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气——俞大猷的汀江踪迹（练建安）

客家老练

剑气——俞大猷的汀江踪迹

练建安

读易轩

行走汀江流域，我总能感觉到一种剑气。这种剑气，当然有威加予敌的杀气，但对于一方山水黎民百姓，似乎更多的是脉脉温情，对于一位身怀利器的仁者而言，活人之剑为剑。活人，使人活也。那么，剑气呢？

我要说的剑气和俞大猷有关。

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俞大猷来到了汀州。

《明史?列传》记载“大猷辞归，伯温用为汀漳守备，莅武平，作读易轩，与诸生为文会，而日教武士击剑。”

俞大猷（1504—1580），字志辅，号虚江，泉州人，是明嘉庆年间与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时人评价说“继光如虎，大猷如龙”。他们并肩转战东南，全歼猖獗多时的倭寇，“几无噍类”。《明史?人物传》对这两位中华名将也进行了一番比较，说“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不敢不用命，与大猷均为名将，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大猷老将务持重，继光则飙发电举，屡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

时为汀漳守备的俞大猷，驻守于武平千户所。

武平千户所简称武所，位于闽粤赣边崇山峻岭之间的武溪河畔，距今武平县城西南方约5公里，也称武溪里。在公元994年即宋淳化五年武平与上杭同时由场升县之前，此地是武平场的所在。

武平千户所设立于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隶属福建行都司汀州卫。在明卫所制五军都督府中，又属前军都督府，驻军为1150员。乡间传说，有朱元璋“不怕吃毛猪肉”的“十八将军”与“十八副将”驻守在这个地方。

武所筑有老城、新城、片月城，三城勾连，城高而厚。

俞大猷来武所后，进行了大战前的养精蓄锐。当时的国内军事形势是北有俺答骑兵集群的侵扰，东南沿海时闻倭寇打家劫舍蠢动海间。俞大猷建了一座读易轩，和武平的诸生吟诗作对，同时训练他们的武艺。

名将的第一战

俞大猷在武所迎来了他生平的第一战。俞大猷的第一战和武溪河有关。

武溪河也称石窟河，发源于武平梁野山麓流经广东蕉岭平远注入梅江而韩江入海，水势愈流愈阔大，舟楫往来，货物转输周边。一位叫康老的海贼股匪三百余人不时溯河而上剽窃船运，于是俞大猷挥师将这股祸患剿灭了。《明史》记载说：“连破海贼康老，俘斩三百余人。”

俞大猷为将持重，用兵如神，善后却非常仁慈宽厚，大有儒将之风，这“俘斩三百余人”，从词义上看，“俘”的份量更重一些。《明史》记载说，俞大猷讨“广东饶平贼”时，连破张琏“贼”，“捣其巢”，却“散余党二万，不戮一人”。读史至此，我异常感动。

破海贼康老一战，使广东方面深为触动，现在我们不知道广东方面是如何进行官场运作的，《明史》的记载是其结果“（俞大猷）擢署都指挥佥事，佥书广东都司。”

不管怎么说，武所武溪里这个地方，是俞大猷迈向中华名将的一个坚定的起点。他走了，带走了一批可堪造就的年轻勇士，我的同族前辈练弘就在这一行列之中。

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俞大猷命令练弘领兵平息上杭溪南叛乱，练弘领兵直捣其巢穴，一战克敌。十二年后，练弘的儿子练廷相从军杭倭，次年冬，“县选廷相统义民罗勋等领兵赴战。兵驻南安，适遇生倭蜂集，遂卒众挺身力战，孤军无援，矢尽失道赴水死。”（《武平县志?人物志》）。武平县为此在南门外教场前左建了一座世忠祠，碑记说：“公挺身率众，血战三日，杀倭数万，追逐入海水战，尽忠而死。”碑记极言武平英雄的英勇，“杀倭数万”却未免夸大其词了。

据当地文史专家考证，读易轩故址在武平千户所（今中山镇）老城东北陬守备行司中，即今日中山镇政府大院内，至今已无迹可寻。前些年，我又一次来到古镇，见老城“迎恩门”上耸立两根残缺石柱，有楹联题刻，四周芳草凄凄，高处眺望，一览全城，一排排黑瓦屋顶依次展开，远处群山起伏而溪河似飘带蜿蜒南去。直觉告诉我，雄才大略的俞大猷构筑的读易轩，一定会选择在这样视野开阔的位置，因为，他的心，在遥远的海疆。

