，虽体质孱弱，但铁骨铮铮，在袁宏道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正直、无私、无畏、博爱的一面。

    《晚明风骨·袁宏道传》里的袁宏道又是一个性情中人，正如作者所言，他广交天下名士，极重友情，不视金钱如粪土，但常慷慨解囊接济他人，颇有大丈夫的气度；他总以善意的目光看人、看物，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计较他人过失；他酒量不大，饮时大呼小叫，兴之所至，通宵达旦，但不嗜酒酗，而且精于品酒；他遇喜则大欢大笑，遇悲则大恸大哭，毫不掩饰个人的喜怒哀乐；他极爱读书，读到会心之处，哪怕深更半夜，也要大声呼叫而把仆人从梦中惊醒；他茶道高深，善品茶，能明确分辨各种名茶的细微差别；他喜欢游历，纵情山水，常于游历、唱酬之间妙语连珠，令人捧腹大笑；他一生勤勉于著述，但又生就“懒癖”，发起懒来什么事都不想做；他禅学造诣极高，常参禅悟道，不入世，也不出世，更不玩世，而是采取适世而称心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因而颇有节制，既无李贽的偏执孤傲，也无徐渭的怪诞狂放，为人既豁达又严谨，既非道貌岸然、迂腐酸朽，又非放浪行骸，狂荡不羁。

    通读《晚明风骨·袁宏道传》，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文人活灵活现地立在了我的面前，令我觉得可亲、可爱、可敬、可信。在中国文学史上，铁骨铮铮的文人比比皆是，如屈原、司马迁、建安七子、陈子昂、李白、辛弃疾、陆游、方孝儒、李贽、顾炎武、鲁迅、郁达夫、闻一多、老舍、傅雷……在这些文人中，他们的人生际遇，绝大多数都是悲剧，有的甚至自杀或被杀，称不上“洒脱”两字。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人都有两面性，就以李白来说，他曾戏弄权倾朝野的高力士，却也曾为博取唐玄宗的欢心而写下赞美杨贵妃的诗句，甚至还为博取荆州刺史的青睐而肉麻地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与上述这些文人相比，袁宏道好比是“凡间仙，世中佛，无律度的孔子”，既独善其身，彰显个性，追求自我，又自然而随意，散淡而豁达。如此人生，不亦乐乎?

    袁宏道对中国文学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所领导的“公安派”不仅开创了一代新的文风，主宰着当时的文坛，对后世对包括日本、朝鲜等国在内的亚洲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所提倡的“性灵说”，备受陈独秀、胡适、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刘半农、钱玄同、刘大杰等人的推崇；他的文学主张及留存下来的300多万字文学作品，经过400多年时间的检验与淘洗，已积淀为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可惜，天妒英才，他仅活了43岁。袁宏道短暂的人生，在晚明那政治腐朽的晦暗舞台，无疑是让人为之欣喜的一抺亮色。

    国人的世俗眼光，常以仕途经济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偏爱权势显赫的政治家、军事家，偏爱富甲一方的工商巨子。而袁宏道以文学知名于世，因而生前不显赫，死后也没引人瞩目的哀荣，故生也寂寞，死也寂寞。其实，袁宏道颇有从政才能，如果刻意经营官场的话，在仕途上极有可能飞黄腾达，但他对当官从政深恶痛绝，而选择了艰难寂寞的从文之路。古来圣贤皆寂寞，古代如此，今也如此。文学是一项天才性的独创事业，袁宏道以其文学成就为公安县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人物，他生前熟谙生存策略与处世之道，游离于党争、是非之外，死后其坟墓却在“破四旧”的声浪中开棺暴骨，这，不仅是一个中国文人的悲哀，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晚清风骨·袁宏道传》的作者曾纪鑫，生于公安，长于公安，且在公安工作多年，他的文学起步在家乡公安，其人其文深深浸淫着袁宏道的性灵与风骨，他对家乡名人袁宏道极为推崇，但他在传记中没有拔高袁宏道，而且不为尊者讳，指出袁宏道也有晚明士大夫那种纳妾、狎妓、好娈童陋俗，还指出袁宏道为文不足的一面：袁宏道一生没有大起大落，其诗文缺少大气魄、大景象，且过度追求“性灵”，文字虽灵动飘逸，但内涵没有深掘，有些作品也就显得直白浅露，达不到深刻、深远的那种境地。当今文坛，不少作家写人物传记要么拔高传主，要么掩饰传主的过失、缺陷，为何如此?不外乎是权势和金钱在作祟。在权势和金钱面前，这些作家直不起腰来，丧失了文人应有的风骨，只能“跪”着写作。这，是当今文坛的悲哀。

    文人没有风骨，其作品很难立起来。文人过于入世，过于出世，或玩世不恭，或与社会格格不入，那么，其人生要么太俗气，要么迷失于纸醉金迷之中，要么为这个社会所不容。既保持应有的风骨，又做个性情中人，如此人生，是文人最佳的选择!

(《晚明风骨·袁宏道传》，曾纪鑫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