抚馆城与河头城

汀江南流至上杭，沿途接纳濯田溪、旧县河、桃澜溪，江阔波平，出上杭城后，山势陡险，收束江水，激浪翻涌，险滩处处，黄潭河、永定河途中汇入，弯曲水路130里，就到了峰市。

舟船到峰市，就此停泊。峰市以下，落差加大，更有十余里巨石大礁，但见激流翻卷，吼声震天，山鸣谷应。因江流卷雪，恰似团团棉絮，故得名“棉花滩”。

“棉花滩”名看似温柔，实则险象环生，是汀江下行及韩江上行船只的绝境。绝境的两端，一为福建永定峰市，一为广东大埔石市。上行船只货物，到峰市停泊，肩挑上岸沿山路运往10里外的石市，再装船顺流而下；而溯韩江而上的船运货物，也由石市上岸，肩挑峰市再装船上行。

峰市与石市，一上一下，一高一低，成为汀江下游的两点重要码头货物中转站或说重要集镇。

汀江航运通行，非一朝一夕之功，而唐宋以来客家民系在汀江流域形成后，汀江成为依托河流的河域文明的水上通道，几乎可以肯定，南宋长汀县令宋慈（1186—1249）奏请改闽西赣南食用“福盐”为“潮盐”后，汀江水路关乎闽赣民生甚巨，行政权力有组织地疏浚汀江后，航运日见繁盛。

“未有峰市，先有两城。”考量某一地域的发展史，当地民谚常有“未有某某，先有某某”的句式，这一句式犹如“八景”一样令人感觉流俗而又精准而难以回避。

峰市之前的“两城”为“抚馆城”与“河头城”。

“潮盐”之兴，河道疏浚，既便利于当地财税及民生，也便利于海盗山寇剪经打劫挺而走险。连绵的闽粤赣崇山峻岭“向为盗薮”（《上杭县志?古迹志》），那么，在汀江流域险要处筑城驻兵，就显得极为必要了。

惯于吟诗作对的汀州地方官徐中行当然不仅仅是一介书生，他对汀江可以肯定下了一番研究工夫，那时，他的目光似乎一下子盯住了闽粤交界处的“棉花滩”上端，当时仅仅是上杭“溪南第三图”俗名“硿头”的峰头。他计划在这里建立一个机构，驻兵护航抚民。

民国《上杭县志》卷十七《武备志》说：“邑之南百三十里为溪南第三图，界粤之大埔。当大埔未设县之先，本绕平辖境，南抵绕平县治二百八十里。嘉靖五年，以其地荒僻旷远，溪洞险阻，盗贼往往蟠结于此，始分立大埔县，杭亦旋有抚民馆之设，始于嘉靖三十七年，巡道王时槐既平溪南之盗，因于中心坪筑成抚民馆，以本府捕盗通判一员统兵百名防守，迁永定之兴化司于硿头，隶上杭。万历四年又筑公馆城于溪南三图之河头坪，迁回兴化司于丰稔寺。”

《上杭县志》对“抚馆城”之设，有些遗漏。事实上，提请建城者，正是汀州知府徐中行，王时槐作为兵备道，事关兵戎战事，上奏朝廷获准。在实施建城的过程中，徐中行派遣了一位他信任的能吏长汀县典史王相专责此事。

王相督建的这座城“周一百七十二丈，高一丈六尺，北门一，中建公馆，左右兵房各五，城内官房七所，民房六所”。这座城叫“抚民馆城”，当地人简称“抚馆城”，又叫做“武衙”。城后主峰制高点，筑有土寨，遣兵勇驻守。

18年后，即明万历四年，抚馆城辖地升格为上杭县分县，直属汀州府。当时的兵备道派通判潘侃等在河头坪建筑分县县城。“城周四百八十七丈，高一丈八尺，东西南门三，北为水门，中建府县公馆凡三，城内民房二十四所，茅店三十五间，城外兵房四十间，校场在河背夫子山。”（《永定县志?城市志》）。这座峰市的第二座城叫做“文衙”、又叫“河头城”。

从中可以看出，“河头城”比“抚馆城”扩大了将近三倍，高度也由“一丈六尺”增到“一丈八尺”。如此高度，且依山傍水，在冷兵器时期，可说是易守难攻了。

在峰市繁华之时，常日停泊200多船，每船载物约2000公斤，数百名装卸工卸下货物，由上千名挑夫运往10里外的石市装船下运，而石市挑夫则担货上行。于是山路崎岖，挑夫络绎，终日不断。

入夜，峰市万点灯火，远望，如浮动天边的“光明之城”。

参将俞大猷尝至上下水诸寨

时光拨转到大明的嘉靖年间，在峰市，我们又遇见了俞大猷。

郭造卿的《闽中兵粮议》记载说，“惟三图百余年无秋冬不啸聚，屡扑而不驯服。其山林险密，犹异他区，邻省山寇共推之为主耳。参将俞大猷尝至上下水诸寨。”

俞大猷，字志辅，号虚江，晋江人，是名列中华史册的抗倭名将。《明史?列传》说：“大猷负奇节，以古贤豪自期。其用兵，先计后战，不贪近功。忠诚许国，老而弥笃。”俞大猷与闽西的缘份，上文《读易轩》已有详述。《明史?列传》记载，俞大猷于嘉靖二十一年 （公元1546年）“连破海贼康老”，其后，离开了武平千户所。离开之时，我们假定也在同一年，那么，二十年后，即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6年），俞大猷重新回到了闽西，与他首战告捷从而走上名将之路的地方也就是几山之隔。此时的俞大猷已经是身经百战，俞家军破倭破贼，几乎战无不胜，扬名天下。那些年，上级将纵敌之责转嫁于俞大猷，俞大猷身陷囹圄，幸有好友陆炳买通权臣严世藩，俞大猷得以出狱效命边塞。在大同边塞，俞大猷发明了一种武器——独轮车拒敌马。这种武器很快得到了实战的验证，俞大猷和大同巡抚李文进曾经以“车”百辆，步骑三千，在安银堡大败来犯之敌。此后，俞大猷又在板升、广武打了几个胜仗，朝廷“许除罪录用”，这时，镇旱（上?下旱）有警，川湖总督黄光升推荐俞大猷出任镇旱（上?下旱）参将。

俞大猷能征善战，成了大明王朝的“救火队员”。

终于，俞大猷又将重返闽西。

《明史》记载道：“广东饶平贼张琏数攻陷城邑，积年不能平。四十年七月，诏移大猷南赣，合闽、广兵讨之。”

俞大猷抓住张琏率军远出的战机，秘密快速率大军直捣贼巢，攻其必救，又诱敌出战，截其后路，一举破敌。

解决了朝廷的积年大患，俞大猷又有了一次升迁的机会。《明史》记载说：“擢副总兵，协守南赣、汀、漳、惠、潮诸郡。”

应该就在这段时期，俞大猷详细考察了峰市的山川地理并为当地百姓做了一些好事。

汀江自北而南纵贯峰市，东岸有河头村，西岸村落星散于上水、下水北南两溪。上为北，下为南，所以北溪为上水，南溪为下水。两水均发源于广东嘉应州境内。下水自鲜水隘到汀江边，沿途30里有黄寨、寨头、忠信、信美四个村落；上水蜿蜒曲折有河头、三十、桃泉、高山、长仙、泥角、大园、书岭、俄生九个村落。上水下水的十个村落都封闭在山间小盆地内，“山深路远，地险林密”，只要守住水口，就可结寨自保。

所谓的“山高皇帝远”，这些朝廷鞭长莫及的地方既有可能遭受匪患，也可能成为“土匪的窝点”。

俞大猷在《正气堂集》卷十三《议添设松源县志》中，明确地认定这些地方，就是“贼巢”。他写道：“惟东北一带，龟浆、松源等处贼巢，与大埔之铲坑、杉塘、看牛坪等贼巢，上杭之三图上、下水等贼巢相连，每每朋合为乱，上杭、武平二县乃其出没之区，福建、江西则其流毒之地也。”这一带特别是广东程乡县“其地北接福建武平县，西北接江西安远县，西接广东兴宁县，东北接广东大埔县，及福建上杭县，南接广东揭阳县。周围延袤千有余里，径过三百余里，且重山叠嶂，深径丛林错杂其间，足以藏奸而伏匿。每数十年必一大乱，每一大乱必动数省之兵征之数次，乃得荡平。”

面对“贼巢”，俞大猷由当如何？史料明确记载，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九月二十五日，俞大猷“单骑亲至其地宣谕军门威令。”

农历九月，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汀江两岸正枫叶似火，而山间盆地，梯田层层，稻谷金黄。

俞大猷单骑走入山谷，马蹄声敲在山间的石砌路上，嗒嗒有声。想来，在茂密的丛林间，有无数支利箭随着俞大猷身影的移动而移动，而俞大猷依旧是那样的镇定自若。他的出现，似乎只是郊行欣赏秋日的山景。

明了俞大将军征战史的人都知道，俞大猷单骑制敌，已经不止一次了。

《明史》记载说：

新兴恩平峒贼谭元清等屡叛，总督欧阳必进以属大猷。乃令良民自为守，而亲率数人遍诣贼峒，晓以祸福，且教之击剑，贼骇服。有苏青蛇者，力格猛虎，大猷绐斩之，贼益惊。乃诣何老猫峒，令归民侵田，而招降渠魁数辈。二邑以宁。

连力格猛虎者俞大猷都可以轻易于贼窝中擒杀，可见其胆识武功是何等的厉害。俞大猷的剑术，可以让桀骜不驯的“众贼”骇服，那么，这种剑术，一定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俞大猷年少时拜江南武学名家李良钦习荆楚长剑法，学成，几近天下无敌。史载，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俞大猷曾取道少林寺，观僧人棍术，不以为然，他说：“此寺以剑技名天下，乃传久而讹，其诀尽失矣。”于是从中挑选“少有勇力者二人，一名宗擎，一名普从，随往南征。三载之间，谆谆示之，皆得其真诀。”这就是俞大猷返传少林寺武艺的典故。俞大猷的剑术，其实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剑术，而是棍术。他收入《正气堂集》中的《剑经》实则为棍术。同为抗倭名将的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对《剑经》有高度评价：

向见总戎俞公，以棍示余，其妙处已备载《剑经》内，逐合注明，无容再赘。其最妙者，只在一得手之后便一拿一戳，如转圆石于万仞之山，再无住歇。彼虽习艺胜我几倍，一失势便无再复之隙，虽有师家，一败永不可返矣。不唯棍法，虽长枪各色之器械，俱当此法也。近以此法教长枪，收明效，极妙极妙！

有道是“艺高人胆大”，更何况背后是俞家军大军压境，严阵以待？俞大猷此番前往峰市的几个沿江村落，想必是无惊无险，如闲庭信步。

这位俞总兵非但惯于征战，看来还擅长堪舆之术。当他进入下水诸村时，感叹高山之间来水直泻，坏了右手脉门风水，以致于此地人不知书识礼不通文墨。在他看来，此地大兴儒学为当务之急，水口取其意为孔门。水口村原名篁竹寨，遂改名忠信村，意为笃行孔孟之道，忠心仁义。

俞大猷在忠信村，建案岗书院。这一书院，建于一处形似书案的山坡上，是峰市最早的书院。书院旁有“八角宫”，供奉文昌帝君与魁星大帝。

案岗书院书香绵延，清康熙年间宁化理学家雷宏 、乾隆年间闽侯名士邱振芳均在此授徒，出了葛奏凯等四名举人和数十名秀才，成为峰市著名的人文秀区。

继案岗书院后，乾隆十八年（公元1754年）河头城建有峰市义学，此即后来的双峰书院。书院以外，上水、下水分别有鳌山文倌、连山文倌，而各村均有家塾、书屋、山房别业、精舍草堂、蒙馆、经馆，朗朗书声应和着远处的滔滔江水，不舍昼夜。

龙湖形成后，盛极一时的双峰书院已长埋水底，而案岗书院却依旧卓然独立于半山腰上，默默无语。身后是历经四个多世纪的辉煌与沧桑。

上疏建三图县

王阳明曾在赣南蛮荒之地发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感叹。俞大猷在峰市上水、下水大兴儒学教化乡民正体现了他“破心中贼”的远见卓识，与之相匹配的，是他上疏建县之举。

明代溪南原有五图，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设立永定县时，除第三图仍属上杭外，其余四图划归永定县管辖。三图与上杭来苏里（今中都、下都）等同贴近汀江，仍属上杭自有其中道理。然而三图处闽粤交界、距离县城颇远，于是成了山寇出没之地。“惟福建汀州府上杭县溪南三图之贼，则百余年来无一年秋冬之间不啸聚，一二千人出外行劫。略经扑杀而不能驯服向化，故闽广山寇共推此贼为宗祖，其余皆效尤之流裔者也。”这一段引文出自俞大猷《正气堂集》〉卷十三《添设上杭三图县志》。仔细推敲，这些贼寇的身份大为可疑，秋冬啸聚之时，正是汀江流域农闲之时，而官府的“扑杀”目的在于“驯服向化”，那么，深谙仁恕之道的俞大猷所指的“贼寇”，多数人当有另一重身份，此即山民。毋庸讳言，“出则为匪，入则为民”，正是汀江流域许多客家乡村一度时期的非正常生存状态。

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设立的抚民馆城，规模不大，作用也就很有限了。因此，设立县治很有必要，俞大猷说：“夫政必久，然后能易其俗，民必亲然后能道之善。惟县令乃可望有此尔。”这一段话，要旨是说明县级政权的重要性。但是，要将当地山民“易其俗”、“道之善”，潜台词却是此地人性与风俗有恶与粗陋的一面，武力难以根绝“啸聚”源流。

也就在这个时候，本地百姓温、胡、李、童诸姓七十三户联名状告匪患，要求设县。

鉴于形势，顺应民意，之所以煞费苦心上疏言事，盖因为三图此地，实在是闽粤边“重中之重”、“险中之险”之地。百战将军俞大猷考察山川地势，向来精准，不会看走眼。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年，俞大猷草拟《添设上杭三图县志》上疏漳南道陆北川，陆即以此为蓝本以《俯顺民情添设县治以绝盗源疏》上奏朝廷（明经世文编卷三一四《陆北川奏疏》）。

俞大猷认为，“故论设县以安地方则此为当设之最急，论绝三省盗源则此方盗源当绝之最先也；再照上杭县冲要之地，原有四十里，今割三里，恐答应不敷，查得长汀县现有五十九里，合是拨附近上杭之平源、丹溪等图二三里凑补，遮为均平。”这段分析其实是讲一个意思，上杭割出三图设县，差额由大县长汀临近上杭的平源、丹溪等地补齐。在俞大猷的规划中，三图县的大致范围是上杭来苏三图一里、来苏四图一里、溪南三图一里、永定溪南一图一里、溪南四图一里，“以上共割五里计共人丁二千三百二十丁，计共官民米一千五百四十九石斗三升三合，设为一县。”设县城的具体地点。俞大猷也给选好了，这就是“地势宽广，山溪怀抱，堪筑县城就近抚治”的河头坪。

因上杭、永定两县不愿割地，“有司又以扰民为词”，三图设县的计划没有成功。俞大猷与陆北川白费了一番力气。我想，当他们规划三图时，难道没有考虑到人少地狭粮少的因素吗？

三图县没有搞成，而抚民馆、河头馆两城却很好地发挥了防堵粤寇上溯扰乱汀州府的作用，汀江入韩江水运，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史书记载说，明朝万历年间，武平营兵、上杭营兵七十名曾戍守此地。崇祯后，巡道顾元镜与上杭知县陈正中“以三图民狎险为乱，宜募为兵，使之勇于公战，后得百人充之营兵，乃撤戍。”

到了清朝，闽西赣南人口增加、经济发展，汀江水运更趋繁忙。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22年），上杭县丞公署“奉文移驻峰市”，193年后的民国四年，裁撤县丞。这一期间，峰市建置相当于分县，民间干脆直呼为“峰市分县”。

上文说俞大猷精于堪舆之术，或许，他看出了峰市作为一个县城的气象。也不知峰市的那一道山势“龙脉”遭到了“毁损”，峰市最终不过在满清的龙旗下存续了近二个世纪的“分县”迷梦。可谁又能料到，峰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迎来最终极的繁华之后，突然在一夜之间，永远沉入了浩淼的水底。

作者：练建安

单位：福建省文联《福建文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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